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刚刚结束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大地，又进入了一片经济的严冬。十年黑白颠倒、混乱和破坏相交替的日子过后，中国面临着如何从废墟中重新站起，如何重新在世界新的发展格局中获得自己应得的社会地位的问题，而这两个问题的根本，就在于如何振兴已经濒临瘫痪的中国经济。这时，饱经文革风霜的荣毅仁挺身而出，承担了一份历史的重任。

　　荣毅仁复出与合资时代肇始

　　当时，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开始全面主持中国政府工作，面对千疮百孔的中国经济，他在1979年1月17日请来了解放后一直留在大陆的原国民党时期的工商业巨子：荣毅仁、古耕虞、胡子昂等座谈。邓小平向大家阐述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并就如何发挥工商业者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征询大家的意见。

　　会上，刚刚从十年动乱中挣扎着爬起来的荣毅仁提出开办一家投资信托公司，来吸引海外资本帮助中国进行经济建设的主张，邓小平听罢立刻表示赞同。会议结束后，荣毅仁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建议设立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的一些初步意见》的报告，时隔不久，报告便被批了下来。

　　然而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吸引外资建企业，绝对不是嘴上说说的那么简单。外国资本凭什么将资金投入到中国这片土地上，这里面的难题有二。其一是如何重建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局的信任，其二在于当时的中国缺少相关的法律。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总设计师邓小平和被冠以“红色资本家”头衔的荣毅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解决信任问题，人是至关重要的因素。要让海外资本家认识到中国发展经济，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道路的决心，就必须将最适合的人放在最适当的位置上，并给予恰如其分的权力，来主导这场经济振兴的大局。而解放前身为中国工商业巨子，解放后出任上海市市长、海外关系广泛而又年轻有为的荣毅仁首当其冲成为了最佳的人选。将荣毅仁推向改革的前列，无疑是当时对“人”的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历经多年，我们回首时发现，中央的这一决策无疑是正确的，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日子里，荣毅仁和他的中信集团，成为了外国资本寻找在中国投资之路的重要管道，甚至到了非“中信”不谈的地步。

　　利用外国资金与技术以及合资办企业第二个技术性难题在于，“没有法律人家根本不敢来(投资)”，谁愿意把大笔资金放在一块没有法律保障的土地上呢？而且中国刚刚经历那么长时间的动乱，也只有法律的建立才能标示出中国的决心。因此，一部有关合资企业的法律法规，成为这其中的关键性问题。既要给予投资方满意的回报，同时还不能破坏当时国营企业占市场主导地位的基本国策，这其间有着太多的问题需要研究。在研究了世界各国关于合资企业管理资料后起草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草)》中有这么两条规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外资投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四十九”，“决定重大问题要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荣毅仁对此不赞同——那天晚上，当时为荣毅仁秘书的庄寿仓回忆说，他和荣毅仁写材料弄到深夜两点钟，最后“我只能睡在老板家的客房床上”——在荣毅仁的书面意见里，他写道:“(这两条)并非国际惯例，同时这是当前国家经济情况所不易办到的，势必降低外资对我国投资的兴趣，我们亦同样达不到大量吸收外资从事建设的目的。建议在不丧失主权的前提下，以平等互利为原则，争取更多的外资，引进更多的技术，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对荣毅仁的意见，邓小平批示:“我看很有道理，四十九和三分之二都可不写。”陈云批示，“我同意荣毅仁的意见，只要外资愿意来中国，我们总有办法对付。”比例之争由此结束。

　　荣毅仁去世与合资时代终结

　　1979年7月，自新中国建立以来第一部有关外资投资的法案终于出台，这就是最终通过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草)》，这部划时代的法律，给中国当时几乎疲软的经济，打上了一阵强心剂。而与此同时，以荣毅仁为首的中信信托投资公司也正式成立，担负起为百废待兴的中国招商引资兴办实业的历史重任。刚刚成立的中信公司果然不负众望，这位20世纪30年代即投身民族工业的“荣老板”带领它的中信公司独树一帜，创业伊始即大刀阔斧地开辟出一条令当时许多人费解的创业之路，公司成立第一年，就接待了来自40个国家和地区的客人达4千多人次，国内前来洽谈业务的也有3千多人次，在引进外资、技术、设备方面闯出一条新路，国外媒体将这股热潮称之为“合资中国”。

　　但是，“合资”毕竟是一个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以国营企业为主的合资公司，必定带有浓厚的政府色彩和背负着沉重的政治任务。20年来，“合资”企业为中国带来了改革开放急需的资本和技术，同时，也带来了东西方文化与价值观的激烈冲突。对此，荣毅仁先生不断呼吁，要依照市场规律来解决经济领域的问题，但是，在实际操作层面上，却无法抵御那些非市场因素的影响。有人认为：合资时代鼓励了一些既得利益者利用法律漏洞大肆鲸吞国有资产；有人指责：合资时代成了外国资本瓜分中国市场的饕餮大餐；有人贬抑：合资时代中国“以市场换技术”的梦想完全破灭；有人愤怒：合资给外资企业太多的优惠抑制了民族工业的发展……

　　无疑，站在今天回首过去，我们有太多的责备可以说出口，就像站在山顶对迷失在山间小路的登山者大加耻笑一样“理直气壮”。但是，在那个混沌的历史节点上，谁能够未知先觉地对不确定的未来给出最佳答案呢？

　　今天，“合资中国”已经被人渐渐遗忘，“独资潮”成为了这个时代最热门的词汇。不管外方资本怎样看待中国的合资时代，不可忘记的是，正是由于“合资中国”的这个切入点，引发了25年来中国经济的迅速成长，一批海尔、联想、华为这样的企业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人均收入、GDP每年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速度在攀升，今天的中国经济已经从襁褓中的婴儿，成长为令世界瞩目的健壮青年。

　　2005年10月26日，荣毅仁先生走完了他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这位新时期的“红色资本家”以他独特的经历，曲折跌宕的一生，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变迁，也见证了中国经济由弱变强的巨大发展。在解放初期、在改革开放初期，都是这位商界巨子的特立独行，帮助年轻的中国政府和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调整航向，同中国人民一道走向更加辉煌的道路。

　　大约公元3000年前，一位影响了中国数千年文化的巨人曾经站在湍流不息的河边叹道：“逝者如斯夫”。而今，逝者已去，他曾经代表着的一个时代，也渐行渐远，中国的未来能否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创造前人所未达的高峰，让理性和共赢之旗帜引导我们走上和谐的自由市场经济？历史给予先人的责任已经卸去，而历史留给我们的责任，却依然沉重……

(责任编辑：丁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