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小斌

　　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工劳科长来到我家，书面通知我和我的家人，因为旷工三个月，我被工厂除名了。

　　我妻子半夜推醒我，说要看看没工作的怪物。我倒是感到解脱

　　■本刊记者 刘天时 发自北京

　　梁小斌，“一个仅剩下大脑的人”、“一个完全生活在文本与思想中的人”、“我们时代的奢侈”、“一个只扮演他自己的人”、“一个真实的人”、“精神无人区的先行者”、“一种无声无息的傲慢选择”、“正在复活的寓言”、“中国的卡夫卡”……说的就是我们眼前这位先生！——中等身材、中年打扮，眼镜很厚、声音很低，乖张不够明显、古怪不够张扬！

　　这可叫人如何是好！多么让人不好意思！

　　深刻的本质的诗意的刻画该从哪里开始？在他最本质的“黑暗”——梁的著名诗句之一是，“我与黑暗有关！”——的笼罩下，他，一个职业诗人、职业思想者，他“业余的生活”：日月怎样如梭、障碍如何无所不在、活着哪般艰难？

　　让我们不礼貌不深刻的提问从最外在最不本质的职业旅途开始——

　　职业生涯：“我一直在等待有人来找我谈谈”

　　我是合肥制药厂的操作工，因为写诗得奖，被调到人事科当科员。后来又因为我写诗没能正常工作，又赶上改革开放深入，工厂清理闲杂人员，我被派到绿化队工作。那是1984年。

　　哎呀，我从来没剪过冬青树。头一天晚上，我对即将横七竖八堆放在我面前的巨大剪刀心存恐惧，彻夜难眠。明晨该如何在老师傅面前端平剪刀……我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胜任的。幸好，第二天，我要求拔草，被同意了。我就搬着小板凳，认真地做拔草工作。我甚至钻到草丛深处，很长时间不出来。我干得很来劲。

　　我在绿化队工作半年，冬天来了，没什么事了，我就呆在家里。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工劳科长来到我家，书面通知我和我的家人，因为旷工3个月，我被工厂除名了。我父亲讲了些不三不四的话。他说，我这个儿子，自从写诗获了奖，邓颖超接见过，就越来越不像话了。我送他们很远，还说，很不好意思，麻烦你们跑一趟，本来应该我自己去拿。我妻子半夜推醒我，说要看看没工作的怪物。我倒是感到解脱。我没有想到生活来源问题——只要有一包烟，有一杯浓茶，能让我的头脑处在兴奋状态，我就不知道“生活来源”这4个字的含义。

　　后来不就没工作了吗？那时我妻子在芜湖工作，没人管我，我就经常跑到南京，和南京的诗人们混在一起。再后来，我在安徽人民广播电台编辑一档节目“文学剪影”。干得还不错，台长也说，不要再乱跑了，就留下来吧。又4年过去了。

　　我还是离开了。我妻子在芜湖生孩子了。我要洗尿片抱孩子做饭。这段时间我写了大量诗篇。也体会到了生存问题。我体会到尿片不洗，一个小时后，它就还在那个地方。

　　接着，我主持过一本计划生育杂志，《婚育》。这段时间，我经常下乡，安徽全省各县都跑遍了，对中国农民情况有所了解，还参观了各地的儿童福利院，可以说是接触到了中国真正的现实。我的工作做得不错，也有领导说愿意我留在计生委工作。

　　后来，我又去了珠海，主持过一个民间诗会。这已经是90年代中了。后来又回到合肥，在一家文化公司做策划。策划工作中有一件可以拿出来说说，就是选圣女，传递炎黄圣火。我们先到艺术类院校，偷偷观察，看准了，再让女同志过去说。接下来要培养和熏陶圣女，比如怎么不能让皮肤晒黑。

　　去年，我来了北京，现在在筹备一本文学杂志。

　　我没有一定要呆在哪个地方，一定要做什么，没有那个必要。我没有那样的强烈愿望。但我确实在很多地方呆过做过很多种工作。每次填简历，回忆“何年何月何处做何事”，都是很困难的事。

