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逐渐减少自己对音乐在经济上的依赖,最好能恢复到它最初的状态,就是有感而发
“啊,他好帅啊!”
“回到拉萨,回到了布达拉宫……”歌声悠长、颓靡、神经质。郑钧穿着黑色,还有红色的皮衣,忧郁的脸,灯火辉映时,有些妖冶的味道。 工人体育馆舞台上狂放的郑钧,和我第一次在“锦衣玉食”酒吧见到的他时,多少有些不同。
一件深蓝色的毛衣,一条有些邋遢的牛仔裤,一双旧的皮鞋,脖子上围了一条深色围巾。一切都是深色的。那是第一次见他的印象。他的演出海报铺在酒吧桌子上。暗花的衬衣,方型坠子项链,光集中在他的脸上,干干净净。10年前的他。
北京已经进入了低靡的冬天。惊蛰远远未到。体育馆外,狂风乱作。“我们活着只是为了相互温暖。”这是要命的抒情,浅尝辄止。他的笑容是灿烂的,温暖的。他的歌属于忧伤派,就连粗暴,也要带着那么一丝甜蜜。
“很久没呐喊了,都忘了怎样呐喊了。”说完,他真的仰着脖子大叫了一声,又一声,又一声。鼓声擂动,他开始彻底兴奋。一个小姑娘,扭扭捏捏地站起来,拉起了她的同伴。她旁边的,不远处的人,也跟着站起来,接着是,一片一片的,都站起来了,双手挥舞,也跟着他一起没头没脑地齐声呐喊。偌大的工人体育馆,竟然变成了不羁小酒馆里的一次摇滚派对。年轻的鼓手蓄着小胡子,技艺高强,俊俏的吉他手也不失时机地卖弄着“范儿”,郑钧的声音在高处,恰到好处地撕裂。
“今晚,大家就当我疯了吧。”他的个人演唱会,距离他刚出道,已经10年。
10年前,红星生产社的郑钧,国内最早的签约歌手之一。大学的大礼堂,幕布拉开,刚出道的郑钧,肩膀宽阔,脸颊瘦削。所到之处,引起女生尖叫一片,他竟然有些羞赧。
10年前,“校园民谣”风正吹得强劲,老狼是实力派,打“校园”旗号:“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郑钧是偶像派,以摇滚的名义,“我的爱,赤裸裸……”,他是青春的一剂毒药,形而上的爱情们,和肉体、欲念,掺杂在一起。
10年后,郑钧在要求返场的呼声中不知所措,他已经谢幕了,原本以为就这样结束。我听到他接过话筒,犹豫地,小声地说了一句:“这样好吗?”有人忍不住讥讽:“返场得莫名其妙,是不是没有开过个人演唱会啊?”
但是观众全都站起来了,呼喊他的名字。一个20出头的女孩子,悄悄拉着同伴衣角,小声地惊呼着:啊,他好帅啊!
看青春散场。人们纷纷,如寒号鸟般,钻进出租车,广播里还在播放着郑钧的访谈。主持人说,那我们还是来放歌吧,“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是的,我们就这样,等着青春散场,然后年华老去,各奔东西。
“我们那么爱他”
采访时,他喜欢时不时地调侃。
“能摘下你的墨镜吗?”
“不能。”
“谈些靠谱的事情吧!”
“不靠谱其实就是一种自由的感觉。”
“如何看待超女演唱会?”
“我觉得那是一个行为艺术,跟在体育馆发功似的。”
“谈谈你的女儿。”
“今天是《生活与家庭》杂志在采访吗?” (笑)
“你有坚定的信仰吗?”
“在娱乐圈,信仰怎么坚定?”
这时候,他不似大牌明星般“冷艳”。他感冒了,肆无忌惮地打着喷嚏,很随和地和粉丝们合影。满不在乎的表情,适可而止的自负。
“那是你不了解我。”他的嘴角微微上翘,似笑非笑。
在众人眼里,他似乎已经拥有了差不多的一切 :英俊,瘦,才华,名声,财富,朋友,家庭,幼女,酒吧,私人会所,一场演唱会,似乎是万千宠爱。而他说,“我不是最美的花朵。”
他没有当众述说过他的孤独,也不曾和媒体推心置腹。他的醉酒,抱头痛哭,以及凌晨在机场的辗转犹豫:究竟要不要腾空而起,离开这里?
