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在记述2005年的时候，“矿难”肯定是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从2003年开始，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突然加快，煤炭需求也随之出现惊人增长。在超负荷运转和采矿设施简陋的双重压力下，煤矿事故频发，每每造成巨大伤亡。经过媒体的广泛披露，更激起了公众对煤矿安全的激烈指责。政府承受了巨大压力，矿主也成为众矢之的。

　　煤矿问题事涉多种复杂因素。最主要的是，1997年后中国经济出现严重通缩，煤炭需求下滑，煤矿效益不景。在产权不清的背景下，煤矿基础设施投资严重不足。这样，2003年宏观经济的突然向上，电力及资源需求的突然增长，就使煤矿措手不及，难以应付煤炭需求，而不得不超负荷运转。这是近两年矿难频频的主要原因。

　　2005是经济快速发展的一年，也是多年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的一年。

　　由于人民币汇率偏低，导致中国要素价格被严重低估，投资出现快速增长，加上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的热潮，客观上更助长了这种趋势；城市化进程快速推动，一方面加速了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鼓励了农民大量进城，另一方面也大大激化了以土地为中心的社会矛盾，围绕着征地和拆迁，各地发生大量恶性暴力事件，不少甚至有地方黑恶势力介入，并由此而引发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市民和农民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与此同时，资源瓶颈日益突出，煤炭价格飞涨，电力普遍短缺，部分地区发生油荒，都是经济体制深层次矛盾的反映。

　　但有人因此指责重工业发展，却是毫无道理的。任何一个经济体在其发展过程中都要经历重工业化的过程。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每单位GDP消耗的能源和原材料较少，是因为他们已经完成重工业化，经济增加值主要来自能源原材料消耗很少的服务业，与之相比，中国自然显得“粗放”，不够“集约”。但只要中国跨过了重工业化阶段，所谓粗放型增长自然就会停止，附加值更高的服务业自然就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力。

　　其实以上所列的种种问题，并不是重工业化的错，而是商品市场开放、而要素市场不开放带来的矛盾。这需要更彻底的改革，而不是不改革。在讨论煤矿安全生产问题上，也应遵循同样的逻辑和思路。

　　矿难概述

　　根据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的数据，到12月11号，2005年中国发生煤矿事故近3000起，死亡的煤矿工人人数达到5491人，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06人。下表是网友根据公开报道整理的本年度矿难记录，虽然并不完整，却足以触目惊心。大量小规模的、伤亡轻微的矿难因没有媒体广泛报道，是不包括在其中的。

　　从下表统计，伤亡百人以上的矿难就有3起，伤亡10人以上的更达38起之多，其中今年2月14日发生在辽宁阜新的矿难，一次就造成213人死亡，不知道是否创了世界记录。特大矿难年年都有，但今年却是历年最严重的。对矿难频发的根源进行剖析，并提出具操作性的解决方案，显然不是毫无意义的。

　　通过公开渠道很难查到中国煤矿矿工的准确人数。一般估计，这个数字应达数百万之众，但真实的数字难以统计，因为煤矿常常大量使用没有登记在册的民工。另据统计，煤矿事故的死亡人数，2004年是6000多人，但由于瞒报的普遍存在，实际的数字肯定高于此数。这就是说，如果一个矿工在井下工作10年，他就有差不多1个百分点的可能再也无法回到地面。这是高得惊人的死亡机率！

