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通缩共识?

　　本报评论员　　王 梓　主持

　　２００５年，关于中国经济的冷热之争整整走过了一个轮回，始于２００３年下半年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也面临着转换。

　　4月20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郑京平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今年一季度相关统计数据，在本论坛的第４６期（详见本报2005年5月2日4版和32版），对宏观数据进行讨论的结果表明，焦点仍然在于经济是否“过热”。然而不久，形势却出现了逆转。

　　2005年5月23日，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经济师史蒂芬·罗奇，在MorganStanley网站发表题为《假如中国减速》（What if China Slows?）的文章，提出“中国经济在年内有很大可能将进一步减速”。并说：“在过去8 年，经常有人预言中国增长后劲不继，事实证明看法错误。在渴求增长的世界里，目前大部分人都相信中国的繁荣会持续下去。然而今天，中国要避免实质性的减速将比以前更为困难。世界需要认真考虑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了。”

　　之后，林毅夫也明确提出，今年下半年最迟明年年初通货紧缩不可避免。（详见本报7月18日33版）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刘树成的判断，“如果说上一次争论的主要焦点是中国经济是否出现过热，那么，这次争论的主要焦点则是中国经济是否正在趋冷”。对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宏观数据分析结果是这种判断的最好证明（详见2005年7月25日34、35版52期和2005年11月7日4、36版的62期论坛）“冷”与“热”对垒随着时间的推移甚至越发鲜明。

　　临近２００５年终，形势又一次发生了微妙变化，对经济走向的判断开始趋“冷”。１２月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稳定宏观经济政策，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宏观调控的主体部门国家发改委则直接把“控制部分行业过剩”作为明年宏观调控的重点任务。根据权威部门预测，2005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将达9.4%，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5万亿元，而明年的经济增速放缓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如果说，目前学界对２００６年宏观调控的重点在于防止“通货紧缩”尚不能达成共识，那么，在生产过剩背景下扩大内需则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和基本立足点”。

　　１２月９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经济展望论坛”之“宏观经济展望”召开，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宋国青、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就今年的调控成果和明年的经济形势和调控政策取向进行了辩论，会后，作为论坛的主办方之一，本报又邀请了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秘书长王建参与了讨论。是为２１世纪北京圆桌论坛第６８期。

　　《21世纪》：回顾今年宏观经济及其调控，诸位认为其中的亮点、暗点各是什么？

　　宋国青：今年贸易顺差很突出，这么大的贸易顺差去年没看到，弱点在于汇率调整步子太小。

　　哈继铭：我觉得要从两个方面看。从产业发展情况看，能源尤其是原油采掘行业是一个亮点，今年全球的能源价格大涨，处于最上游的企业利润非常高。在香港上市的中石油今年的利润增长可望超过汇丰银行。暗点是下游的炼油行业因为成品油价格被控制不断亏钱，出现某些地区成品油的供应紧张。

　　从政策方面说，亮点是人民币汇率改革与银行的改制与上市。暗点就是对于某些资源价格的控制，不仅使一些企业亏损，而且实际上是一种隐性的财政补贴：将成品油价格控制在比较低的水平上，享受补贴最多的不是穷人，而是开着豪华轿车出去旅游的人。

　　另外，从整体来说也有一个暗点，即企业利润率有所下降。它不是目前宏观调控的政策造成的，而是过去宏观调控政策没有到位造成的。宏观政策该紧缩的时候没有紧缩，造成现在某些产业扩张速度太快，产能过剩，有的开始出现亏损。

　　《21世纪》：那应该怎么看待本年度的宏观调控？假如满分是10分，您给2005年的宏观政策效果打多少分？

　　余永定：我认为，2005年的宏观调控是十分成功的。中国既保持了高速经济增长，又避免了通货膨胀和通货收缩。特别是，自2002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十分平稳，避免了过去经常发生的大起大落。这说明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有了很大提高，也说明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自我调节能力有了很大提高。

　　哈继铭：说今年宏观调控成功，可能为时过早，我给打5分。在新的经济形势下，行政手段可能用得多了些。过去利率手段用得比现在多，这次几乎没有使用。过去汇率也是有波动的，自从1994年调整之后，一直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汇率逐渐升值，这次调动并不大。

　　当然，在市场机制的完善、微观机制的改造方面，这次比过去做得好。比如在银行改革、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取消利率波动上限以及为了减少经济对银行贷款的依赖进行企业债券的发行等这些微观机制的改造方面，确实迈出了不小的步伐。