据说他内心是羞怯的。时光要倒溯到30年前,西安灰色的天空和城墙下面,那个好看的,内向的,有些自卑的小男孩。“目睹父亲辞世,我一下子就老了。”那年他8岁,孤独,忧伤,敏感。缺失的就已经永远缺失了,无力挽回的童年。
他说,他是自卑的。爷爷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外公是早年留日的留学生,父母都是教授,知识分子,父亲笃信佛教,母亲皈依基督教。年少丧父,长兄为父,郑钧对自己的家庭,爱恨交加。
“我哥哥各方面都特别优秀。我小学上的是普通小学,中学上的是普通中学,高中上的是普通中学的普通班,哥哥就成天讽刺我,说我是垃圾,没有出息。初三还打了一年的架。他总是打击我,批评我,责备我,我做什么都是错的。他从大学放假回来,行李往地上一扔,说,成绩单哪呢?我给他看。才80分就敢聊天!啪啪,两个大嘴巴就过来了,说‘你这个垃圾’什么的。就这样。
“那时候特别绝望,特别自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家里都是大学生,我要是考不上大学,这辈子可真的就抬不起头了。”
幸亏考上了杭州电子工业学院。为了逃避繁难的理科专业,他特地挑了一个看起来很轻松的专业“工业外贸”。“上了大学才知道世界上还有阳光,我一上大学就被选成新生联欢会的主持人,还当学生会干部,就呼风唤雨了,还差点入了党。”他忍不住有些得意起来:“杭州是一个休闲、颓靡的城市,那里的人,最好每天弄个扁舟泛一下,再吟首诗什么的。”
1992年,他毕业后本来是可以到美国留学的。签证下来了,是纽约的一个大学。香港的机票订好了,行李全部运到了深圳。他给圈里一个有名的经纪人“四哥”郭传林打电话,和他告别。郭传林却说,你来北京吧,我都给你安排好了,你还是来做一个歌手吧。
他想了想,就真的买了一张火车票,去了北京。
“我嫂子对我说,‘你疯了?北京有成千上万的歌手,你有这么大自信?’我说,‘我没有那么大自信,可是我想试一次,哪怕回深圳当出租车司机,我也认了。’我就带着仅有的800元,去了北京。
“回头想想那时的日子,每天吃一包方便面或是买两个煎饼果子,花两个多小时转四五次车,就为让经纪人请吃一顿饭或借50元钱;在北京街心公园里睡过觉;胡子向各个方向生长,头发蓬乱得就像遭过电击,衣服极脏,整天套着条破牛仔,球鞋上全是洞。”
1994年,“郑钧”和《回到拉萨》、《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赤裸裸》、《灰姑娘》这些作品呼啸而来。还有魔岩三杰,这些成为了“辉煌1994”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统计,专辑《赤裸裸》正版发行量超过50万张,而有据可查的盗版数量至少在150万,是当年个人专辑发行量最高的歌手。从1994年起,一个流浪歌手的经典传奇,音乐之路,似乎给出了一个财富和理想结合的中产范本。在这点上,他要比他的西安老乡张楚、许巍成功些。
他开公司当老板、做制作人、开酒吧,建了一个160亩的牧场,专门为朋友们提供玩的场所,“想怎么享受生活就怎么享受生活”,“我同时是悲观主义者和享乐主义者”。这时,郑钧38岁,离他在大学触摸摇滚18年,正式职业歌手生涯13年。
——你后悔过这个决定吗?
