谢谢胡舒立主编，还有《财经》杂志邀请我来参加这次非常盛大的会议。我来到中国，就发现自己是来学习的，而不是来教中国人怎么做事情的，尤其在国企改革方面。因为中国的国企改革不断涌现出来，是值得我们外国人仔细研究的。在这里我跟大家讲一讲欧洲方面的经验。

　　我的题目是国企可以进行结构重组。这好象非常有争议性，有的人不赞成这种观点，东欧国家刚进行转型时，这个观点也备受争议。当时他们一味想的是私有化、私有化，为什么我说国企是可以走结构调整这条道路，而不一定非走私有化的道路？这里有非常多的理由。我们经典的看法，就是转型期国家的政府治理不合理，市场经济不成熟。但如果光把企业私有化，不见得能够提高它的效率，不一定是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因为你还需要有法制，而且很多时候这些转型国家的市场根本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比如一个转型国家的金融制度尚未做好准备，不能很好地促进经济发展。如果匆匆地进行私有化，你往往发现它所带来的利润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高。在中国，如果真正私有化，政治阻力也非常大，因为这些国企下面可能养着几十万或者几百万的员工，真正私有化，很多人会失业。所以，要对国企进行结构调整就提到议程上来了，它也是一条很有前途的道路，往往可能比私有化更复杂一些。

　　我们最近做了一项企业调查，这项调查获得了世界银行和欧洲复兴银行的资助。我们希望了解从90年代中期到今天，一些重要转型国家的国企改革道路走到了哪一步。这些转型国家，其经济增长速度都挺高，甚至比中国还要高，在中欧、南欧、前苏联等地方。

　　调查发现，私有化企业或者新私有化的企业和外国企业，他们增长不是那么高。为什么国有企业在销售量增长方面远远快于私有企业和外国企业呢？首先因为国有企业在转型过程中没有那么多的制约了，他们很可能跟官方有什么特殊交易，这都会影响到企业的成长，如果约束比较少的话，很显然企业可以成长得更快，因为这涉及到宏观经济，这也是从管理层来考虑他面临的约束多不多。当然私营企业要做更多拉拢人心的工作，他要行贿受贿，总的来说，行贿率已经是下降了，但私有企业比国有企业花在行贿上的钱肯定是更多的，这是不利之处。国有企业改革治理方面也取得了很多进展，使得它的盈利性、销售量在上升，现在国企内部也越来越讲规矩，越来越讲纪律。还有就是对商业环境的看法，大多数转型国家的经商环境都有了很大的改善。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有了竞争的推动，使得国企现在也不敢裹足不前了，国企如果面临着竞争的挑战，他们也会非常有动力，这些就是东欧和中欧的经验。当然，你可能会说这也是过渡期间的现象。我可以把瑞典的经验介绍一下。瑞典国内工业总产值25％都来自于国企的，瑞典国企在上市方面、结构调整方面都有很多成功典范，但瑞典国企也有失败的经历，过去五年，瑞典都在努力改革国企治理结构。不要小看他们，企业的业绩和治理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我觉得在企业讲治理，最好只有唯一的目标，最好跟监管分割开来，国企的治理要提高透明度，什么事情都要放在阳光之下去展示，让人知道里面有什么冲突和矛盾。我觉得国企是可以走结构调整道路的，因为不能什么时候都讲私有化，不管是私有化还是国企结构调整的成功，都取决于政府的功能能否调整过来，有没有很好的资本市场，有没有法制，有没有很好的企业文化，就像吴敬琏先生所说的最重要的是政府自己要革自己的命，这才是真正能够为国企带来生机的源泉。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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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明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