　　1月矿难事故不完全统计：

　　7日河南省渑池县矿难，死亡4人。

　　12日河南省宜阳县矿难，死亡10人，受伤10人。

　　16日重庆南川市矿难，死亡12人。

　　21日辽宁省调兵山市矿难，死亡9人，受伤4人。

　　2月矿难事故不完全统计：

　　14日辽宁省阜新市矿难，213人死亡，1失踪。

　　17日云南省富源县矿难，24人死亡，14人受伤，3人失踪。

　　26日重庆市铜梁县矿难，2人死亡，2人受伤。

　　3月矿难事故不完全统计：

　　9日，山西交城发生矿难，28人遇难,69人生死不明。

　　10日，山西灵石发生矿难，6人遇难。

　　14日，黑龙江七台河发生矿难，18人遇难。

　　17日，奉节县苏龙寺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19名矿工遇难。

　　19日，山西朔州细水煤矿发生爆炸,72名矿工遇难。

　　4月矿难事故不完全统计：

　　5日，重庆合川矿难，23人死亡。

　　24日，吉林省吉林市蛟河奶子山腾达煤矿发生透水事故，30人失踪。

　　5月矿难事故不完全统计：

　　11日，哈尔滨七台河“5·11”事故被困９名矿工的遗体

　　12日，四川攀枝花金江畔海煤矿发生瓦斯爆炸，17人死亡。

　　16日，内蒙古煤井爆炸,造成5人死亡，7人重伤。

　　19日，河北省承德市暖儿河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45人死亡，5名被困。

　　6月矿难事故不完全统计：

　　8日，娄底市资江煤矿303采区四石门发生煤与瓦斯突出，21人遇难。

　　22日，繁峙县义兴寨金矿松洞沟零号脉王全全洞发生爆炸，37人遇难。

　　7月矿难事故不完全统计：

　　11日，新疆阜康矿难，83名矿工遇难。

　　14日，广东兴宁矿难，16名矿工遇难。

　　14日，奉节金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3人死亡。

　　19日，陕西铜川市瓦斯爆炸，26名矿工遇难。

　　8月矿难事故不完全统计：

　　1日，四川大竹县田坝煤矿发生透水事故，5名矿工被困，生死不明。

　　2日，河南省禹州市兴发煤矿矿难26人遇难。

　　3日，邯郸县康庄乡桃顶山煤矿井下发生特大火灾事故，13名矿工全部丧生。

　　7日，广东省梅州市兴宁市黄槐镇大兴煤矿发生透水事故，123名矿工死亡。

　　8日，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湾子煤矿瓦斯爆炸，14人死亡，2人失踪。

　　19日，吉林省舒兰矿务局五井发生透水事故，当班入井工人152人，16人被困井下。

　　9月矿难事故不完全统计：

　　10日，贵州省天柱县凤城镇大豪煤矿发生透水事故，10矿工遇难。

　　11日，黑龙江省双鸭山矿难， 14名矿工遇难，1名下落不明。

　　10月矿难事故不完全统计：

　　3日，河南省鹤壁市，鹤煤集团二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34人遇难。

　　4日，新疆拜城县亚吐尔煤矿14人死亡。

　　4日，四川广安，四川煤炭产业集团（广能集团）龙滩煤矿透水事故，造成12名矿工死亡，16名矿工下落不明。

　　27日，新疆乌苏电站沟中兴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16名被困矿工全部遇难。

　　30日，辽宁灯塔市铧子镇辽阳烟台别槽煤矿发生瓦斯爆炸，4名矿工被困井下生死不明。

　　31日，山西省原平市长梁沟镇韩家沟村坟合峁煤矿难，17名矿工遇难，煤矿承包人下落不明。

　　11月矿难事故不完全统计：

　　3日，辽宁灯塔市铧子镇昌盛煤矿发生重大矿难，6人遇难。

　　6日，河北省邢台“11·6”石膏矿坍塌事故32人死亡，受伤33人，另有4人下落不明。

　　11日，月16日12时许至17日21时50分，陕西府谷县新民镇的府榆煤矿井下采空区连续两次发生冒顶事故，７名井下作业人员在副矿长刘连民的带领下逃生，２人至今下落不明，地表塌陷面积已接近３０万平方米。

　　11日，内蒙古乌海乌达区，巴音赛煤焦有限公司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16名矿工遇难。

　　18日，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蟠龙乡沙沟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17人下落不明。