　　依照我本人的构思，我是希望在社会主义内部安顿下来的，比如进作协。当年，有几届省市领导曾传话，说要“找梁小斌谈谈”。既然是要找我，我就在家规规矩矩等吧。当然没人来找我“谈谈”。这样的人生思路传出去，是要贻笑大方的。

　　诗和自我：“我的反叛，是通过写作逐渐凸现出来的”

　　药厂操作工、绿化工人、电台编辑、计划生育工作者、文化公司策划人……在这些毫无诗意的职业的表皮之内，梁小斌，他的内心生活、他的彼岸世界，他的诗的思的日日夜夜，似乎也不曾亮丽、不曾轻捷，仿佛又是亦步亦趋 ：诚实地自我，勤奋地怀疑，艰难地蚕蜕。

　　对于二十几年前与梁小斌的名字连在一起的那首诗《中国，我的钥匙丢了》，80年代初中国朦胧诗的代表作，梁小斌认定的，不是浪漫抒情，而是“我要说话”这个姿态、思想立场本身。然后，对这个提醒了一代人的热泪盈眶的“觉醒的自我”，梁小斌也有检讨——“昼夜之间，我们接受了思想解放运动倡导者的点拨，就像沉睡的虫子被点拨到另外一个方格之中。”

　　但“真的自我”、“真的觉醒”，在梁小斌那里，从来都不是这样狂欢的形式，而是漫长的等待、孤独的修习、点滴的进步。

　　“公社开完欢迎会/一颗心飞到生产队”，“明天一早就下地/一定开好第一犁”，梁小斌承认自己的第一首诗，正是这个《第一次进村》，赞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而实际的情况是，“因为我身体不好，我父亲让我给生产队长送了两盒罐头，所以在那之前和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从没摸过任何一件劳动工具。我仅戴着草帽，手持竹竿，坐在人民公社的打谷场上，看鸡。凝视着漫天的金色谷粒，我心中所想并不高深。”

　　回城，在制药厂当工人，“身着劳保服、大雨靴，走来走去，我也是很得意的。没觉得有什么要反叛的。”

　　在《中国，我的钥匙丢了》之后，写了《我是国旗的护卫者》。“我后来不明白的是，那些不写国旗的作家，在现实生活中怎么都比我混得好呢？这说明，要想取悦一个时代，仅仅写‘我是国旗的护卫者’是不够的，必须掌握另外的方法——那是我所不知道的，但其他人知道。”

　　梁小斌说，他，和经常与他并称的同时期的诗人不同。“我没有与生俱来地反叛固有意识形态，我也不是靠写自我起家的。我想到哪里，表达到哪里。走到今天，我对时代的反叛，是通过写作，逐渐凸现出来的。”

　　自称“天性不不适合任何时代”的梁小斌，说起那些“与时代同流合污”的人与事，是有一点点愤慨迂直的。他甚至苛刻起来：每个人对社会对他的认定都有一定责任。当初喊“我不相信”的人，怎么可以写“失败之书”？一个著名作家，当一代人都把你的声音当真了，你不应该坚持到底吗？读者不应当有这样的苛刻要求吗？

　　当回忆作为“中国诗人”的重大事件，梁小斌说的是他的“困惑”——当然，这困惑，是省悟、嘲笑和感伤。

　　他说的是，1982年，因为获得“全国优秀诗歌奖”走进人民大会堂的经验。“和老前辈诗人们在一起，坐在绒布沙发上谈论民间疾苦，有人还从兜里掏出黑窝头。但奇怪的是，除了我，别人对所处的豪华舒适环境好像一点也不好奇。这让我产生巨大的错觉：仿佛诗人天生就呆在这里，我们有一幅善良心肠，围绕着窝头展开激烈的讨论，然后写出感人的诗篇，散布在人民大会堂周围。”

　　至于，更早的，“如何走上诗歌道路的”，梁小斌说的是《革命烈士诗抄》、是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还有最先把他的诗推荐到《诗刊》发表的公刘。他这样美好而诙谐地回忆他最初的诗人偶像以及对诗，他年轻的虔敬。