　　宏观调控时间的掌握至关重要，如果在经济处于上升周期的时候不调，等经济下来之后再调，利润回报就更低。我认为，本轮调控的最佳时机是2003年，中国已经错过了最合适的宏观调控时期，这个成本将来可能会很大。

　　宋国青：与国际上相比，5分可能还偏高，我的评价是4分左右，主要指行政手段用得偏多，价格手段用得偏少。但是跟中国过去进行纵向比较，最近两年表现得好一些，特别是2005年，可以打到7到8分。从这次对形势的把握来看，当局在开始发现经济比较热时，就采取了降温措施，后来发现措施力度太大，又回调了一点，相对来说比较灵敏。在利率、汇率方面，确实没什么进展。利率仅下调0.25％，对这次宏观调控的作用不是很大。

　　王建：我没有以上二位那么悲观，我觉得如果打10分的话，给八九分都可以。短期的政府宏观调控举措是正确的，比如说我们是在去年宏观紧缩的背景下走入上半年的，上半年的宏观政策是比较紧了，所以二季度就开始有所放松，下半年继续放松。针对企业经济效益不景气和市场下滑等问题，宏观政策放松一点是完全正确和及时的。要说还有不满意的地方，只能说政府考虑眼前的事情多，考虑长远的事情还是比较少，而真正的危险不是眼前。

　　《21世纪》：如果说今年在调控政策上使用市场手段较少，原因何在？

　　哈继铭：可能政府有一些顾虑，原因之一是怀疑其到底是不是有效。另外，就是对形势的判断，当初甚至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认为，中国进入了重化工业时代，经济和投资本来就应该增长很快，出现经济过剩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这种观点值得商榷，经济有自身的规律性，重化工业时代也罢，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也罢，都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一下子投资过快，必然造成将来的产能过剩。这是在几次中国经济波动中被一再证明的事实。

　　宋国青：对利率调整的反对意见主要认为，地方政府拿贷款去投资，根本不会考虑利率高低。进一步的观点认为利率一刀切不妥，应当有保有压地进行行政调控。这是一个非常有影响的观点，我对此持反对意见。行政调控也许在某些方面应当有保有压，可是在很多方面的效果是正相反的。

　　汇率方面，我在2002年说过“汇率是纲”，主张把汇率放开，一秒钟都不要思考。汇率调整本身没有问题，但汇率大幅度调整，会有一个缺口，经济增长速度会下降较大，贸易顺差也会减少。顺差减少本来很理想，但需要和提高内需结合起来。如果内需旺盛，压一下出口很好。

　　2006年经济增长预测

　　《21世纪》：请预测一下2006年的宏观经济发展情况。从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情况看，您如何预测明年需求方面的态势？

　　哈继铭：我觉得明年经济依然可以保持9％的增长。明年的通货膨胀程度，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政府是否把扭曲的价格合理化，如果答案否定，那么通货膨胀可能比今年还要低，反之应比今年高。在一年之内价格完全理顺的可能性不大，但可以让它逐步合理化，明年CPI通胀可能高于今年，可能略高于2%。

　　宋国青：我也认为经济增长是9％。明年通胀可能比今年稍微低点，今年可能是1.9，明年可能是1.8。

　　王建：明年宏观经济的增长速度肯定要掉下来，到8％左右的水平。因为投资要落下来。如果投资从25％掉到18％，经济增长速度就得掉到8％左右。

　　明年的消费也要掉，因为今年的农民收入增长降低了。新中国50多年来，一直就是这样，上一年农民增收，第二年消费市场就好。所以，在2004初我就预测，说2005年一定会好，果然也是如此。而今年虽然也丰收，但是比去年少，并且农产品价格涨幅也比去年小，所以农民今年增收幅度要降，大概人均纯收入增长是4%－4.5％，比去年的6.8％小了不少。如果6.8％对应的是13％，那么4%－4.5％对应的应该就是10％，就是明年消费市场要比今年低３个百分点。

　　然后是出口。今年出口增长是30％。但明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会有所下降，会影响中国的出口，我认为明年的出口增长大概是20％左右。

　　这样的话，三大需求均高位回落，但仍保持一个相对较高的速度，所以今年保9％，明年保8％是没有问题的。

　　2007年则可能有问题。因为2007年大量项目到期，供给增加很多，但是新投资没有了。由于出现过剩，企业的经济效益下滑，而现在的投资主体70％以上是非国有单位，他们更注重价格和利润，价格和利润不好，就不会投资。这样近几年在新增需求中占六成的投资需求就要降下来，而由于大量项目集中到期完工，社会供给会猛增，供求之间对比关系变化会非常巨大，所以2007年可能出现全面过剩，经济增长可能会突然失速，还会出现非常严重的通缩。

