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研究从来没有项目资金资助，完全是出于个人的学术兴趣，所以被认为是更个人的，甚至有些边缘吧

　　■本刊记者 刘天时 发自北京

　　10月，谢泳的新书《储安平与〈观察〉》终于出版，这完成于11年前的书稿第一次以全貌面市。从储安平到《观察》再到西南联大，从一个人到一本杂志再到一所大学——十几年来，谢泳以知识分子、“五四”以来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研究逐渐闻名。

　　追溯往昔、钩沉旧事、感怀前辈，研究者谢泳的意旨当然不是沉溺的回望，当然地，要比照着提醒着我们的现在。在“他们的故事”与“我们的现实”之间，似乎就是那个所谓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传统”——断断续续、若有若无、似是而非，被权势挤迫、被利益挟持，但又总能一息尚存、余音袅袅。

　　这“传统”、这“精神”，应该就是当代学者谢泳试图挖掘讲述与扼腕叹息的。

　　讲述，娓娓道来；叹息，哀而不伤。谢泳研究和文章的低调与平实，有他个人涵养的追求，亦有他对前辈对信念谦卑的敬重、对历史对人生无奈的深情。

　　那些旧人旧事

　　人物周刊：您最初是如何确认您的研究对象的？他们的哪些特质吸引您？

　　谢泳：1980年代，我是做文学批评的。但那时我就从知识分子的角度关注一些报告文学作家，他们因为对现实介入比较深，名噪一时。1990年代以来研究储安平、《观察》杂志、西南联大，是自然而然的事。

　　我研究的知识分子基本都是自由主义一派，从他们所受的教育来看，都应该算是英美派；从学术渊源上可以追溯到胡适和他主办的《努力周报》，再接下来，就是围绕《新月》杂志的一些撰稿人。

　　我对左翼知识分子的兴趣比较少，比如鲁迅、冯雪峰。左翼的传统，从“五四”开始经历建国，基本是可以接续上的，比如后来的周扬、丁玲、夏衍。关于他们的研究可能并不深入，但他们的生平传记还是不陌生的。

　　但是，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是被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所否定的、在我们正统的学术界是被湮没的，甚至到了19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时期，当时对青年最有影响的李泽厚对胡适的评价都是非常低的。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重新认识和评价，也就是近几年的事情。而比之于左翼传统，我个人也更看重来自他们的思想资源。

　　人物周刊：与以往的同类研究相比，您的研究的独特性在哪里？有什么特别的研究方式？你的风格是怎样的？你的研究产生了什么影响？

　　谢泳：我还是比较重视原始资料的搜集，比如书信、日记，也确实打捞了一些史料。1990年代，互联网上与此有关的东西还很少，我的很多素材来自旧书，我有淘旧书的习惯。

　　从文风上看，我的研究还是比较朴实的，谈不上什么文采，讲求清晰。比作家专业，比学者作家。

　　这些年也陆续出了几本随笔，畅销谈不上，但在读书界还有些反响。比如1997年的《旧人旧事》，是关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随笔。这本书之受欢迎，大概是因为与时代感应呼应吧。

　　另外因为我不在正统的研究机构里供职，比如社科院或者大学，我的研究从来没有项目资金资助，完全是出于个人的学术兴趣，所以被认为是更个人的，甚至有些边缘吧。

　　人物周刊：在您的研究中，研究对象的经历和人格给您的冲击最大的是哪一位？或者您可以稍微谈谈储安平，因为您对他研究的独到，人们提到储提到《观察》，就会提到您。

　　谢泳：我最早知道这个人是个大右派。后来读戴晴的文章对他了解更多了些。他是非常有理想有才能的。他早年在英国呆过，后来任过《中央日报》文学副刊的主笔，都很成功。他办《观察》之前已经很有钱生活很安逸了，但他不是庸俗的没抱负的人，他还是想做事、有担当的。他想通过办杂志通过言论推动社会进步。但当时他还非常年轻，在政界没什么经历，所以难免比较激进。但总的来说，在胡适后，他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最主要的代表。1949年后他的影响减弱了。另外他还是有名的美男子，英文好到可以同声翻译外文电稿，文学修养好，字也好，而且有一定经营和管理才能。总之是一个很全面的难得的人物。

