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他们来说，历史不是用来阅读的，而是用来创造的。

　　从1996年进入媒体开始，我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误打误撞地深入了企业界，开始近距离接触和观察形形色色的企业家。10年来，机缘巧合，在大部分时候我都不是以一个记者，或者媒体人员的身份和他们面对面。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们所展现出来的更多是自己的本色。

　　他们的色彩斑斓，从红到黑，七色图谱俱全。但是，这些丰富的色彩组合在一起，竟然绘成了中国这10年来最波澜壮阔的一副画卷。所谓中国奇迹，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在这副画上展开。

　　商业带给他们欢笑，也带给他们眼泪。他们让我们激动，也让我们沉思。不要轻易地去断言他们。对他们来说，历史不是用来阅读的，而是用来创造的。那么，就让历史去评判他们吧。

　　启蒙

　　1997年初，因为一项业务合作的关系，我被单位委派到王志纲工作室工作3个月。

　　我参加的项目是山东太阳纸业策划案。和两位搭档抵达山东兖州后，我们见到了董事长李洪信。李个子不高，话不多，性情温和。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触企业家，但他温和的态度让我的紧张也消除了不少。那时，太阳纸业一年已经有数千万的利润，在全国同行中排在前几位。但李告诉我们，公司的业务90％都是他亲自跑下来的，别的人还顶不上。这让我大吃一惊，这种方式和我在报道中看到的和心中预想的企业家完全不一样。

　　此后，这种冲击不断出现。太阳纸业村办企业的红帽子还没有完全脱掉，当我在走廊里见到李和一个委琐的村干部讨价还价，最后好不容易出钱打发走那人时，我知道，这才是中国式的企业家，没有任何文字能真正准确地描述他们的状态。第二次去时，正逢邓小平去世，李在公司接待室设了灵堂，和我们一起在邓大人画像前深深鞠躬。此后，李担任了全国人大代表、党代表，公司也摘掉了红帽子。在2005年福布斯富豪榜上，李以11.5亿个人资产名列第160位。

　　在工作室的第二个项目是临沂双月园。双月园坐落在临沂罗庄，当我们浩浩荡荡杀奔罗庄时，顿时被罗庄气势非凡的“庄办”给镇住了。这个区级机构的办公区域占地之广、环境之美、大楼之巍峨，在中国大概无出其右。等王恭恭敬敬请出罗庄副书记、全国人大代表王廷江后，大家才恍然大悟：只有这位农官商一体的人物才有如此手笔。

　　王廷江属于“带枪投靠”的红顶商人，将自己的企业全部捐给集体后，获授官职，同时继续掌管企业。这家公司后来还发展成第一家上市的村办企业江泉实业。在大楼的大堂，挂满他与几位最高领导人的合影。不过，几年后王廷江在全国轰动一时，却是因为这位人大代表率众在临沂机场卷入一场殴打工作人员的丑闻中。

　　在王志纲工作室的3个月是我商业观察的启蒙之旅，中国企业家的复杂性在一开始就让我大开眼界。

　　恩怨

　　中国的商界就像江湖，也充满恩怨情仇，各门派始终处在一个微妙的关系之中。敌人和朋友之间的关系是可以随时转换的。

　　1998年初春，我以一个含含糊糊的“TCL员工”的身份随TCL的全部高层飞赴青岛。那里，将要召开TCL大区总监及各分公司总经理大会。在这个应该保密级别很高的内部会议上，混进了我这个惟一的媒体人士。我不敢和周围的TCL诸侯们搭话，只是静静地坐在最后。李东生进来了，个头和神态都和李洪信很相似，一直吵吵嚷嚷的会场一下子就安静下来。

　　听说，这个会议本来不是在青岛开，但李提出改地点，理由是可以借机会参观学习海尔、海信。那一年，TCL业绩很好，势头很猛，有点行业主流品牌的气概。在事后和TCL的人私下探讨时，大家基本达成了共识，即李的这个举动学习为辅，更主要是展示一下TCL给青岛的这两家标兵看看。这一幕，就像战国时期的楚王在安顿好自己的后方，扫清了周边的小国后，要率领大将们北上去找周王“问鼎为何物”。猜测也许并不准确，但那一阵子，李东生的兴奋和自得却是显而易见的。