　　19日，5时许，河北内丘县远大煤矿发生透水事故，14名遇难。

　　27日，黑龙江七台河东风煤矿171人遇难。

　　30日，19时30分，蔚县涌泉庄乡西坡煤矿瓦斯爆炸事故，5人死亡，1人下落不明。

　　12月矿难事故不完全统计：

　　2日，凌晨6点58分，水城县阿嘎乡仲河煤矿,遇难人数还位确定。

　　3日，河南新安县石寺镇寺沟煤矿发生透水事故，当时井下48人作业，6人获救。

　　7日，15点，唐山市刘官屯瓦斯爆炸，123人在井下作业，目前已造成74人死亡32人下落不明。

　　技术的背后是成本

　　从矿难统计看，大量矿难的发生在技术上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瓦斯爆炸，二是透水事故，其中瓦斯爆炸占了绝大部分。技术上，瓦斯是威胁煤矿的第一祸首，这在国外也不例外。

　　正因如此，许多发达国家为了减少事故的发生，一般不开采高瓦斯隐患严重的矿井。但中国是一个能源饥渴的国家，不论是低瓦斯还是高瓦斯，都照采不误。况且，我国高瓦斯矿占比达到46%，现实也不允许中国完全放弃高瓦斯矿。唯一的办法是努力控制瓦斯浓度，一般说来，瓦斯爆炸所需浓度范围为5％－15％。因此，采掘空间内瓦斯浓度不允许超限(很多煤矿规定不超过1％)。

　　降低瓦斯对煤矿的威胁，通常采用通风和瓦斯抽放的方式，都可以有效地降低井下瓦斯的浓度。此外，检测瓦斯的浓度至关重要，一旦浓度提高出现危险，就可以及时采取措施。麻烦的是，瓦斯的分布并不均匀，而瓦斯监测只能针对一个点，这使意外无法被完全防止。

　　最危险的是瓦斯突出。突出是指井下采掘过程中，由于地质条件等原因，瓦斯气体在瞬间涌出，严重时可以在1分钟内涌出上百万立方米瓦斯，若此时遇上高温热源，就会形成瓦斯爆炸。瓦斯突出无法准确预测。2004年“10·20”河南大平矿难的原因之一就是在采掘过程中突然遇到断层，导致瓦斯突出。

　　不过，纯属意外的瓦斯爆炸事故实际上并不多，大多数情况下，人为的忽视或设备不足才是造成瓦斯爆炸的根本原因。据国家安全生产专家组成员、中国矿业大学博士生导师周心权教授估计，国有大矿在安全设备上欠账达500亿元。这仅仅是估计，也仅仅包括了国有大矿，如果将各类民营煤矿包括在内，总的投资欠账可能是天文数字。

　　技术问题的根源是成本。要预防瓦斯爆炸事故，技术上并不存在太大的困难，绝大多数瓦斯爆炸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而其之所以发生，在基础设施和安全设备上欠账太多是主要原因。煤矿设备造价并不低廉，一整套完整的设备需要至少几千万的投资。所以真正的问题其实是，为什么矿主不愿意在基础设施上投资？他们难道希望自己的煤矿被事故毁掉？

　　而更现实的问题也许是，即使煤矿从现在开始有了充分的投资意愿，也有充足的资本投入，要彻底改善煤矿的安全状况也至少需要数年时间，因为欠账实在太多了，而设备从订购到安装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完成的，职工技术培训更需要大量时间和投入。在煤炭需求有增无减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不得不学会适应矿难对我们神经的折磨。

　　两难困境

　　我们的煤矿基础设施欠账严重，要改善绝非一日之功。而煤矿生产是停不下来的，在中国总的一次能源消耗中，煤炭占了65%以上，毫不夸张的说，煤炭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动力之源，发电主要是依赖煤炭。同时，煤炭也是北方城市居民主要的取暖来源。只要煤炭生产出现些微的下滑，价格就会大幅上涨，对宏观经济就会造成极大地影响，对城镇居民的生活也会有大冲击。

　　换言之，我们不得不在矿难伤亡与煤炭生产之间做出无法皆顾的选择。最理想的情况当然是既能产出煤炭，又不造成伤亡，但至少在短期之内，这还不可能成为我们的选项。因为安全欠账如此之多，而煤炭生产又不能停顿，那么除了面对血淋淋的事实，尽力安抚死难矿工的遗属之外，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快建立煤矿基础设施投资的激励机制。

