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众议》版上《为何干部配置公车不能降一个档次？》一文，作为转业干部，我想说：地方上的习惯，为什么不能改一改？为什么不能向部队学习？

　　部队上的习惯是，军部有处长，师部有科长，团部有股长。在待遇问题上，是就低，不就高；副师长，享受正团级待遇，副团长，享受正营待遇，……

　　改革之前，地方上省会市政府的各个局，有科长、副科长，改革之后，市政府变成副省级单位，下面各个局的干部。连续升两级，原先的科长，变成了处长，原先的副科长，变成了副处长，……待遇上，就高，不就低。只要是沾上“处长”，不论正职、副职，待遇相同，……但文化素质与工作能力，并没有因连升两职，有所改变。也许这就是副省级城市、带来的“优越性”吧！在和老同学闲聊时，说起上述这些事，他说：“因为市委书记是副省级干部。”我说：“过去我所在六十九军那位军长的级别，是副兵团级，上将军衔，那么，六十九军算不算‘副兵团级单位’哪？”

　　由此可见，当前公车改革的矛盾焦点有二：其一，是“副省城市”这一提法，是对，还是错？其二，是能不能向部队学习，干部待遇就低，不就高？

　　附文：为何干部配置公车不能降一个档次？　

　　作者：耿法

　　近读《社会科学报》(2005年11月17日一版)对原国务院体改办分配和社会保障司司长宋晓梧的采访，宋晓梧答记者问时说：“我一次到某县调研，县长说农村合作医疗县里拿不起钱。但是县里的宾馆和北京的五星级饭店差别不大，还要搞一流的高尔夫球场，搞这些怎么就有钱了呢？县长反给我算了一笔账，他说如果国家规定各级领导干部配的公车一律降低一级标准，就足够8亿农民每人10元的政府补助了。但这办得到吗？”这位县长算账算得并不错，每年各级领导干部公车消费数额惊人，只要各级领导干部配的公车降低一个标准，即降低一个档次，全国8亿农民每人10元的卫生医疗补助就绰绰有余了。可是这位县长忧心忡忡地问：“但这办得到吗？”笔者不由得要问：“为什么办不到呢？为什么干部配置公车就不能降一个档次？”韩国比中国富，可是韩国官员坐的几乎都是韩国自己产的轿车，不允许配进口豪华型公车。为什么中国官员就做不到这一点呢？现今连一些国家级贫困县里都奔驰着各种牌号的进口豪华轿车，如果连这一点改革都困难重重办不到，还怎么使改革进一步深入呢？

　　公车改革已经喊了有一些年头了，可是光打雷，不下雨，改革措施迟迟出不了台，每年各级政府机关购置新车的数额到了财政无法承受的地步，可是依然有增无减，轿车的档次越来越豪华。即使个别地方小心翼翼出台了公车改革措施，也是优惠了还优惠。比如，一些地方说今后要取消厅局级以下官员的专车，同时给予官员极优惠的车贴，一个副处级官员每个月就能获得1500元现金的补贴，副处级以上官员就更多了。须知，这仅仅是取消“专车”而已，并非今后就再也没有坐公车的机会了，在“工作需要”时，官员照样可以坐公车的，单位也并非一辆公车都不配啊。可是一些官员仍不满意。从这个侧面可以看到，公车改革不仅是一些级别的官员取消专车，而且应是公车使用上的一项根本改革。如果像那位县长所言，连各级官员配的公车一律先降低一个标准都做不到，那么公车改革就很难成功。

　　改革已经进入了攻坚期，一些深化改革的措施必将触及许多官员的切身利益，公车改革只是其中一项而已。改革决不能回避这个矛盾。官员的某些不合理的特权应该通过改革予以取消或削弱，等级森严的官本位观念必须淡化。搞平均主义当然不行，但是过分扩大干群差距、贫富差距也不行，当前比较突出的矛盾是后者。改革后的收益，要真正用到公共医疗卫生、教育、经济适用房建设等群众迫切希望解决的社会发展问题上。这样，干群关系才能够融洽，才有利于建设一个和谐社会。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