　　按照会议安排，一位专家先给大家讲解TCL新的LOGO，它的设计理念和使用注意事项。各路诸侯难得聚在一起，乘机说明一下，大家回去后正好可以按统一号令操作。专家讲的很细，听着听着，李东生的眉头皱起来了，突然之间，一向以温和示人的他爆发了：暂停，我来说两句！接着，他以暴怒的姿态开始向面前的江湖汉子们训话了：这是什么会议，你们知道吗？时间这么宝贵，还要安排来讲这个，这是怎么安排的？一通发作之后，他又恢复了温和本色，向一旁尴尬的专家道歉。没有二话，讲解匆匆结束，收起演示板，会议回到了李所要求的轨道上。

　　第二天，参观海尔。张瑞敏非等闲之辈，据说对TCL这样浩浩荡荡的“参观”心有狐疑。海尔最后的要求是，见面时双方只限集团副总级的参加，其余人等，就去逛逛专门开放给外人看的样板车间吧。从会面后整理出来的记录本上看出，张李的对谈不同寻常。没有客套，没有空话，张问李，你们各地这么多分公司，要是外地的财务人员把钱卷走怎么办？李问张：我们的产品在各地只要移库就被税务局当作销售，要征税，你们就不用，是怎么和税务总局沟通的？诸如此类，没有宏大主题，只有单刀直入的战术交流。企业家真正关心的和他们展示给外界的有着巨大的差异。

　　第三天，参观海信。海信董事长周厚健人如其名，厚道本分，TCL不管要求参观什么，一律绿灯，让TCL的那些江湖气十足的诸侯都感慨不已。会面时全体参与，气氛也融洽不少，双方谈笑风生，很有老朋友清谈的味道。

　　与此同时，远在西南边陲的贵州醇和茅台这两家酒厂从1992年就开始的商标之争已近尾声。围绕着“贵州醇”商标，双方争夺最激烈的时候，贵州醇酒厂职工敢于去围攻来视察的省长，厂长鄢文松敢于在贵州轻工厅长做和事佬的酒桌上拍案大骂走人。又过了一年，1999年“战争”才算平息下来。此时，贵州醇新研制了一种将高粱和葡萄混合酿造的新型白酒。在地处南盘江的兴义市，贵州醇设下英雄宴，遍请各路白酒行家，为新型白酒作专家鉴定。出人意料的是，时任中国白酒协会常务理事的茅台董事长季克良也从北盘江亲自赶到。鄢文松那个高兴劲啊，拉着我，开始对季赞不绝口，一不小心还把房间里的水瓶给绊倒打破了。

　　鉴定顺利结束，季第一次来贵州醇，第一次签下了他的大名。最后，在大家的起哄声中，鄢和季来了个热烈拥抱，真可谓相逢一笑泯恩仇。

　　季克良的厚重和大气让这桩公案有了团圆的结局。一年后，在茅台酒厂又和季见面时，他说，自己一生已经喝了3吨茅台了。当他带着我们去参观茅台的酒库时，所有人都大吃一惊：那里，近人高的巨大酒坛子里装满了80年来历年积攒下来的茅台酒，密密麻麻排列着，据说按市价计算价值50亿元。难怪所在的仁怀市武警中队要驻守在此地。在一个最穷困的地区掌握如此巨额的财富，不骄横，能有大胸怀，能容天下事，满头白发、慈祥长者模样的季给我上了一课。

　　不过，有些恩仇就不那么容易了断。

　　2004年，东莞金正正上演一场热闹的股东之争的肥皂剧。双方动用一切资源，力求致对方于死地，最后以金正董事长万平被拘告一段落。一天，我在深圳金立通讯总经理刘立容的办公室，本来安排的是采访，当他听说我喜欢下围棋后，立刻在办公室摆开了棋局，邀我厮杀起来。饭后意犹未尽，又移师茶馆继续。我知道他从金正出来，并有过不愉快的经历，但现在金立做的相当不错，应该对过去可以释怀了。事实上，他将公司取名金立，也因对金正始终有割舍不下的情怀。不过，提到过去，一股淡淡的怨气始终不能消散。

