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是改革攻坚年，历时20多年的“渐进式改革”终于放缓脚步，进入了“攻坚式改革”阶段。转变政府职能、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加快金融改革、完善以税费改革为核心的农村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等改革重头戏拉开了大幕。回首2005年的改革历程，我们发现，公众对改革的关注和期待程度越来越高，过去改革导致的国富民不富的局面，使公众产生了财富和权利的相对剥夺感，使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对对新一轮的改革警惕并提出质疑。于是也有人说，2005年是质疑改革年。

　　值得注意的是，2005年，公众对其心目中改革的幕后操纵者－－“经济学家”进行了新一轮的声讨和谴责。2005年10月26日在中华工商时报上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的一句“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不超过五个”更使对经济学家的谴责达至了顶点，随之公众对经济学家的信任度也降至历史冰点，据中国青年报和搜狐网的联合调查显示：在调查提供的14位主流经济学家中，公众信任率超过10%的仅有郎咸平和吴敬琏两人。网络调查的数据虽然不完全准确，但起码它可以代表民意的基本取向。

　　下面简单回顾一下这一年经济学家所遭遇的口水风波：顾雏军的锒铛入狱把张维迎、张文魁等当初的“挺顾派”再次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林毅夫的一句“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在于穷人太穷而不在富人太富”（后据称林毅夫本人并没有说“不在富人太富”）又被扣了“血统论”的帽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的“经济学家不能鼓吹涨工资，会使工人失业”的观点激起了公众的愤怒，并被指“忽视了劳动力价值被严重低估的现实”；甚至被誉为“中国经济界的良心”的吴敬琏也因“补偿流通股股东不公平”、“别再忽悠贱卖论”和“既得利益和贫困群体最可能在反市场机制上结成联盟”惹火上身……如果把视野放宽一下，还应包括具有双重背景的龙永图的“为自主品牌而搞自主品牌论”和李荣融的“石油、电信和电力等行业几乎没有垄断论”。

　　那么，经济学家惹谁了？如何来解读公众对经济学家的质疑和声讨？

　　第一、自上个世纪后半叶以来，经济学以数学和心理学为基础，又倡导实证分析方法、可“证伪”，成了社会科学中的“自然科学”，“经济学帝国主义”一直甚嚣尘上。具体到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注定了在决策过程中要“以经济学家为中心”，加上“经济学帝国主义”风潮的影响，使许多的改革方略是按照某些经济学家们的建议来实施的（关于这一点，可参阅詹小洪的《经济学家是如何影响政府决策的》一文）。

　　第二、从经济学家这个角度来看，经济学家是“文人”，都有自己的学术野心，中国传统文人的士大夫情怀、“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和对“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追求，使他们有天然的“入世”冲动，体制内的经济学家自然“近水楼台先得月”，体制外的则削尖脑袋期待“柳暗花明又一村”。因此，这样内因和外因相结合，也就使经济学家与政府的公共决策相结合、与改革相结合，如果放在“质疑改革年”这个大背景下，可以说对经济学家的质疑和对改革的质疑达到了“和谐统一”。

　　第三、如果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公众的质疑是“认话不认人”的，他们质疑的是为“利益集团代言”的经济学家。他们无法区分主流经济学家和非主流经济学家（其实没几个人能区分清楚），也无法区分经济学领域纷繁复杂的流派和理论差异，他们判断好与坏的经济学家的标准就是经济学家的言论是否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是否对老百姓有利，有利的就是有良心的经济学家，无利的就是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而所谓的合格的经济学家的标准是那是经济学界内部的事情他们才无暇计较也没能力计较。

　　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舆论环境对经济学家群体也是不公平的。经济学家是一个群体，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范式，对某个问题的认识肯定是参差不同的。如果从纯学理的角度来看，我们不能苛求他们站在公众的立场上，他们只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通过自己对经济现象的思索和认知，得出自己的学术结论，而这个结论很有可能就是站在公众的对立面上的，也就很有可能遭到公众的拷问并怀疑其为利益集团代言，而这对其是不尽公平的。我想张维迎教授的那句名言“对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讲,最难做到的不是你骂政府、骂企业家,而是你敢不敢站在大众舆论的对立面,坚持自己的观点”或许就是出于此种考虑吧。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局面：一面是公众对不站在其立场上的经济学家声嘶力竭地道德审判，批判其为利益集团代言进而导致对公众不利的公共政策的出台；一面是经济学家站在学术的高度对公众的质疑进行辩护，如果不辩护就会被认为是“集体失语”，而一旦辩护就会再遭受新一轮的批判和唾骂。这不是一个正常的舆论生态环境，甚至有人说“舆论环境已经到了1992年以来最不好的时候”。笔者认为，我们不能将经济学家一棍子打死，不能因为特定制度环境下某些经济学家的行为否定整个经济学家群体，所谓 “把脏水和孩子一块儿倒掉”，因为这样会影响本来就孱弱的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而且无益于有的放矢地解决问题。

　　总之，具体地说，公众的质疑主要在于经济发展的特殊阶段，某些经济学家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中有主导地位，而一旦他们与资本走得很近，就很容易成为利益集团左右公共政策的工具，从而使老百姓的福利受损。

　　在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学家可以有如下三种身份选择：在大学或科研机构致力于学术研究的学术经济学家；在政府部门从事政策研究和制定的政府经济学家；利用自身的知识来站在企业的立场上为企业的发展出谋划策而获取相应报酬的企业经济学家。但绝不可以三重身份兼有而进行“循环寻租”，而公众质疑的也就是这类经济学家。

　　我们认为，一味对经济学家进行道德审判是无济于事的，道德约束不具有持久力，只有在观念上彻底打破经济学的“显学”地位，在制度上打破经济学家在公共决策中的主导地位才能走出这个“质疑经济学家”的怪圈。

　　其实这也是社会转型时期的必然要求，转型时期的中国不仅面临经济问题而且还面临着大量的社会问题，这个时候尤其需要“百家争鸣”，需要更多的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领域的专家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比如，需要行政管理学家的参与来界定政府改革的目标、政府的权力边界和改革的路径；需要法学家完善法律体系注重“公平”重塑法律权威公信力以保证市场经济正常运行；需要历史学家给转型中的中国一个正确的历史坐标，“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当然，这种由专家主导的“精英式改革”仍不是最优路径，还存在发生政策垄断、缺失公平和效率低下的可能。改革需要的各方面各阶层各群体的共同参与，公众主体却一直是缺位的，但他们才是改革的真正主导力量。一直以来，存在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的权利失衡的问题，其背后则是利益表达的失衡。只有建立利益表达机制，让公众能够充分参与到改革中来，共担改革的压力和风险，才能保证改革的公平与正义，才能能够保证改革“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惟如此，改革的进行曲才有和谐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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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