　　哈继铭：私人部门投资会比较明显地下降，在利润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追加投资的力度减少，并且现在FDI也在减少。如果政府合理化资源价格，也会提高投资成本。并且，现在房地产投资增速明显下降，它所带动的钢铁、水泥需求也会有所下降。但总投资不会大幅度下降，政府主导的一些投资增幅会有所提高。现在应该把资源价格理顺，防止更多低效率甚至无效投资的发生，已经产生的产能，不应该用利率或者货币政策来消化它，而是应该更多用财政政策消化，财政政策要向消费倾斜。

　　余永定：中国2005年经济增长势头强劲，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出口的增长。2006年中国是否能够继续维持如此高的出口增长速度是一个难于回答的问题。由于企业利润增长速度的下降，由于局部产能过剩已经相当严重，再加上出口高速增长将难于维持，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可能会回落。2006年经济的增长点将是居民消费增长。由于2006年公务员工资将有较大提高，其他行业的工资压力必然增加。工资提高有助于增加居民消费，但不利于企业利润增长，不一定有利于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问题。消费增长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还会造成通货膨胀压力上升等问题。总之，凡事都有利有弊，关键是如何把握尺度、趋利避害。

　　如果美国政府的政策重点是减少经常项目逆差，美国可能会停止升息，引导美元贬值（同时压人民币升值）并加大贸易保护主义的力度。在此情况下，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将受到影响。如果美国政府的政策重点是防止美国房地产泡沫崩溃，美国政府可能会继续缓慢升息，挤压房地产泡沫。在此种情况下，美元不会大幅度贬值，但是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会因房地产价格的下跌而受到影响。经济增长势头的减缓对中国的出口也会产生一定影响。还有一种可能性是，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美联储被迫降息，美元大幅度贬值。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出口将从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两个方面受到严重打击。在2006年，美国政策游离于第一、第二种情况之间的可能性很大。但这两种政策都无法解决全球不平衡问题，全球经济将继续处于不平衡中。

　　哈继铭：我国的净出口增速会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回落而回落。今年增速快是因为去年基数比较低。2004年上半年还是逆差，那时投资增速非常快，估计明年投资增速不会那么快，出口增速会略有下降，25％左右。

　　中国的出口增长和外部需求关系极其密切，外部需求变化1％，中国出口变化6％。当然出口还受到人民币汇率的影响，这对某些行业的影响比较大，但从总量上来说非常小，敏感度1％左右。从目前情况来看，全球的经济增速还是比较快。中国经济会得到出口基本面的支持。

　　今年中国的进口增速出奇地慢，明年也不会有太大的增长。今年慢和去年的库存比较多有关。明年外贸顺差的绝对数量不会比今年小。当然衡量一个国家的外贸顺差大小，不能仅靠绝对数量，要看它占GDP的比重。

　　宋国青：我认为，明年出口增速过20%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明年的贸易顺差增长应该比今年小很多。今年比去年增加800亿，明年甚至不增长都有可能。进口可能会到23％，主要是汇率弹性比较大，不仅是指人民币对美元小幅升2％，还包括美元对欧元、日元的升值会使人民币随之升值，这有明显的效果。

　　明年重点防通缩？

　　《21世纪》：就宏观政策而言，您认为我国应该更加重视防通缩还是通胀？

　　宋国青：从短期角度来看，现在还是有通货紧缩的倾向，没有一些比较及时、积极政策可能还会出现一段时间的通货紧缩。所以防止通货紧缩仍然是现在很重要的事情。如果明年投资跟今年持平，通货紧缩的可能性更大一点。

　央行应密切关注，随时根据通货紧缩或膨胀、价格、供求等情况做出安排。刺激消费短期要考虑货币政策和投资。防通货紧缩，主要还是平衡内需和外需，要特别注意内需的情况，而内需其实就是投资。

　　哈继铭： 明年GDP和投资增长还会比较快，这种情况下不大会出现通货紧缩。资源价格扭曲是通货膨胀比较低的第一个原因。粮食和食品价格下降是第二个原因。往前看，食品价格维持低增幅或下降的可能性比较小。今年粮食价格一到九月份上涨1.9％，而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幅度是9.2％，农民生产成本不断增加，而粮食价格本身没有太大增加。如果这个趋势继续下去，农民就要受到损失，除非国家继续给各种补贴，但那样又会进一步扭曲资源价格。