　　“大概是80年，我终于见到了公刘老师。他一张张地翻我的稿纸，一言不发。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公刘老师的房间一尘不染，窗户开着，窗帘飘荡，桌子上是高高地堆着各地寄来的诗稿，那时候的公刘老师已经秃顶……我简直像进入殿堂一样紧张……”

　　思考和生活：“我以为闭上眼睛生活的困苦就不存在了”

　　“朦胧诗人梁小斌”的称谓似乎已经是过去时了。如今的梁小斌，他的再次被提起，更多是因为他的“原创”和“思考”。2000年以来出版的3本思想随笔，记录了他20年来的“思考成果”。这些被选编出来的，在普通读者读来，初读起来拗口的、晦涩的、甚至不知所云的自言自语，细读起来暗嘲的、无奈的、甚至虚无绝望的断章，“诚实地处理每一种生命经验”、“敲打每一个有名字的事物”——被文学批评界煞有介事地推崇为“中国的卡夫卡”、“中国本质的寓言”。

　　梁小斌和他的写作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我们要听一下思考者本人的注解。

　　“梁小斌不如卡夫卡。他没有那么纯粹。他身上带有中国人很不好的那种幽默感。他没有他那么严谨、以及看上去的执著。有时候一个人幽默是因为他想放弃了。当然他也可以说，在中国要达到卡夫卡那样的境界，要付出比他多得多的代价。

　　“我希望通过我写的东西，使人觉察其实每个人都过着相同的精神生活，不过是被很多人忽略了。我重新表达那些被忽略的。

　　“你是希望我说点明亮的、比如希望所在？如何平衡自我厌恶？是有这个问题。悲观主义，对个人来说是毫无意义的，是雪上加霜。但是，彻底的悲观主义，张扬出去，成为一个文本，对文学的进步、对人的真正解放，是有意义的，它创造了一个改变现状的基石——要改变人的现状，总要先呈现人的现状。我的思想是在为我们国家真正的民主做准备，是为人性的觉悟所做的深奥工作。

　　“对。别人都有很多别的事情要打理。对我，需要打理的事情很多，也很少。我常常起床之后发现无事可做，所以只好写些随笔。我是个自欺欺人的人。我以为闭上眼睛，生活的困苦就不存在了。”

　　这个深奥工作的源泉——生活本身、这个人的现状、这个睁开眼睛就必然看到的生之困苦，具体到梁小斌这里，具体到一个去掉诗人、思想者名头的有家有口有记忆有盼望的中年男人这里，它的分分秒秒是什么样呢？当我们试图请他还原自己到自己的“日常”里去，得到的似乎也只能是轻描淡写、心不在焉、漠然自嘲。

　　“我不古怪，我是极其随和的。我也拉家常。你可以这样写：我和我妻子讨论幸福是什么。我总结说，幸福是一边吃零食一边看电视，再讲同事的坏话，最好再有丈夫在旁边附和。我就属于非常会附和的丈夫。她嫁给我的时候诗人正吃香呢。她当然说后悔了，说自己瞎了眼。我就说，我可是多次让你慎重考虑的啊。

　　“我和我的孩子？我对他的日常起居关心得不够，我很惭愧。他在念高中。当他妈不在家的时候，我给他点零钱，打发他出去吃。

　　“严峻的问题，具体的苦恼？当然还是生存问题。你是希望我说一个特别感人的段子？有一次，我妻子给了我钱让我下楼去给孩子买奶粉，我下楼经过理发店，就进去先理了个发。理发店里有人抱个小孩子过来，说说说的，后来我不知怎么就把钱给了他买奶粉。这是真的。

　　“是，从来就这么隔膜。我小时候是特别顽皮欢乐的儿童。可能是下乡的时候，没人理睬，形容枯槁，孤独寂寞，陡然地就变了。也可能是天性。我兄弟们不这样，他们是厂长企业家，是生活的强者。可能是因为我是早产儿，我是7个半月生下来的，而他们都是10个月生下来的。