　　人物周刊：您对您的研究对象几乎没有负面评价。

　　谢泳：基本是正面偏高的评价，我是有意为之的，因为这些人过去都很倒霉，太倒霉了。我们过去亏待过他们。虽然左翼知识分子也有过悲惨的时候，但是后来基本还是得到了补偿，有坎坷，也有辉煌，即便他们在专业上有才能的不多。但是右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很多都是不错的专业人士，可是他们的命运都少有例外地悲惨，他们在有生之年都不曾风光过，都看不到前景，整个社会都不认同他们，他们的力量只能来自内心。这是多么艰难不易，令人惋惜。

　　人物周刊：您对当代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触及不多。您怎么看他们的状态、才能和历史作用？

　　谢泳：我对1930年后出生的知识分子，不太有信心有兴趣。他们大多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他们在应该读书的时候经历战乱，后来的又经历各种政治运动。而“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其中很多既有传统学养，又有留学经历，中学西学融汇贯通，从教养和才能上，都是后来者没法比的。至于70年代后出生的，我所知不多，但从环境来说，还是比较平稳开放的，应该好些。

　　做他们那样的人

　　人物周刊：请谈谈您自己。比如什么样的经历或者读书经历，使您判断中国确实有自由主义这样一个传统有待挖掘？您是1961年出生的，您所研究的那些人那些事，在您的成长阶段，应该是不大被正面提及的吧？

　　谢泳：他们都是我青少年记忆中被大家说的“坏人”，右派分子。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里面，其实是左右派都有的，但主干还是自由主义者。1949年后的政治运动，每有一个批判对象，都会汇集专门的批判材料，从地方到中央，搜集和编纂都不少。比如，1954年批判胡适，三联书店就出版了8卷本的《胡适思想批判》。1955年批判胡风，作家出版社出过6册《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论文汇集》，我对这些“坏分子”的最初了解就是来自当时的一些反面教材。这些反面教材虽然目的是供批判，却也是一种特殊的传播方式。

　　我也算是生长在一个右派家庭。我父亲是小地方的右派，他是个会计，只是因为人际关系的原因，以为比周围人有点文化能干点，摊上了。但多少，这个背景还是对我有所影响的。

　　人物周刊：有什么特殊的人、特殊的书，对您产生了特殊的影响吗？

　　谢泳：1982年夏天我用一个下午读了普列汉诺夫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我记得作者在书里非常明白地论证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还用符号列出了公式。他说一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不是绝对的，也不是不可替代的，没有什么不能替代的人。我看完后以普列汉诺夫的论点为依据，结合自己的想法写了一篇反对个人崇拜的文章投给《人民日报》理论部。文章当然没有发表。依现在看，当时的想法肯定也有很多出于误解，但在当时，确实很兴奋。

　　后来个人想法逐渐成熟稳定下来，能做点事情，主要还是得益于19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潮流。有一套“走向未来丛书”，六七十本，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简要编译了重要西方学术著作，编译者多是当时的青年研究生，现在有些影响的中年学者，比如徐友渔等。这套书在当时的高中生和大学生中影响很大。

　　人物周刊：关于青少年时光，关于1980年代，贾樟柯的作品能引起您的共鸣，能勾起您的回忆吗？您也曾经迷惘、反叛吗？你们都来自山西小城。

　　谢泳：我们的青少年文化生活背景，都是非常贫乏的。没什么书可看，更别说电影和音乐。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我听到邓丽君的歌，还是觉得很新鲜——原来不仅革命可以唱，人生感情也是可以唱的。

　　贾樟柯的电影基本是底层故事，不规矩的少年人的美好无奈的情绪。我比他们要大些，而且我从来就是一个拘谨规矩的青年。

　　人物周刊：您给自己的定位是什么？您和您所研究的人的传承关系是什么？

　　谢泳：我们这一代人，知识结构残缺，人生阅历贫乏，与他们不可同日而语，望尘莫及。我愿意从人格和思想上学习他们，做他们那样的人。

　　人物周刊：您很满意自己现在所做的事情吗？听说您一直想办一本杂志。比起您现在的研究，您有过更张扬的人生抱负和社会理想吗？

　　谢泳：我的确试图办杂志，并且主持过《黄河》杂志改版。现在似乎没有机会了。

　　现在做的事，还好。我在山西，也不在体制内的研究机构，讲话余地也宽一些。虽然清苦，但是很平静。我是一个比较散淡平静的人，一个小人物。

(责任编辑：丁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