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到苏州，你将有机会享受到中国最美的一段火车旅行。这里有成活20年以上的笔直的水杉，并且保留着19世纪以来中国典型的江南水乡风貌；至少从南宋开始，这里就是世界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养育着世界1/5的人口。更让人醉心的是，整个长三角地区已成为全球著名的智慧聚集地之一，通用电气、微软、３Ｍ、思科、飞利浦、本田、拜耳、IBM、雀巢等跨国公司纷纷在这里设立全球或区域级研发中心。

　　北京、深圳、西安、大连紧随其后，争夺设计之都的光环。在东部沿海地区的高速公路旁边，数不胜数的高科技园区随处可见。它们是中国经济正在创造的奇迹的一部分：中国经济有能力在过去的25年里成长为全球第6大经济体，并且吸引到最多的投资到来以及制造基地的迁入；中国的人口基数是如此庞大，以致于任何创新的想法都会在瞬间演变为令人惊愕的巨幅计划。

　　中国刚刚被誉为制造工厂的“新大陆”，现在，蓬勃而起的创新浪潮正让中国成为另一片看不见的“新大陆”。1954年，李约瑟博士在其出版的七卷本《中国科技史》里兴奋地报告他的发现：中国在代数方面的成就早于欧洲572年，在了解磁极性和磁偏角方面早于西方400年，早于欧洲600年中国已发明了第一台时钟，铸铁冶炼的历史至少比西方多1500年，并且比欧洲人早800多年学会用牛痘接种的方法预防天花……

　　今天的中国失掉创新力了吗？我们过去面临的问题在于，科技新思想来自欧美顶尖大学和大型制造企业的研究实验室，生产活动固然能够借助全球即时(JIT)供应商网络分散，但知识的分享却被国界阻挡；然而，这一切都在迅速改变。随着全球化的步伐加快，创意在意料不到的地方迸发，并随着知识工作者的流动，在世界范围内像货币、商品一样方便地流通。这种变化在今日中国最为明显，在生物医学、纳米技术和航天领域，中国人都表现出卓越的才华并成为全球同行妒羡的对象。

　　同时，中国也已成为继美国和日本之后的全球第三大科研投资吸引国，每年有480亿欧元境外科研资金投向中国。有报告称，到2008年，跨国公司在中国聘用的研发人员还将膨胀35%——迄今，跨国公司在中国已设立了750个研发中心，雇佣了50万员工。中国具备技术资质的科学家和毕业生数量从1980年时的3万名，跃升至2004年的130万名。

　　中国拥有如此庞大的市场，这使得在中国的创新更有可能成为全球的行业标准。《Fortune》的技术专栏作家彼得•刘易斯相信，中国庞大的移动通信和互联网用户，使得它在制定高科技行业的新标准方面，更有发言权。

　　英国《金融时报》副总编马丁•沃尔夫用这样的句子表达他对中国崛起的感受：“让中国沉睡吧，因为她一旦醒来，就将震撼世界。”或许，这是对中国创新未来的最佳预言。

　　潜力

    中国能否在未来10年内挑战美国在科学技术领域的领袖地位？干细胞科学家史蒂芬•明格(Stephen　Minger)去年曾率领一个英国的实地考察团来中国访问，他说，中国的医学研究和实验室如此先进成熟，令他大吃一惊。

　　落户中关村科技园的北京博奥生物芯片有限责任公司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例子。5年前，博奥只是清华大学下设的一个由政府资助的研究机构，后来逐渐发展为一家控股公司，目前已经从国内风险资本家那里募集了3000万美元，外国风投也对他们表示了浓厚兴趣。博奥的业务之一是制造生物芯片，今年早些时候，中国政府把筛查2008年北京奥运会运动员是否使用类固醇等违禁药物的任务交给了它。因为它开发了一种包含16种违禁物质的芯片，只需将样本放在芯片上，立刻就可以显示其中是否含有违禁物质。美国一家科学类期刊最近称这一创新是朝着“系统而且可靠地筛查每个运动员”迈出的“第一步”。