　　1997年，杨明贵带着万平、刘立荣等创立了金正公司，在杨明贵之后金正的帅位争夺之中，万平胜出，刘立荣选择了离开。现在，他已经不恨任何人了，但金正的局面仍让他揪心：“过去的一些部下也来找过我，不过... ... “

　　梦想

　　2005年9月26日和10月12日，央视广告招标推介会分别在北京和上海举行，这是全国11场巡回中最重要的两场。没有企业家出现，他们要等到11月18日正式招标时才会出现在现场。但是，推介会依旧火爆，每场都拥挤得只能站到门外了。一个有梦想的国家，一群有梦想的人，才能制造出如此火热的场面。

　　此前，一个东莞农民企业家的梦想，曾经给了我更深的震撼。他的名字没人知道，他的公司业务也很普通，就是翻新轮胎。在他挣了足够多的钱之后，他决定来圆中国农民最大的梦想，造一个举世无双的私家庄园。所有的理念都来自他的头脑，他在东莞的一个镇上买了一大块有山有水的土地，聘请了国内一流的雕塑家，在园内塑出了一组他自己如何打拼立业的群像，又塑造了3个巨大的可以住人的福禄寿像，请了200多人打理这个庄园，将他父母的坟迁到庄园的高地上。这就是他的领地，也是中国农民梦2000年来的浓缩版本。

　　不过，他的生意后来失败了，再也维持不了庄园的开支。在将庄园被迫转手给一家上市公司时，他请求对方：如果我有钱了，我要赎回来。如果我死了，请允许将我埋在我父母边上，我要看着这个园子。

　　对园子着迷的不仅仅是农民。广州星河湾的黄文仔，一个有着部分意大利血统的广东人，对建筑的品质痴迷得让部下觉得不可理喻。他的口号是要造100年不过时的房子。会所巨大的玻璃幕墙架设的稍稍有点偏，全部砸掉重来；为了让北京的楼盘终年有绿色，他亲自带人到大兴安岭奔波千里挑选长青树木；甚至免费为周围的楼盘搞绿化，出工人，为他们种树浇水，只为了从自己的园子看出去周围能够全是绿色。他爱钱，但也爱美的东西。也许，血液里的基因发挥了一点作用。

　　国内目前领先的平面媒体广告代理公司凌视老总郭惠发，7、8年前还是江西一个国有小煤矿的办公室主任，月收入200多元。他喜欢吃肉，而这点钱不够，只有去闯世界了。路费都没有，怎么办？凭借高超的麻将技术，他开始暗暗通过打牌赌彩来积攒路费。6个月下来赢了6000元，留给家里4000，自己带着2000就南下广东了。匪夷所思吗？这就是中国梦，丝毫不亚于美国梦的张力和冲动。

　　另外一些人梦做的更大。

　　1999年，互联网正热。我在办公室接待了一个来自杭州的年轻人。他夹着个包，虽然西装革履，但风尘仆仆看起来怎么都像是拉保险的，一进门就满脸堆笑地介绍他们的公司。阿里巴巴？是干什么的？他解释了半天新商业模式，老实说，我完全没听懂。只知道他热情很高，一定要办成这事，而且希望媒体大力支持。他说，他也干过媒体，现在的工作就是全国去跑，做媒体的说服工作。几年后，这个名叫金建航的人，作为马云创业的18罗汉之一，成了炙手可热的阿里巴巴的副总裁。

　　更早一些时候，爱写诗的方兴东1996年进入了清华大学读博士，业余写一些IT企业的评论文章。我看到的最早一篇是他在电脑报上写台湾来的电脑卖场百脑汇的文章，标题叫“像雾像雨又像风”，很有诗意，内文却像暴风骤雨一般，冲击力极大。我当即决定要向这位奇才约稿。后来在清华校园和他一起闲逛时，他谈到的还只是以文章立言的梦想。这个梦想至今还在延续，只是换成了博客。他在所创办的博客网上推崇的“让每一个人都拥有自己的博客”，有多少来自清华校园的思考？

