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认人有弱点，而且承认人的弱点不可能完全消除，这看上去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可是，这样的立论起点，给西方文化对制度建立之必要，提供了最早的警醒和持续不断的努力，也把个人和社会，放在一个不断反省的氛围中。新闻业只是其中一个典型例子

　　提起新闻业，大概没有人不知道普利策其人。想起普利策的故事，我总是会有一些和新闻业相关的七七八八的感想。

　　31岁，有了自己的报纸

　　普利策是一个典型的新闻人，或者说是一个天生的冒险者。很多风险投资者都具备这样的性格。我相信这样的人从精神构造的层面、从器质上就是和常人不一样的。他们生而在内心涌动着超常的冒险欲望、异乎寻常地追求一个奇异人生。从小，普利策就像一只飞蛾，渴望扑向一团灼烈光亮，哪怕明知这光亮就是一团火，一头撞上去就会瞬间焚毁，他也会死活不顾，一定要撞上去。

　　普利策1847年出生在匈牙利，他和正常的青春期孩子还是不同，少年普利策早早独立。而且刚一独立，他就在固执地寻找一个炮火连天的战场。至于这仗为什么要打、打的是谁，他根本不在乎。

　　于是，普利策先是要求加入奥地利军队，后来又要求加入即将开赴墨西哥战场的法军，然后渡海要求参加英军，以便前往英国殖民地印度。可是，这些军队都一一拒绝了这个送上门来的“炮灰”——他太不像一块当兵的料了。少年普利策身高一米九，却瘦弱得像根竹竿，还是个近视眼。

　　那是1863年，适逢美国南北战争进行到最尴尬的时刻。战争的规模、伤亡和拖延的时间，都远远超过了林肯总统的预期和民众能够忍耐的程度，联邦一方的北军一向采用的志愿募兵已经行不通，初试抽签征兵，就在纽约引起大暴乱。于是联邦政府转而向欧洲高价招收雇佣兵。一批寻找雇佣兵的二道贩子，被抽成的利益吸引，应运而生。他们立即扑向欧洲，在大街小巷乱窜，猎取任何一个愿意步上遥远的美国战场的对象。1864年底，一个美国兵贩子和17岁的普利策相遇，双方一拍即合。

　　聪明过人的普利策，在旅途中就摸清了来龙去脉。在接近美国的时候，他跳入冰冷的海水，抢在兵贩子之前赶到纽约，领走了那笔可观的雇佣兵费用。不到一年，战争结束，在这块完全陌生的新大陆上，谋个饭碗成为普利策的当务之急。不甘平庸的普利策选择了新闻界。他先进入德语的侨报，随着英语长进，逐步转到英语报纸。这真是天赐良机，那是和平时期他能够找到的、最具刺激性的行当了。

　　在那个年代的美国，新闻界是另一个厮杀声不断的战场，大量具有普利策性格的人投身其中。他们在激烈竞争中，要找出最具刺激性的轰动新闻。记者们一个个跟侦探一样在刺探和抢夺新闻，大报主编们的水平高低，天天在随着报纸的出版揭晓。新闻界很自然地就集合起一批中流砥柱。普利策就是从一线记者干起的。他当记者，一天工作16个小时，是个拖也拖不住的工作狂。

　　普利策加入这一行正是时候，美国新闻业在蓬蓬勃勃发展中，却还没有规范。因此，读他的故事也真像是在读一部美国新闻史。

　　美国报纸一开始是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的。这种倾向不是来自政府的控制，而是来自竞争中的两党政治的需要。最初的美国政治基本上还是精英政治，而报纸也因印刷技术上的原因，价格奇贵，无法普及，活像是精英们的论坛。随着印刷技术的突破，报纸几乎随着美国政治的民主化进程，从精英层走向大众。南北战争中，人们对战争新闻的需求，也对新闻业猛推了一把。很快，新闻独成一业，红红火火，上到达官贵人，下到市井小民，谁也离不开报纸了。普利策恰在这个时候，参加了进去。

　　随着政治党派的自然产生，报纸也跟着有强烈的党派性，有此党的声音，也有彼党的声音，吵得不亦乐乎。有时，一个党派的新闻还只肯给自己一派的报纸。做记者，瘦弱的普利策是拼命三郎，虽然是共和党报纸的记者，他却什么新闻都积极争取，有一次，他破门而入，竟把阻挡他进入民主党会场的看门人打翻在地，成功写出了民主党秘密会议的新闻报道。

