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于TRIPS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问题落后形势的处理方法，正是中国在WTO中未做到官民联动的最明显例子之一，”香港WTO研究中心主席王贵国接受本报访问时说。

　　TRIPS协定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及最不发达国家近年在WTO的主要矛盾之一，发达国家一方面用法律条文、行政手段及政治压力，阻止其他成员以较低价钱将仿制救命药物销售到最不发达国家；另一方面利用其成熟的知识产权登记机制，将属于发展中或最不发达国家的传统医药知识产权据为己有。印度在这方面一直与西方国家抗衡，但中国则迟迟未有行动。

　　2005年2005年12月6日，WTO总理事会在第六次部长级会议(香港会议)召开前一星期，匆匆在日内瓦通过了对TRIPS协定进行修改的报告，将2003年8月30日的临时决议(简称《8月30日方案》)变成永久性协议，日后对TRIPS协定的修改需经WTO三分之二成员的批准，并在2007年12月1日之前完成。在修改生效前，有关强制许可药品提供的问题将仍适用豁免制度。

　　《8月30日方案》是为了落实2001年多哈会议《TRIPS协定与公共健康宣言》而制定的，但一直受到发展中国家的猛烈批评，认为方案内的机制过于繁冗和缺乏效率，令有能力低价生产仿制药的厂商无从入手。

　　志愿组织“无国界医生”自1999年开始推行“病者有其药”活动，但受到TRIPS协定及其实施办法的限制，至今未能购买到低价的仿制药。

　　“例如近期大家最关心的禽流感问题，中国公司得到仿制药的许可，但很可能受到本土及原有知识产权拥有者所属地的法律限制，使得低价药物最终无法到达病人手中。”专门研究中国情况、来自韩国的“无国界医生”组织高级顾问文水丽向本报记者表示。2005年12月12日，世界制药巨头、达菲（Tamiflu）专利所有者罗氏公司宣布，上海医药集团成为全球首家获得专利许可生产达菲（Tamiflu）的制药商。达菲（Tamiflu）据称是目前唯一可以对抗禽流感的药物。

　　文水丽同时表示，其中最大问题在于按照中国刚公布的相关法律，禽流感不在认可病症之中。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于2005年11月29日公布了《涉及公共健康问题的专利实施强制许可令》，该法令本来可以作为仿制救命药物的法律依据，但其第二条规定：本办法所称传染病，是指导致公共健康问题的艾滋病、肺结核、疟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其它传染病。禽流感属于新出现的传染病，并不在清单之中，“所以上海医药集团是否可以生产达菲，仍然是疑问”。

　　出现这一状况的直接原因就是中国知识产权局是依据《8月30日方案》来立法的，不知道WTO会在数日之后通过新的决议，这显然是知识产权局与商务部在日内瓦的代表缺乏沟通所致。而2005年12月6日的决议与《8月30日方案》的最大差别就是没有列明病症种类，甚至没有限定是传染病，只是说致命病症，所以理论上治疗癌症的药物也可以仿制。

　　自《8月30日方案》公布以来，已有加拿大、荷兰、挪威、印度及中国进行了本地立法。但“无国界医生”尚未购得低价药品。该组织认为主要问题在于美国要保护国内医药企业利益，所以采取种种手段，最后使得TRIPS协定的相关条文变得口惠而实不至。

　　另一方面，救命药物的生产及贸易自由化，对于挽救生命具有重大意义，尤其是对于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以治疗艾滋病为例，1999年每名病人每年的药费为1万美元，现在每年药费已减至175美元。“但对于贫穷国家来说，这仍是一项重大负担”，文水丽说。“无国界医生”目前在29个国家，为5.7万人提供抗艾滋病毒治疗。

　　TRIPS协定的另一个焦点是传统药物的知识产权保护，这最受中国和印度关注，但中国在香港会议中并未就此问题提出意见，印度则反应强烈。印度商贸部长卡迈勒·纳特(Kamal Nath)对本报表示，他在香港会议中一直提出要讨论TRIPS协定问题，但因大部分时间都用于讨论农产品及服务业问题，令此重要话题被冷落。

　　专门来香港参加会议的印度工商业联合会（ASSOCHAM）总监阿迪亚·特里维蒂（Aditya Trivedi）接受本报访问时表示，该组织一直与政府谈判团紧密联系，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不是低价仿制救命药，而是保护传统医药的知识产权。

　　“印度有很多传统草药治疗秘方，我们正敦促政府改变TRIPS协定的规定，为秘方提供知识产权保护。”阿迪亚·特里维蒂说。

　　相对于印度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及企业相互交流、紧密联系的做法，中国则主要是自上而下的做法，政府官员先进行谈判，达成协议之后再回国立法。而这当中存在一定的时间差，最后往往导致出台的法例不合时宜，或者在执行上有困难。对此，王贵国认为中国应该仿效印度这种官民联动的做法。

　　不过，中国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中虽未做到官民联动，但非政府组织以及学界的积极参与却让人有了耳目一新的感觉。2005年12月16日，在港大世贸研究会主办的世贸论坛上，有两位来自云贵的青年学者的演讲迅速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云南省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研究会专家李波向记者表示，目前中国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立法尚未建立，因此对于保护国内物种资源和特殊的知识产权造成了困难。例如，红豆杉在国内属于保护林木，原材料禁止出口，但有的美国公司从农民手中低价购得剥去树皮的原木，然后制成一种被称为“紫杉醇”的半成品，然后以半成品的名义出口，从而逃避制裁。另外，一些中国民间草药的配方，也被美国公司在海外制成药剂，并依据TRIPS协定而索要高价。

　　事实上，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存在与中国类似的问题。来自非洲埃塞俄比亚的一位官员告诉记者，西方国家大肆在该国寻找民间配方并挖掘草药，从中提炼出制造西药的元素，“他们无偿地从我们国家盗取了这些宝贵的资源，却反过来让我们花高价去购买他们的药品”。

　　不过加入世贸四年的中国政府已经逐渐认识到了其中的一些问题，据武汉大学的法学院研究员秦天宝透露，中国的生物多样性立法正在加速，估计2006年会有成果，但在现有的WTO框架下，“要实现这种知识产权的保护尚有难度”。

　　同时，在“中国制造”风靡全球之后，中国政府已经把下一阶段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培养本土品牌上了。在2005年12月9日召开的全国自主品牌建设工作会议上，商务部部长薄熙来指出，商务部和财政部将从2006年年开始大力实施品牌战略。2006年年计划拨出7亿人民币专项用于企业开展自主品牌建设。而在研发和自主创新方面，将对名牌企业开发设计新产品及在海外申请专利和注册商标给予支持，定期举办自主品牌展会，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

(责任编辑：马明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