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出现了一种新的心态，就是金融进一步整合的时机已成熟。随着日本的经济和市场开始复苏，日本重拾信心，中国与印度迅猛发展，中东石油市场一派繁荣，东盟(Asean)与澳大利亚市场出口兴旺。

　　但在世界担忧流行病、恐怖主义和经济失衡之际，亚洲发现自己被指责为储蓄过多、消费过少以及出口过度。对于长期经历政局动荡和间歇性金融危机的亚洲人而言，储蓄是罪恶而非美德的观点让人不可思议。如今，在对美国的投资中，亚洲占了逾2.5万亿美元，是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的对应体。我们一直感激美国消费者对全球经济的拉动，而且我们从没有将美元投资视为不安全。

　　因此，我们必须感谢美国人对我们的提醒，即我们应该考虑增强国内市场，提高储蓄与投资平衡的效率，并最终增加消费。但我们的人口和产业结构，不允许我们马上做出改变。全球化和国际分工要求亚洲融入全球贸易。因为亚洲仍然不具备高效率的金融体系，它利用欧美的资本市场作为其贸易融资、以及官方乃至保险/长期储蓄的中间媒介。

　　正如一些人正确指出的那样，这是一种使各方都受益的完全股本回报互换(total equity return swap)。反面意见则是，这种状况难以维持。但100年来出现了什么变化呢？二战前，亚洲许多地方是殖民地，我们对英国有着巨大的经常账户盈余，我们把资金存入英镑账户，然后英国会投资于亚洲制造业、采矿业、种植业和银行业，使这些钱又回到亚洲。

　　如今，我们对美国仍有巨额经常账户盈余，我们把钱存入美元账户，然后这些钱通过摩托罗拉(Motorola)、沃尔玛(Wal-mart)、通用汽车(GM)、以及高盛(Goldman Sachs)、富达(Fidelity)和对冲基金的投资组合，以美国直接投资的形式回到亚洲。在这个“美国支配的国际秩序”(Pax Americana)时代，老套的故事依旧真实——美国一打喷嚏，日本就感冒，亚洲其它地方则会得肺炎，不同的是，如今的病毒会蔓延全球。

　　亚洲自身也有失衡。制造业产能投资过度，而社会基础设施投资不足。1997至1998年的金融危机，迫使各国政府把注意力集中于让市场恢复正常，但亚洲落后的基础设施再也不能等下去了。不平等正在加剧，而由于医疗、环境和教育投资不足，亚洲有可能出现社会动荡、疫情和恐怖主义活动。

　　亚洲怎样才能进行金融整合呢？从贸易角度看，整合已经开始了。亚洲有逾一半的贸易是区域内贸易，尽管其中许多贸易的最终目的地不在亚洲。由于过去5年签署的各项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亚洲内部的贸易壁垒已经很低。但亚洲各金融市场仍然封闭，彼此封闭的程度甚于对欧美的封闭程度。在亚洲开展整合的是全球银行和投资公司，而非当地的银行、保险和证券公司，这些当地公司基本上仍偏安一隅，因为它们都面向本土市场，而且相互之间存在监管壁垒。

　　虽然亚洲债券基金(Asian Bond Fund)倡议重要而且必要，但若要进一步整合，这些措施还不够。亚洲货币基金(AMF)或亚洲借款安排(AAB)的各项措施，仍然过多由官方推动，私人部门和产业都没有密切参与其中。例如，随着交易所交易基金成为常用的资产多元化工具，在纽约通过私人银行购买亚洲的交易所交易基金，要比从当地交易所购买更容易，这似乎很奇怪。亚洲许多证券市场依然更像当地的夫妻店，卖的主要是当地土特产，而提供全球金融产品的国际巨头都到家门口了。

　　只有亚洲每个市场都有了基准收益率曲线，才能有效筹集长期基础设施资金。机构竞争延误了这一关键的发展。这些怪异的现象一日不除，亚洲的大量储蓄就无法进入各亚洲市场。现在是停止斤斤计较全球失衡的时候了，我们自身的失衡才应是关注的焦点。

　　作者系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前主席。

(责任编辑：任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