　　假如说，美国是一群天使居住的地方，那么，它的故事带来的经验就一文不值。两百多年来，这里是一个联合国。世界各地有各种问题的人，在这里聚到了一起。当时移民来美国的人，多半在家乡的状态和少年普利策一样潦倒，不少人的性格是和普利策一样敢于闯荡、甚至铤而走险，却并非每个人都有普利策的好运气，可是，兜里没钱，来了都要吃饭。因此，假如说，美国历史上的大城市，曾是一个犯罪率高、黑帮盛行、盗贼满地、骗子投机无处不在的地方，实在是一点也不叫人奇怪。移民们把世界各地的黑暗，都扯下一片，随身带了来。而警察体系的成长速度，常常还跟不上天天在港口一大船一大船下来的移民增长速度。

　　社会的黑暗面，也自然会进入政治上层。幸而，依据宪法，美国始终保障了自然发展的新闻界。当时，一个好记者，他的招牌首先是正直、反腐败。冲锋陷阵工作、生死不顾的一流记者普利策，因此很快出名。这不算很稀奇。稀奇的是，年方21岁的普利策竟然因这样的口碑，当选为密苏里州参议员。大概只有美国这样人人都是移民、不讲资历的国家，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在1870年1月上任的时候，他离法定的参议员年龄还差了整整4岁。

　　记者和议员的双重身份，更使普利策始终站在揭露反对腐败行为的最前端。有一次，普利策揭露了一个承包商的黑幕，那个有着拳击运动员身材的承包商，当众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骂。论打架，普利策细长的身材不可能是他的对手。据说，在激怒之中，他回去提了一把枪来，半路告诉别人说，“要出新闻了！”最后，他们先是扭成一团，后来又有枪响，双方都受了伤。究竟发生了什么，两人的说辞不同，谁也搞不清楚。幸好没出人命，事情也就不了了之。此后人人知道，普利策走到哪里，口袋里都会揣着一把枪。

　　美国新闻业的自由经济特性，给普利策这样出类拔萃的新闻人，提供了可观的发展机会。为了留住报纸的灵魂人物，他工作的《邮报》老板，决定给年方25岁的普利策以报纸的一部分股权。这使得普利策很快成为一个富人。他后来卖掉自己的股份，在31岁的时候，买下了他自己的报纸。

　　39岁，精神失常

　　1878年，普利策的手里掌握了一份他自己的报纸。一开始，他对新闻业就颇有自己的反省。在报纸党派性还很强的时代，他提出自己的报纸要“为民众服务，不为任何政党牟利”，报纸“不是政府的支持者，而是批评者”。身为共和党人，他宣称自己的报纸不是“共和党的喉舌”，而是要“说出事实”，“要摒弃民众偏见和党派偏见”。

　　新闻业的社会监督功能，使它似乎顶着一个金色冠冕，让人觉得，它出生出世，就是领受了神圣使命来到人间，就像是一个天然正确的社会角色。可是，身在“此山中”的普利策，深知并不那么简单。新闻业也是一个由人组成、由人在运作的系统。它也在聚集和反映出人的弱点。

　　不单单像普利策这样的新闻从业者是有弱点的，也不单商业运作在推波助澜。就本质上来说，新闻业本身就是建立在人的弱点上的。所以，新闻业才会有这样的老话，叫做“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人都有好奇、猎奇的心理，人的创造性就来源于此。可是，当这种好奇心失去分寸，大众心理集合膨胀，也会带来令人吃惊的负面后果。

　　任何一个新闻人都知道，越是地震海啸火山爆发这样的灾难，也就具有越大的“新闻性”。然而，“新闻轰炸”几天之后，人们的心理会迅速疲劳，再连续报道，民众就不会再感兴趣。因为它不再是“具有新闻性”的“新闻”。面对悲惨的事件，人们确实具备、也总是愿意相信自己的同情心和关怀，可是，人们往往不愿意面对的是，人有与生俱来的弱点，每个人的良知都有局限。人们很少敢问自己，我真的希望天下太平，从此之后，每天打开电视和报纸，里面只有一个微笑甜美的声音，报出千篇一律的好消息吗？人有优点和弱点，善和恶，那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你其实无法切开这枚硬币。新闻业是传达善恶兼备之人性的最典型的地方。假如没有这点认识，新闻业很难有彻底的反省。