　　这的确是两难的选择。我们不应将经济发展和城市居民生活建立在矿工的血肉之躯上，但如果没有这些煤矿，不仅经济的发展不可能，矿工们也会失去工作的机会。要知道，在我们眼里也许煤矿是死亡陷阱，但在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民工们眼里，煤矿却给了他们脱农转工、改善生活、提高收入的机会。甚至，这也是他们的下一代能够接受良好教育，不会重蹈父辈遭遇的唯一机会。难道我们应当剥夺他们的选择机会？

　　许多城市居民在抨击矿难的同时，又在抱怨电价和采暖价格的上涨。他们不明白这是自相矛盾的。安全生产是有代价的，制止矿难也是有成本的，我们能够享用廉价的电力和供暖，是因为矿工们在以生命安全为代价为我们生产廉价的煤炭。换言之，如果我们不能接受矿难，我们就必须接受高成本的煤炭生产，并支付也许比现在高得多的电费和采暖费；而如果我们不想为煤炭消费支付高价，就必须容忍矿难频频对我们同情心的考验和折磨。

　　更一般地说，生命本身就包含着风险。乘飞机、坐火车、走在路上甚至呆在家里，无不需要面对一个或大或小的死亡率。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在潜在的收入与可能的死亡率之间做出权衡和选择。我们未必能作出正确的选择，但选择的权利依然属于每个人自己，而不属于任何其他人。

　　矿工们作出了选择，他们选择了接受这份工作，选择了冒着生命危险下井。我们至少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毕竟，是矿工自己在养活他们的家人，在为他们的孩子筹集学费，在为自己争取一个弃农从工的机会。除非我们能为他们承担这些责任，除非我们能为他们提供收入相当而又安全可靠的工作机会，否则高唱道德高调就没有任何意义。

　　如果关闭了煤矿，矿工就会失去工作；如果煤矿普遍地采用自动采掘设备，大量矿工就会失去工作；如果严格职业准入，不允许未经严格培训的人下井，缺乏教育的民工就会失去工作。是的，这些都可以降低煤矿死亡率，都可以减少矿难，都可以使公众的视听不再受到鲜血的刺激，但，为此承担代价的是谁？是矿工还是充满同情心的我们？

　　煤矿矿主几乎承受了所有的责难，这是不公正的。不可否认，的确有矿主利欲熏心而忽视安全。但对于矿主来说，煤矿事故不仅仅威胁着矿工的生命，也同样破坏了煤矿本身，现在更要面对严厉的刑事责任。矿主也许不能像关心自己的生命那样关心矿工的生命，但他怎会不关心自己的煤矿？有哪一位工厂主会不关心自己的厂房和设备吗？有哪一位业主会不关心自己的房屋吗？有谁会不小心地使用自家的电器吗？

　　“产权不清，矿难不止”

　　真正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矿主不关心煤矿。不仅仅是私营煤矿，就连国营大矿今年也事故频频，死亡频频，这表明至少在对煤矿的关心上，国营与私营是有着同样的行为逻辑：他们都不关心煤矿！连带着，下井的矿工们就成了煤矿不被关心的受害者。

　　我们不可能真的消除矿难，我们只能设法降低煤矿的死亡率，降到我们的同情心能够接受的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需要解释的不是为什么矿主不关心矿工，而是为什么煤矿基础设施欠账如此之多？为什么在经过了数十年之后，我们的煤矿依然停留在手工操作的低水平？以及为什么矿主们不愿意在煤矿上做大额长期投资。

　　虽然产权制度改革早已在多个领域展开，并实践了多年。但在煤矿开采领域，长期实施的依然是承包制。承包本身并没有问题，问题是承包的期限太短——通常只有3到5年——而且朝不保夕。一位民营矿主的话很有代表性，“既使承包权给你了，也可以随时找茬儿治你。”在这种权利界定不清、期限短暂的承包制下，短期行为就成为矿主唯一的理性选择。矿主为什么要在设备上投入巨资，结果却便宜了后来者呢？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短期承包制对官员是最有利的。行政任期5年一届，较短的承包期限可以大大提高官员手中权力的“价值”，这是煤矿长期实行承包制的主要原因。一个明显的证据是，随矿难一起被揭发出了大量官商勾结的案例，主事的官员往往在其管理的煤矿中拥有股份，很难相信这些官员真的投了资。后来中央下令官员撤股，这些人先是抗拒，之后更有放弃官位保全股份的。

