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恩富教授关于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最重要的两项建议和国务院国资委的取向是相吻合的。

　　2005年9月26日，国资委宣布，面向海内外公开组织招聘的25家公司的高管已经落听，首批20名高管被国资委录用。其中包括华源集团的总经理和中国建筑工程设计院院长这样的正职，而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副总经理、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总会计师和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公司总会计3个职位则空缺。

　　这样的招聘已经是国资委成立以来的第三次。

　　此前的8月19日，国资委首次发布了中央企业负责人的业绩考核结果。在179家企业中，有25家被定为A级，B和C级的有141家，而中煤能源、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等三家央企则受到降级处理。

　　10月9日，国资委副秘书长刘晓滨在重庆透露，上海宝钢集团等七家央企将率先建立董事会。刘晓滨是在中国·欧盟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国际研讨会上作出上述表述的。据刘透露，第一个设立的宝钢董事会将有9名董事，其中5名来自外部。新组建的董事会将被赋予足够的职权，其中包括重大投资融资的决策权、挑选经理人员、考核经理人员、决定经理人员薪酬的权利。董事会不是一年仅开一两次会，而是必须设立董事会办公室和董事会秘书，并在董事会中设立战略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内部审计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

　　据水皮掌握的信息，由国资委选派的外部董事大都来自已经退出一线的原中央企业的一把手，包括像联通董事长杨贤足和中粮前总裁周明臣这样的老总，他们将参与企业的决策，但按规定又不能在一个单位上班的时间超过30个工作日，兼职的单位不能超过三家。

　　此前，对于国资委的角色，媒体已经再三提醒存在扩权的误区。因为人们发现，像招聘高管这样本该由各公司董事会决定的事情，居然全部由国资委在操刀，国资委的角色难道是“老板＋婆婆”吗？

　　当然不是。

　　李荣融本人在此后出席中央电视台对话录制时承认，国资委的角色有一个渐进的演变过程，开始的时候，难免还有一个过渡，这个过渡的时间要求，在他接任之时已经明确向中央提出并得到认可。这种过渡将随着国有大中型企业董事会的建立和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成立而宣告结束。

　　大中型企业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董事会，就是程教授所谓的“双向进入”以党政干部互相兼职的法人治理结构的一种形态。截至2003年底，中央企业所属三级以上子公司中已经有48％进行了投资主体多元化的股份制改革。

　　宝钢董事会的亮相，引起媒体的关注。

　　上海的每日经济新闻发表署名叶檀的文章，题目是“国企改革终于向郎咸平理论屈服？”

　　叶檀认为，虽然从实践论的角度看，此轮实验能否成功仍属未定，但从国资委的表态看，显然认定这是央企改革的最好的也是惟一可以选择的道路。这种拷贝于新加坡现有国有资产管理模式的方法并不出乎人们的想象，而另一方面，目前改革的客观条件也限制了产权改革这一道路的可能性。郎咸平对于“国退民进”的抨击以及中国国有企业缺乏信托责任的指责应者云集，M BO受到一边倒的批评，都说明，中国或者尚不具备产权改革的时机，或者已经丧失了时机。

　　叶的结论，国资委已经抛弃了产权论，对于李荣融模式能否在中国取得成功表示谨慎存疑。

　　网上的跟帖表明，大部分的读者并不认同叶的观点。

　　李荣融模式是否就是新加坡淡马锡外壳＋郎咸平的理论内核呢？

　　在水皮看来，国有企业的问题并不仅仅存在于社会主义的中国。欧洲国家，特别是奉行社会民主主义的北欧国家，在社会福利建设上与社会主义国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国家的国有企业也有一个治理问题，中国和欧盟之所以会联合在中国召开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国际会议，就是因为有共同语言。

　　而就国有企业的管理模式看，新加坡的模式的确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国有企业治理模式。叶檀在文章中提及的总体法制和经济环境不可复制的顾虑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不能成为否决新加坡模式在中国大陆实践的理由。来自国家不同职能部门的党政干部参与央企董事会会形成一定的制衡，是有利于改变现有董事会成员惟国资委马首是瞻局面的，而不会是强化。

　　那么，国资委是否是屈从了郎咸平理论呢？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郎咸平有什么理论。

　　郎咸平是以研究东南亚家族企业而起家的，转向大陆资本市场以后，切入的角度也是类家族企业的德隆。水皮早就说过，郎咸平先生对于“国退民进”过程的丑恶的批判是有历史价值的。但是对于过程的批判并不意味着对于出发点的否定，更不意味着由此逆推理产生的所谓理论能够成立。

　　郎咸平的理论，特别是关于国有企业的理论概括起来有两点：一是所谓的大国家主义需要论。一是所谓的国有企业信托责任的缺乏论。

　　大国家主义的产权理论和中国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是一致的。从逻辑上讲并没有错。但是郎咸平显然忽略了这么一个现实，那就是28年的中国改革实践实际上一直探索的就是对传统所有制形态的突破。社会主义公有制究竟以什么样的形态实现一直是中国本土改革家和理论家孜孜以求的课题，国家独资还是股份合作，不管是主流经济学家还是所谓的非主流经济学家，其实正在形成共识，那就是产权多元化的股份制是公有制的有效实现途径。

　　否定产权改革事实上是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路径的否定，说白了也就是对改革的否定；但是产权至上又导致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简单化，一卖了之的后果不仅是贪污腐败，而且更可能导致贫富分化的加剧，反过来，成为清算“私有化”的原罪。

　　即使本土的非主流经济学家也未必认可郎咸平的“大国家主义”。

　　而郎咸平的信托责任缺失论倒是一针见血的指出了中国国有企业在管理上的弊端。

　　和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同国有资产出资人缺位不一样，郎咸平认为，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从来就没有过缺位，国有资产的出资人就是政府，怎么能说虚化缺位呢？问题是出在管理者缺乏信托责任，就好比主人请来的保姆，本来是为打扫卫生的，但是保姆却要做主人。做厂长的，做经理的，企业做好了，回过头来就想方设法要把企业变成自己的才甘心。通用的韦尔奇接任时，通用的市值不过300亿美元，卸任时，市值已经达到5000亿美元，怎么就没听说韦尔奇要把通用的资产M BO给自己呢？

　　国有资产的出资人当然是政府，当然一直没有缺位。但是郎咸平不清楚的是，在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成立之前，中国的国有资产管理一直呈现多头现象，政府作为出资人实际上一直没有到位。以央企为例，人事按干部管理权限或归中组部或归人事部，资产按隶属关系或归财政部或归各大部委，经营则按各大主管部门的要求进行。作为企业，居然没有一个机构要求有指标考核！这是企业吗？

　　在出资人不到位的情况下，谈信托责任未免过于书生意气。

(责任编辑：康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