　　新闻从业人员很容易失去必要的界限，在狂热事业心的驱动下，他们可能过度利用大众心理中的弱点，使得新闻业的弱点和大众的弱点叠加起来，令新闻业走向歧途。走过头的报纸，就叫做一张“不负责任”的报纸。

　　尽管普利策开始思考报纸的责任，许多问题还是无可避免地发生，他的报纸此后还是曾被政党利用，成为他们的喉舌。虽然在事后，他痛悔不已。

　　在普利策的时代，报界的商业竞争也都出现过抄新闻和伪造新闻的小动作。探得一条重要新闻，要花大力气，还要花钱。尤其当时的交通通讯还很不发达，要报道国际新闻，实在很吃力。而“制造新闻”却很难查证。普利策的《快邮报》新闻曾经常被抄袭，弄得他很恼火，结果，他设了一个圈套，刊登了一个阿富汗反英暴动的所谓电报新闻稿。经常抄袭他们的《圣路易斯星报》也发表同样文章。普利策马上发表声明，这是自己故意伪造、用来打击抄袭者的假新闻。《星报》名誉严重受损，不久就倒闭了。

　　可是，普利策自己的报纸也不能免俗。1895年，普利策当时已经成为报业巨头，他手下的《世界报》和另一个报业巨头赫斯特的《日报》进入白热化竞争，双方的编辑简直像肉搏一样拼上了。这时，双方都有抄袭对方的情况。结果，《日报》抢先设计了一个圈套，刊登了一篇完全虚假的伪造报道，情节特别感人。这样的游戏其实很危险，假如对方并不上钩，还可能揭露你伪造新闻。结果，普利策的编辑果然上当，改头换面剽窃了这个新闻故事，还捏造了自己为开发古巴新闻派出的专船。紧张地等候着鱼儿上钩的《日报》报社里，编辑们一片欢声雷动，马上公开他们的假新闻计策，猛烈攻击《世界报》的诚信。普利策只好自吞苦果。最令人气结的是，《日报》编辑在伪造的时候，还有意把新闻故事主角的名字起作“我们剽窃新闻”这句话的谐音。

　　这还不是最糟糕的事情。普利策和赫斯特竞争的高潮，也是美国报业发展的高潮。当时美国和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形势紧张，这两家大报几乎是身不由己地、为了报纸的“新闻效果”，开始煽动民众。这时，美国军舰“缅因号”突然在属于西班牙殖民地的古巴哈瓦那港口爆炸。竞争中的普利策和赫斯特，为了比赛新闻的“耸动”，在报上推出种种煽动性的猜测，甚至两家报纸都发表了伪造的“缅因号”舰长给海军部长的电报，称爆炸“并非事故”。双方的报纸发行量都因此猛升和暴涨。美国民众被激怒，民众的情绪又反过来推动报纸、甚至推动国会宣战。

　　我想，普利策和他的手下编辑并非战争狂人，可是，他们曾是新闻狂人。这个行业竞争激烈，很自然就集合起一批如普利策这样能力超强，在精神状态上热情过度、正义感过强、甚至精神处于临界状态的人。疯狂的天性，巨大的压力、佐以自身矛盾的冲突，足以令人错乱。最典型的是普利策的《世界晚报》的执行主编，他深深陷入自己炒起来的新闻界战争热潮，不可自拔。一天傍晚，报纸已经送去印刷厂，他突然冲上楼大喊，战争！战争！我们必须出一份号外！接下来，他颇为冷静地交代了号外的安排，巨大的“战争”二字横跨了整个头版。事后，同事们才发现他已经精神失常，再赶紧派人冲到街头，从报贩手里赶紧抢回那些“战争宣言”。

　　普利策手下的主编、编辑和一线记者们，可以数出一大把是以程度不同的精神失常、甚至自杀告终的，包括他也成为报业名人的弟弟。

　　普利策本人在39岁就爆发严重的精神方面的疾病。他的眼睛此后逐步失明。普利策变得无法接受噪音。哪怕是轻微的、常人根本感觉不到的声音，他也完全不能忍受。

　　那一片混乱，却是新闻界自然发展的必经之路。

　　一片混乱之中，仍然有头脑清醒的新闻人。当时的《晚邮报》主编古德金，严厉谴责普利策和赫斯特都在“严重歪曲事实，蓄意捏造故事，煽动民众”。《世界报》的疯狂，维持了四个月。四个月后普利策清醒过来。可是，已经晚了。如古德金所预言的那样，这两大报纸在美西战争中的表现，作为“美国新闻史上最无耻的行为”被记录下来。