　　“其他的生活乐趣？和朋友聊天吹牛。我沉浸在自鸣得意之中，对自己的思考能力很有自信。

　　“理想的生活是，我希望，人和人之间的交道不要充满智慧和计谋。人生的愉快不就在人与人之间嘛，而不在生活在什么地方。

　　“钱？我对钱有兴趣。我怀疑这是我迟到的觉悟。我现在就在想怎么搞这件事情。应该想个一餐多吃的办法。让我的作品更受欢迎一些，学者喜欢，媒体喜欢，还能改编成剧本。我应该以杂志为依托，尽快挣钱，在北京买房子……

　　“我靠构思为生。”

　　这个靠构思为生的人，在表达以上构思的时候，并没有让我们觉得丝毫的乖戾、傲慢和灰暗，确实如他所说，他是随和羞涩的，甚至是体贴娱人的。言及严峻得令人不好意思的问题，他会试图插科打诨，他会突然说：你采访的其他人，他们都说什么样的雷同的话？他们有像我这样畅所欲言吗？在拍照片的时候，他更是活跃、“人来疯”起来。他提议坐在凳子边边上，再抱上外套，他说，我是不是应该更呆若木鸡一些，更拘谨做作一些？

　　但是啊，我们还是不能不注意到那个一直潜伏警惕着的更剧烈的自我：他把手里的烟蒂在茶杯里熄灭又试图挽救上来，他身体前倾坐在沙发边儿膝盖上摊开一本特雷莎修女语录《活着就是爱》，他站在电梯口等电梯门合上他的眼镜反光厉害他突然很严肃……

　　这个自我，它紧紧盯住自己，它放幽微到更幽微的去处；它盯住时钟的秒针，它让时间更慢；它纤弱又执拗，它异常敏感于生之屈辱、活之艰难、世之荒谬 ；它无处可逃，它不再逃，它迎面接受。　　

　　梁小斌简介：

　　1954年生。诗人、民间思想家。1972年开始创作诗歌，早期作品《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雪白的墙》被列为新时期朦胧诗代表作，被选入高中语文课本。1984年提出“必须怀疑美化自我的朦胧诗的存在价值和道德价值”，其间创作《断裂》组诗。近年出版思想随笔集《独自成俑》、《地主研究》、《梁小斌如是说》等。2005年被中央电视台评为年度桂冠诗人。

　　梁小斌思想随笔摘录

　　父亲的躯体到担架上了，我们四个兄弟各持一头。父亲躯体的重量掌握在他四个亲生儿子手上。但他的躯体在离地时刻却向我这一边倾斜，我的几个兄弟斜眼看我，我的大哥命令我们抬稳了。其实我的手已经牢牢抓住了担架的把柄，只是心中无数，父亲的躯体到底有多重。我掂了掂把柄，旨在掂掂父亲躯体平摊给我的重量是否公平。掂掂分量的心思里，洋溢着人的精神活动里的一丝冷笑。这个心思是人面对这个世界时刻终于看出了它的破绽。

　　我一生中只有一种勇敢，勇敢地盯住细节。我盯的时间越长，越为细致，那个庞然大物所能给我的心理压力就被我排除了。给我疼痛的那个生活部位，我并不作疼痛理解了。这是我反抗的新方式。

　　推迟行动，哪怕为一包香烟，我也要推迟行动。行动迟缓，被看成人的恶习。但我不能在彻底弄清人生意义之前妄加行动。我要为自己的行动寻找更加圆满的根据……所以，行动必须推迟。

　　因为我在为自己过轻盈的生活而抒情，我的情感抒发得好，于是我获得了过轻松日子的资格。这就像会喊疼的人获得了解救，而不喊疼的人呢，人们以为他没有痛苦，于是就永远得不到解救。

　　我在写这些的时候，正是什么东西都实行双轨制时期。我也站在十字街头，口袋里有很多纸条，我逢人便打探：请问要不要螺纹钢？这句话，从我嘴里吐出，在旁人看，倒也振聋发聩。我怎么也想不通，钢铁公司营销科长办公桌上的纸条怎么会跑到我的口袋里。

　　我是中国人。我背负着这个不能大而化之，令其丰润的骨架；像人要忍受思想的重负那样，因而也要承担焦虑的煎熬。此刻，心灵稍有迸散，背上就是枯骨！

(责任编辑：丁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