　　2001年，在上海商业中心区梅龙镇广场的顶楼，我看到的则是一个灰暗的梦想。那里，是当时热门的网站亿唐总部所在地。互联网泡沫已经开始破灭，在高潮时所租下的房子，因为裁员显得空荡荡，进门处竟然摆了两张乒乓球桌，一些无所事事的员工就在这个上海最昂贵的地方打球。哈佛MBA出身的CEO唐海松倒是忙个不停，网络没有出路了，就回到地上做传统媒体吧。他的办公室里，四面八方，从地上直到接近天花板的地方，都摆满了从世界各地搜集来的各色杂志。他就坐在那堆杂志里，谈出版合作的事。他兴致勃勃地讲着未来的梦想，我都不忍心打断他，虽然那一听就是死路。

　　败局

　　1997年春节前，山东秦池酒厂，有事路过的我和朋友直接把车开进了厂里，想顺便看看这个97年央视广告标王的近况。没有预想中的生产热潮，甚至没有见到什么人。我们进入、四处参观，一路也无人过问。最后，终于在一个车间里见到一群女工在用手工刷回收的酒瓶子。看见我们这些陌生人，她们也是一脸的好奇。时近中午，我们转到食堂，那里，至少可以容纳几百桌的巨大空间只席开两桌。问服务员，回答说高峰时这里天天坐满提货的人。现在，门口只有一辆货车。

　　毫无疑问，秦池已死。那时，媒体对他们勾兑酒的“揭露”高潮已过，经销商已经停止进货了。有标王的头衔，有县财政的支持，但一旦被消费者抛弃，也只有死路一条。

　　同一时期，同在山东的三株也已走到了其狂飚的尾声。1996年，三株销售额达到80亿元的历史最高峰，但人人都看出了三株的危机。到1997年底，人们都想看看到底谁是“三株帝国”的终结者，我也一样。当我在11月走进三株设在济南一个部队大院的总部时，感觉到的是阴冷，缺乏人气。大家常说，当一艘船上的老鼠开始迅速逃离时，这艘船多半是要沉没了。同样，当一个组织的人气迅速消失时，即使它还有辉煌的增长数字，我们也可以预计，它将会慢慢消沉。我们可能说不清人气是什么，但并不代表它不存在，或者不会成为问题。当我们能感觉到它时，很可能为时已晚。

　　诚成文化的前董事长刘波对此应该很有体会。有一阵子，他的媒体布局已经很有模样，手握上市公司，资金也不成问题。但是，他缺少高手助阵。寻寻觅觅，他来到了广州，约请见面。我和总编辑赴约，见到的是一个穿布鞋、喝红酒、中午也喜欢在情侣集中的绿茵阁吃饭谈事的刘。他说了很多，但都不着边际，似乎主要想在那样的环境下展示自己的风采。后来非典期间，他又给同事朋友遍送香囊，上有佛经和他自己的祝语，虔诚地为大家祈福。不知道因挪用资金而逃匿日本的他现在还念佛吗？

　　乐百氏是另一出商业悲喜剧。乐百氏品牌的“生父”是早期保健品旗舰太阳神的创办人之一方实，何伯权则是租赁品牌后将其发扬光大的“养父”。围绕这个品牌，双方合作又对抗，牵扯甚广。在乐百氏奶做大后，为避免品牌丢失的后患，何伯权重金征集了新品牌“今日”，准备逐步替代乐百氏。随后与马俊仁联手，开始轰轰烈烈炒作“今日”的第一个主要产品生命核能。可惜，马家军神秘配方的光环很快就消失了。今日有心栽花花不成，乐百氏无心插柳柳成荫。最后，何痛下决心，重金买下乐百氏在奶类产品的商标权。