　　质疑政府，并非“损害了美国的尊严”

　　39岁以后的普利策，有22年，是在远距离控制他的《世界报》。有很多年，他只能住在一艘隔音包裹严密的游艇上，飘荡在海上。他的精神状态是不稳定的，好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巨富，有能力支付和保障一个非常特殊的生活状态。他依然思维敏捷、有一个最佳新闻老板的头脑。

　　普利策本人就是一个矛盾体。他真诚地出于正义感、出于对穷人的同情，猛烈地抨击富人的奢侈生活。可是，报纸的商业运作，也很早就使普利策成了一个极富裕的报界大亨。从本质上，他其实和所有的富人一样，在做着善事，也在过着奢侈的生活，也经常挥霍无度。他通过自己报纸的运作，在为社会寻求公义，关心着那些他所不认识的社会大众们，却常常并不那么关心自己的孩子和亲人，对手下的人经常粗暴无礼。

　　在普利策接手七年半的时候，《世界报》搬进纽约新的报社大楼。普利策经营他的《世界报》长达28年，他的努力从来也没有停止过。

　　一个重视新闻自由的文化是聪明的。它清楚地知道，没有新闻业，社会的致命隐患难以清除。

　　普利策作为一个杰出的新闻人，有幸生活在一个强调新闻自由的国家。他和他的报纸，始终在揭露社会阴暗、政府黑幕，在奸商、政府官员、政府公职人员的劣迹后面紧追不舍。自己却不但安然无恙，还在迅速发展壮大。1908年，普利策已经61岁，他的主编怀疑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政府在操作巴拿马运河开发的时候，有贪渎行为，在报纸上提出质疑。虽然，《世界报》的这一行动，普利策事先并不知情，他本人和他手下的总编和一名编辑，还是被盛怒之下的罗斯福总统起诉诽谤罪，告上法庭。由于这个案子，开始了整个新闻界对巴拿马运河操作的调查，种种疑点在暴露出来。

　　这项起诉持续了将近两年，直到罗斯福总统下台，新上任的总统塔夫特仍然坚持继续这一起诉。在《世界报》主编发出这一质疑的时候，手头只有蛛丝马迹而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因此，当时，普利策和他周围的人，都不知道最后法院是否会判他有罪。这时的普利策，已经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大家相信，根据他的健康状况，只要是一进监狱，他毫无疑问会马上死去。所以，普利策内心其实也很紧张，可是，循着他的办报理念，他又坚持要求他的《世界报》继续对当任的塔夫特总统的政府作出犀利的批评。

　　这个案子最后成为整个美国新闻界与政府的对抗。因为对新闻界来说，假如一张报纸批评政府，政府就可以动用国家力量来起诉报纸、定“诽谤罪”的话，报纸以后还怎么生存？还有什么意思？最后法院宣判普利策无罪。普利策松了一口气，他总算不必死在大牢里了。可是，他高兴没有多久，就有消息传来，刚刚在非洲打猎杀了狮子的西奥多·罗斯福，卷土重来。罗斯福咽不下这口气，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

　　1911年的新年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致裁决，驳回了罗斯福的上诉，这场官司终于落下帷幕。

　　普利策自己并不满意。他认为，由于关键文件被销毁，巴拿马运河操作一案的内幕最终没有完全揭开。普利策认为，假如案情揭开，还能够证明自己的报纸报道属实，根本不存在诽谤问题。可是，对整个美国新闻界来说，却认为，法院在审理的时候，认为不论报道是否属实，起诉的依据的基本推测就是错的，就是说，不能认为这样质疑的报道，就是“损害了美国的尊严”。这种思维方式，使得这个案子对新闻界的意义犹为重要。

　　10个月后，64岁的普利策去世了，茫茫大海上，他孤独的游艇缓缓降下半旗。

　　普利策在遗嘱中，将两百万美元捐赠给哥伦比亚大学，用以建立一所新闻学院。其中50万设立今天闻名世界的普利策新闻奖。1917年，普利策新闻奖第一次颁发。

　　承认人有弱点，而且承认人的弱点不可能完全消除，这看上去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可是，这样的立论起点，给西方文化对制度建立之必要，提供了最早的警醒和持续不断的努力，也把个人和社会，放在一个不断反省的氛围中。新闻业只是其中一个典型例子。

　　普利策以自己磕磕绊绊的新闻生涯，在提醒人们这个简单的道理。

(责任编辑：丁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