——没法后悔。即便想后悔也来不及了。
最后,他有了一个女儿,几年后,他终于肯结婚了。女儿是他惟一屈服的女性,“我一看到她,就知道自己被打败了。”她重新给了他一个快乐的童年,他可以和她一起玩游戏和再次成长了。“她最喜欢和我玩摔包子,用纸叠成的干包,在地上摔,我教她的……她只喜欢叠包子。”“她长得像我妈妈。”
“他那么颓废,那么迷人,就连忧伤都无比鲜艳……是的,我们爱他。”一张销量极好的报纸,公然献媚。
一个歌迷,在电视里看到郑钧,忍不住抱住老公哇哇大哭,“郑钧老了,连他都老了……”
他的好朋友,《瑞丽先锋》的编辑思佳对他赞美有加,“很多时候他都不像一个高高在上的偶像,生活中的他很低调,像一个孩子,很情绪化,但也很善良。他的朋友和身边的乐手都会死心塌地地喜欢他,欣赏他……”
是啊,他们都那么爱他。
还要在新书《菜刀温暖》里,重新述说一遍童年记忆,还要竭力塑造一个单纯、美丽、没头脑女孩子“静”,不管不顾地热烈地爱着摇滚乐队的主唱。他们终于决定要厮守相爱,他却让“静”在高速行驶中,骤然去世。他说他不自恋,说自己从小就不爱照镜子,但是他却幻想着“她”——一个虚拟的女孩子,不顾一切地爱“他”。这是不变的母题和永恒的忧伤。
他却奇迹般地停留在漫长的青春期,固执地盘桓在有关自由、激情、绝望、颓废的惯常话语中,在太宰治的《丧失为人资格》、莲花生大师的《度亡经》和摇滚歌手Lou Reed低迷的歌声之间——那是他的理由,依据,借口——不肯醒。
“我的所有作品,事实上都是激发我创作欲望的某些真实故事,其中有些是令人不堪回首的,或者是我根本不愿公布于众的。”他只是专注地玩他的游戏,他的惊心动魄也只是他一个人的了。
“在心灵上可以同时爱好几个人”
人物周刊:为什么现在才开自己的个演?演唱会要唱两个多小时,你能支撑这么久吗?
郑钧(嘴角弯起):你真是太不知道我的实力了。我可以唱得让人甩脑袋。到现在才开演唱会是因为,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别人找我谈过演唱会,我觉得不合我的意。现在我准备好了。
人物周刊:你不会让人甩两个小时脑袋吧?
郑钧:怎么不可以?我觉得颈椎有问题的人,可以买一张演唱会的票去治疗。
人物周刊:你觉得你的音乐偏重于流行还是摇滚?
郑钧:我感觉这不重要,流行和摇滚是传统的概括,你认为形式重要吗?你不能说玩摇滚就特成功,玩流行的就怎么。音乐的东西,玩什么都行,关键是看谁玩,还要看他想做什么,你说我就做个艺人,给我钱我什么都行,那你去做流行。音乐最重要的是“真”,保持一个诚实的态度,你不是愤青也别装愤青。我觉得一切发自自然,就是最好的。
人物周刊:你为什么说自己不适合娱乐圈?
郑钧:我热爱音乐,但我不热爱歌手这个职业。这个职业必须妥协,必须出卖一些东西,因为作为一个职业歌手,你必须有职业道德,去做宣传等一系列违心的事情,我受不了。我要逐渐减少自己的音乐对经济的依赖,最好能恢复到最初的状态,就是有感而发,出一张唱片,大家爱买就买,我没有必要指望它赚钱。处于一种放松的状态,没有压力的状态做出来的东西,比较纯粹。什么销量啊,排行榜啊,各种奖啊,都无所谓。
人物周刊:在你的小说里,你认为天蝎座的人虽然多情,却对感情很执着,很用心,你是这样的吗?
郑钧:你可以经常谈恋爱,你可以心灵上爱上各种人。我的心灵就同时爱着好几个人。很多都是在心里放在遥望的位置,互相放在对方的梦中,也挺好。你喜欢一个人,他也喜欢你,不一定非要上床啊。男女之间的感情向来很微妙,有一种叫“soul partner”灵魂爱人,和肉体无关。我觉得如果一切都归于欲望就太无聊了。
人物周刊:请你评价一下你自己?
郑钧: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一个悲观主义者,一个享乐主义者。我崇尚我行我素,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我不危害社会,不危害别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君子爱财,取其有道。”
人物周刊:你的生活靠版税吗?
郑钧:我告诉你,中国最早的靠唱片收入生活的就是我。你的歌好听就有人买,有人买你的唱片就有版税。第一张唱片我才拿到了3万块钱,之后再也没有给过我版税,但那张唱片光正版销量就超过了100万张。我和许巍都离开了红星生产社。你想这多邪恶。
人物周刊:你的心态好像没太大的变化,你的人生态度是什么?
郑钧:对真正的艺术家来说,吃饱了还是饿着的,不是最重要的。
人物周刊:你把自己定义为艺术家?
郑钧:那你认为我该定义自己什么,一个笑星? (责任编辑:丁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