　　民营矿主们有句口头禅，“产权不清，矿难不止”。这在很大程度上指明了问题的实质。而逻辑并不复杂，2000多年前的中国人就有这样的智慧，“有恒产始有恒心”，采矿企业之所以不愿在基础设施上做长期投资，是因为他们在煤矿上没有长期有保障的权利。短期的承包只能催生短期行为，冒险进行掠夺式开采，是煤矿的普遍选择。最极端的案例是，有矿主知道发生事故要负法律责任，便将家人安顿在外地，自己则住在当地的宾馆里，随时做好逃跑的准备。今年多起矿难发生后，矿主或煤矿承包人都不知所踪。是什么使他们宁可亡命天涯也不改善设备避免事故？只能是产权不清！

　　产权不清损害的不止是矿工，矿主也是受害者。某地在发生严重矿难后，当地政府炸毁了部分存在安全隐患的煤矿，而那些煤矿的投资者正是政府引进来的。虽然这样做的目的是保障安全，却难免有侵犯产权之嫌。这种产权不稳定的状态，使矿主根本无法做生产投资的长远考虑。

　　产权不清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资源浪费，回采率最低只有10%左右。这意味着每采出一吨煤，就要浪费掉9吨！由于承包期限短，矿主们只能争取在短期内采出尽量多的煤，掠夺性开采于是又成为唯一的理性选择。这种开采方式是灾难性的，不仅破坏了矿山，也破坏了当地的环境。造成的后果是，山西的煤老板们在赚了钱之后，很少在当地购房，而是大量投资北京房地产市场。

　　可幸的是，产权问题已经引起了地方政府的重视，并已启动了改革试点。首先尝试改革的是山西临汾。虽然在煤矿产权出让的问题上依然存在程序性瑕疵，例如没有招标、拍卖，而是以私相授受的协议出让为主，存在大量台底交易，在煤矿定价问题上争议颇多，但改革至少是被推动了。在安全投入及防止资源浪费的问题上，似乎也取得了积极地成果。

　　例如，神角煤矿被视为改革成功的典型。在产权改革后，该矿很快投资6000万新上了一套综合采煤设备，使回采率最高可达70%—75%，安全生产和资源浪费有望明显改善。

　　煤矿产权改革可以借鉴土地出让制度改革的经验。在土地协议出让时代，地价往往偏低，开发商行为短期化，使土地价值不能被充分挖掘。但在停止协议出让，实施“招、拍、挂”之后，地价明显上升，开发商就必须珍惜每一寸土地，才有可能赢得利润。矿权出让也应该考虑实施“招、拍、挂”。

　　产权明晰与矿产国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都规定，一切矿产资源属于国家。国家是抽象的，实际的所有者实际是政府。在这样的所有权制度下，与城镇建设用地一样，矿产资源也只能出让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这阻碍了矿权市场的形成，使煤矿开采权无法定价，其真正的价值也难以发现。

　　矿产国有和产权明晰之间并不矛盾。产权明晰的条件是：使用权、受益权和转让权必须界定到个人，而且期限要足够长。土地使用权的期限为40—70年不等，煤矿开采权的期限也应以煤矿预期的开采年限为准。如果一个煤矿预期可以开采30年，那么矿权期限至少应达到30年。一个简单的办法是，采矿权无限期出让，直到采完为止，但规定只能采煤，不能他用。在公开竞价的条件下，投资者会充分考虑煤矿的预期价值，并开出足够高的价格。而在买下矿权后，也会倍加珍惜，加大投资力度，尽力避免资源浪费和安全事故。

　　这是三赢的方案。如果能够全面推行，矿难有望大量减少，政府将可以从矿权出让中获得大笔财政收入，矿主的权利也可以获得保障。矿工将能够更安全的下井，资源浪费也会大幅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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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