　　不过，方实可以继续授权别的企业生产乐百氏水，但最后终于因水的质量问题让乐百氏奶品牌也受损。为了让方实就范，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在奶类产品上打的不可开交的何伯权和娃哈哈的宗庆后在香港秘密会晤，决定变敌军为友军，希望借宗庆后之手在瓶装水领域猛击方实的乐百氏，使其无法抵抗下去，这样他可以顺利收购。而宗庆后则看到了一个“光明”前景：娃哈哈去此强敌，将成为中国瓶装水的龙头老大，各有所得，皆大欢喜。最终，失去抵抗能力的方实终于同意出售全部品牌。在江边的一家宾馆办完手续后，方实泪流满面，将刚签完字的钢笔奋力扔进了珠江，好像要将一切的屈辱和烦恼都借此抛开。

　　让宗庆后始料不及的是，完成了“品牌统一”大业的何伯权迅速进军瓶装水市场，投资2亿元引进世界上最先进的设备生产“真正”的乐百氏纯净水，并重返市场一举成功。宗庆后的回击结果是，4年后，因业绩问题，何伯权和其他4名创业伙伴被已经收购了股权的新东家请下台。当5个人手拉手面对台下的员工满面流泪齐唱“朋友”来告别时，我想到的是4年前方实流泪的那一幕。不久，收到何自制的贺卡，上面有他自撰的以“舍得”为主题的打油诗。后来，在何伯权600平米的临江豪宅里再见面，带着妻儿周游美国回来的何晒的黝黑，心情已经很舒畅了，准备开始很多新的投资业务。真舍得，也是一种大境界。

　　学习

　　这是1998年的一天，希望集团的董事长刘永行应我们的邀请来广州作一场演讲。他的一条腿有些残疾，走路一拐一拐的，演讲时则是平铺直叙，并没有演讲家的激情。这是观众能够看到的一幕。而在这之前，在休息室里，刘却激发出了一批企业家的激情。

　　虽然2001年刘氏兄弟才被评为福布斯中国首富，但之前，在企业家圈子里，刘永行做企业扎实、成本控制厉害已经很出名了。当听说一向低调的刘要来传经，珠三角的企业家们闻风而动。最后在休息室里排定的位置是：刘的左边是乐百氏总经理何伯权，右边是格力电器总经理朱江洪，前面则是珠江啤酒副总经理严旭（现任青岛啤酒副总）、万和老板兄弟卢楚雄、卢楚其等20多人。大家谦虚地向刘不停发问，讨教管理心得。那一刻，刘的江湖地位显露无疑。

　　后来来演讲的还有远大的张剑，当有听众问他：“你快乐吗？”。他的回答是：“作为民营企业家，还有那么多需要去讨好的人，有那么多无能为力的事，你说我能快乐吗？”顿时掌声一片。时任通用电气中国总裁的王建民在预定的航班推迟，无法及时赶到时，大家急得都想调用远大的中国首架私人飞机了。等到这个方法都无法实行时，王临时决定让他在香港的同事陈嘉树第二天凌晨坐第一班火车赶到广州，在他抵达之前可以先救场。这让大家见识了跨国公司的严谨和认真。

　　中国企业家要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

　　2002年，波导成为国产手机首家销量突破1000万台的企业，如何让这个概念广为人知？在波导的会议室里，波导总经理徐立华向我的朋友发问。这个会议室有一张长的似乎看不到头的会议桌，两旁的椅子多的好像可以同时坐下梁山泊108条好汉，一眼望不到头，现在只有4个人坐在这里，来讨论波导下一阶段的核心主题。

　　敲定方案，徐移师设计部门去看新请来的日本设计人员的作品。对每一个细节刨根问底，一个个推敲，他不停地问，但不下结论，也不回答反问（你觉得什么方式好？），直问得手下脸色越来越阴暗。

　　事情谈完，吃饭，徐带大家去的波导食堂最多就是村级水平，里面就几张破旧肮脏的木桌。徐就和大家一起，与刚从车间里出来的民工们挤在一个房间里开吃了。还好，他总算没直接把日本人带进来。