　　所以我觉得通货紧缩不是明年最关键的问题，明年最大的关注点，应该是尽可能地拉动消费需求。我不赞同拉动内需这个笼统的口号。拉动什么内需？难道是拉动投资内需吗？投资已经增长过快，而且很大一部分投资现在是私人部门行为。用贷款拉动，将来可能造成更大银行坏账。所以应该是拉动消费内需，但消费内需短期内不能拉得很高。日本把储蓄率从23％降到6％，花了三十年时间。

　　消费拉不高，投资又不能投，怎么办？应该顺从经济发展的规律，如果私人部门投资有所下降，政府应尽量扩大消费内需消化产能。如果经济还是要往下走，就只能顺其自然，不可能一直是像现在增长那么快。用现在还没有修改的数据来看，投资率已经达到GDP的45％。比韩国和日本都要高很多。韩国在1996年达到40％，然后就出现亚洲金融危机，投资率一落千丈，日本达到很高时也是逐渐下降。我国可能也会步其后尘，然后再出现危机。投资率占GDP的45％是不可能持续的，将来肯定要下来。到底是韩国式的跳水式下降，还是日本式的逐渐下降？现在有必要让投资率自然回落，而不应用人为的政策去刺激。

　　另外，要尽量发展消费性的产品来刺激消费，这需要比较严格的监管，不要把它当作一个运动，韩国过去也曾想大发信用卡刺激消费，结果后来造成金融上的危机。

　　然后是资本市场以及银行改革。中国的储蓄率高达25％，比日本1970年代的23％还高。中国储蓄率近年提高主要是企业和政府储蓄增加。现在私营经济成分越来越大，它们很难在资本市场上融到资，也很难在银行里面以比较低的利率贷款，只好自己储蓄，用积累利润留存的方式为投资提供资金。所以要继续进行资本市场的改革，尤其是要继续推进现在正在进行的银行改革。

　　《21世纪》：诸位认为明年宏观经济应该如何调控？如何把握财政与货币“双稳健”的调控政策？

　　余永定： 2006年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将受到进一步的挑战。明年政府似乎会进一步减少财政赤字，减少国债发行量。但是，如果明年经济增长减速，政府应该及时推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以保证中国经济的平稳增长。我认为，政府在公共产品领域的支出应该有所增加。这样做有助于保持2006年有效需求的稳定增长，也有助于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

　　关于货币政策，我的看法是，货币政策的基本取向在2006年不应改变。维持货币政策稳定性的方针是正确的。银行系统的流动性十分充裕，利息率也很低，货币供应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预期目标。一些企业感到的信贷较紧，是银行加强风险控制的结果，并非货币政策过紧的结果，不应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的办法加以解决。目前货币市场利息率很低，如果使用PPI 作为减缩指数，中国的实际利息率依然是负利息率。利息率过低不利于抑制资产泡沫、不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尽管货币市场的低利率有助于抑制资本流入、有助于减少央行的对冲成本，但不利于商业银行改善其经营状况。流动性过多导致的银行存差过大对改善银行的经营管理也造成不利影响。

　　宏观经济政策只能保证中国经济的短期平衡和稳定。如果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得不到解决，无论采取什么宏观经济政策也是无法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的。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特别是2005年以来的变化给我们提供了喘息的时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们应该抓紧时间进行调整。只要政策正确，那么中国未来五年到十年的增长前景应该是十分光明的。

　　王建：我认为明年就是要坚持“双稳健”的调控政策，所谓“双稳健”就是财政和货币政策保持在目前不变，因为明年的生产过剩的情况应该会比今年严重，但是明年需求还会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上运行。我们现在不要把宏观调控的“百宝箱”里所有的物件都往外掏，我认为还不到那个时候。按照需求增长水平来看，明年经济增长8％没有问题，而8％对中国经济是一个不错的增长水平了，不会引起社会经济关系的剧烈变化。所以，如果明年开始刺激内需，我觉得要考虑的就是，要加大按揭贷款的消费，把住宅和汽车预热起来，然后对廉租房的建设也安排一些计划，比如说债券发行的计划，开始把城市里面廉租房的地块划出来，这样在2006年把反过剩的措施预热，到2007年再把大的需求措施压上去，到那个时候财政和货币再松下来是比较好的。

　　哈继铭：我认为，货币政策应适度偏紧，财政政策应适度偏松。第一，某些行业的产能已经过剩，但现在的投资率还比较高，新增加的投资可能会造成更多的产能扩张，有必要实行略紧的货币政策，把资金的价格理顺。明年的货币增速应该在15％到16％，央行的货币回笼速度要有所加快，基础货币增长有所放缓，央行票据发行的收益率要有所提高。最近这几个星期市场利率已经提高比较快，从1.1左右到了1.6左右，将来这个利率水平估计还要继续往上走，不应该和美元的利差拉得更大。