　　一个星期后，在北京，波导开始操作预定的公关活动。波导虽然那几年已经像战斗机一样快速起飞，但这样规模的和媒体见面会，还是首次。徐一头扎进宾馆房间，埋头做PPT文件直至深夜。第二天，他开始灌输式地向记者们宣讲他昨夜的成果了。老实说，效果有限。

　　同样，远东集团总裁蒋锡培，虽然已经随总书记出访了全球很多地方，但在演讲时，也和大多数的内地企业家一样，缺乏基本的技巧。

　　这没有什么值得嘲笑的，20多年的现代商业历史，还来不及积累出我们想要的厚重和成熟。

　　责任

　　在11月本刊主办的第三届华人企业领袖峰会上，听了众多的演讲，见了一群形形色色的企业家。这是一场观念的盛宴，高密度的思想交流总是能给人带来全方位的冲击。而且，常常是在不经意的时候，在没有预料的地方。

　　台湾社会文明的进步现在在内地经常被当作笑料来看待，因为媒体展示给大家看的总是一些乱象。但是，没有展示出来的，没有那么戏剧性的，已经深入台湾人心中的一些东西，可能是一个进步社会更宝贵的财富。

　　两天里，印象最深刻的是在一个私下的场合，和两个台湾嘉宾之间的简短的聊天。

　　那是峰会正式开始前夜的欢迎晚宴。在饭后准备告别之前的最后闲聊中，和王雪红聊到了台湾的媒体，她说，台湾知名人物现在最怕的就是壹周刊，有一次他们派了记者，在自己家门口对面的楼上架了摄影长镜头，24小时盯着，一直盯了一个月，弄得生活很不方便。但没有办法，又不敢去和他们说不要来守了，否则第二天还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写。这时，旁边的郭台强插话说，自己也被他们派人盯了半个月，是随处跟着，自己到哪里他们就到哪里。好在自己规规矩矩上下班，外出也总是带着太太，他们最后发现实在没有什么出格的东西可拍，就撤了。

　　王雪红是谁？台湾教父级企业家王永庆的女儿，赫赫有名的威盛集团的董事长。郭台强是谁？正崴精密集团董事长、台湾工商建研会理事长，台湾另一位制造业教父级企业家郭台铭之弟。壹周刊由来自香港的媒体人创办，以揭名人隐私和黑幕为主要卖点，登陆台湾时间并不长。。

　　作为同行，我自己对壹周刊的新闻操作手法也不敢恭维。但是，让我最为吃惊的是这两位重量级企业家的心态和做法，它和我们在内地所得到的经验和感受完全不同。

　　在我们这里，任何一位具有和这两位同等分量，甚至远远不如的企业家，在遇到这种“讨厌”的事情时会怎样处理？很简单，他们会轻而易举地“搞掂”记者和媒体。也许，他们可以派出保安，或者叫来警察，赶走记者；也许，他们可以雇请烂仔，将记者教训一顿；也许，他们可以打一个电话给官员朋友，向媒体直接施压，封杀报道；也许，他们可以威胁不再投放广告，让媒体主动收敛；也许，他们会给记者一点好处，把记者变成吹鼓手。他们可以做一切事情，就是不会像那两位台湾企业家一样虽然心怀不满，但也只能听之任之。

　　民主是用来保卫自由的，其核心是在自我约束中尊重他人的权利。民主需要法律来保障，但更需要深入人心的常识，需要无论普通百姓还是达官贵人都愿意信仰和遵守的基本观念。

　　在台湾的两位企业家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常识和观念已经变成近乎本能的选择。这需要持续不断的积累，需要孜孜不倦的普及，才能让一些普世的价值观成为社会大多数人的行动指南。

　　20多年重商主义推动下的改革开放，已经让商业力量重新在内地兴起。但是，只有能够自我约束的理性的商业力量，才能让我们欢喜而不是畏惧，给我们带来福祉而不是灾祸。

　　企业家的责任，除了赢得竞争，还有许多。

(责任编辑：丁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