　　中国核心通货膨胀率可以用非食品价格来粗略替代， 1到9月份非食品价格同比上涨1.3％，美国除去能源和食品的通货膨胀也是1.3，而美元利率远远高于人民币，美元很可能会继续加息到1.45－1.75，如果中国利率太低，不利于提高投资效率，同时也给中国经济埋下比较大的风险，利率水平很低，如果外部条件发生变化，对中国出口造成比较大影响，那时，利率水平那么低了怎么采取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这就有像日本过去掉进流动性陷阱那样的危险，这是货币政策从紧的一个原因。

　　财政政策略微松一些，可以对某些瓶颈行业进一步投资，还要用财政政策刺激消费，既增长了将来的消费需求，又可以吸收现在过剩产能，一举两得。

　　余永定：我完全同意哈继铭关于在2006年货币政策适度从紧、财政政策可以考虑从宽的观点。

　　汇率改革下一步

　　《２１世纪》：我国人民币汇率一直面临巨大的压力，根据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诸位如何判断下一步的汇率改革？

　　余永定：我国的汇率制度改革是十分成功的。但是，必须看到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依然巨大。今年贸易顺差将创造历史纪录，说明中国经济不平衡进一步加剧。2006年美国对中国的压力必然进一步增加。为了维持汇率稳定，中央银行必须继续干预外汇市场，对冲压力依然十分巨大。央行票据的继续急剧增加已经给央行带来极大的压力，为了回收流动性，央行最近又同商业银行进行了货币掉期交易。必须看到央行的对冲能力是有限度的。为了维持人民币稳定中国的整个金融系统将付出越来越大的代价。更为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已经接近7000亿美元。而美元又存在大幅度贬值的危险。一旦美元大幅度贬值，中国储备资产的损失是难以估价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王建：最近统计局请100名专家对形势预测和政策判断，我这次提的就是保持汇率和利率稳定，不要轻易变动。我很担心，如果加息，会抑制投资和消费，会把人民币的炒热钱的钱又引进来。最近美国加息，国际资本好不容易从中国转移出一些，现在加息，等于给投机资金节省了成本。

　　我国现在拥有超额外汇储备，７000亿的额度已经大大超出了实际需要。今年新增的2000亿，其中有1000亿是贸易逆差，外资进来600亿，当年流进来的热钱就是四分之一，比去年要少得多，这个形势就是因为人民币的利率和汇率能够保持稳定，否则，流入的热钱更多。

　　宋国青：把其它小项目略掉，M2就等于贷款加外汇储备贷款。现在外汇储备贷款增长了，外汇货币就一定大于贷款，这是一个平衡的关系。央行能够直接用的货币手段相当有限，宽货币紧信贷跟汇率、跟外汇储备的增加直接挂钩。增加的外汇换成了人民币，货币就增加了，至少百分之八九十起到货币的作用。

　　对宏观经济来说，最重要的变数是汇率升值。要考虑到人民币比较大幅度升值的可能性。

　　哈继铭：我不完全赞同宋老师说法。汇率水平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汇率政策的灵活性比汇率升值更重要，而汇率到底升多少谁也说不清楚，尤其在目前许多资源价格都扭曲的情况下。国际货币基金说有关研究显示人民币汇率被低估0-40%，这个区间太大。

　　如果资源价格都理顺了，贸易顺差和升值的压力都不会那么大。如果完全依靠汇率调整实现国际收支平衡，有可能造成汇率进一步上升。汇率改革和价格理顺必须齐头并进，这是眼前最主要的任务。

　　王建：汇率千万不能动。因为我们的背景是生产过剩，现在扩大消费需求并没有太大的把握。我大概算了一笔账，即使把20％城市居民的住宅和汽车消费放进来，大概只能消化一亿吨钢铁，而我们产能过剩是三亿吨，那剩下的两亿吨怎么办？所以还是得靠出口缓解过剩压力。如果把汇率提上来，那不是雪上加霜吗？现在最怕的是，当国内出现生产过剩的时候，内需启动不起来，外需也下降。我同意利率应该走向市场化，人民币汇率迟早也应向上调整，但都不是在现在，现在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如何应对生产过剩问题，其他方面的改革都要服从这个大局。

　　（21世纪财经新闻班许静、姜超、秦月参与整理，论坛主办方之一“新浪财经”对讨论进行了部分转载，中信出版社将出版《展望中国2006》，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部长赵晓主持了现场论坛讨论。由于时间关系，宋国青对话部分未经本人审核。）

(责任编辑：谢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