　　低成本的工程技术人才队伍使中国企业的创新得以繁荣壮大。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被授予理工科博士头衔的人数激增。中国的研究人员数量现已超过日本。中国每年的研发支出仍大大低于美国的水平，但增长速度却比美国快5倍以上。

　　更大的优势在于，相比较世界其它地方，中国能以更小的成本换取更大的智力成果。在中国，刚毕业的研究人员薪酬通常只及美国水平的1/4左右；对于资历较深的员工，薪酬也只是美国的1/2。通用电气研发中心坐落于风景秀丽的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这是它在美国、德国、印度之外的第4个全球研究中心，2000多名科学家和工程师中超过80%拥有博士学历，他们能讲无懈可击的英文，薪水却只有美国或德国同行的一半。这个研发中心迄今已提出上百项专利申请，技术进展涉及众多领域，如更高效率的航空发动机设计和面向普及型市场的医疗研究。

　　大规模的创新资源正在以两种方式向这个未来的技术大国积累。一方面，政府主导下的精英机构，比如中国科学院在有助于赢得声望的技术和项目上不断冲刺，上海超级计算中心(Shanghai　Supercomputer　Center)引以为傲的Dawning4000A超级计算机，每秒钟可以进行8万亿次运算；另一方面，在互联网和移动通信行业，新兴创业公司在风险资本的支持下，正成为中国创新的重要力量，软银亚洲基础基金合伙企业(SAIF Partners)作为早期的成功者，曾经成功投资了包括盛大网络(Shanda　Networks)和阿里巴巴等著名公司，激发了风险投资者及未来创业家对于中国网络市场下一轮巨大创新的兴趣。

　　西方媒体担心中国科技力量的崛起会对全球造成新的威胁，如同它的制造业崛起抢走了欧美制造工人的饭碗一样。但是，另一种观点认为，这还不足以构成短期内的威胁，因为中国的国有大型企业在研发方面的经费投入甚少，而且中国尚未证明它有能力将研发成果转化为能在国际上获得成功的产品。同时，国家研究机构和行业间联系通常比较薄弱。一些中国公司对政府的国家标准不屑一顾，很多企业更偏爱国外技术，而不是国内开发的技术。

　　令人欣喜的变化在于，中国公司开始意识到设计对于产品的重要性，工业设计正在成为中国公司创新的突破口，而这正是韩国企业如三星从二流品牌一跃成为同索尼、苹果同等价值品牌的关键。海尔已经有120名工业设计人员和25名消费调查人员负责海外市场最新产品趋势的研究。这家公司发现沙特阿拉拍的消费者们需要用大容量的洗衣机洗长的衣服，他们先设计了6公斤重的洗衣机，但是销量并不好；两年后，这家公司又设计了9公斤的，但只令人失望地销售了6000台；今年4月份，海尔再次设计了能洗12公斤重衣物的洗衣机，才真正打开沙特市场。

　　当中国公司在缺少品牌的国际影响力和分销网络的情况下拓展国际市场时，他们需要找到更多的创新捷径。比如联想的个人计算机业务和华为的电信设备制造，虽然其创新能力尚无法让他们具备国际竞争力，但是全球IT市场发生的转变却给了中国企业以机会。这种转变是：在过去20年里，IT产业由技术驱动即提高速度或扩大内存等，正日益转为由应用需求驱使。这对于有很强设计队伍和用户研究实验室的中国公司来说是个巨大的商机。

　　华为正利用其低廉的成本和灵活的定制服务在全球市场拓展业务。在竞标法国电信运营商及互联网服务提供商Neuf　　Telecom公司的宽带互联网络项目时，华为的管理人员提供了一个无可匹敌的报价，他们将建设部分网络并负责运营3个月，以便Neuf的工程师对之进行检测——而且，统统免费。

　　Neuf的首席执行官米歇尔•保兰(Michel　Paulin)在接受访问时表示，华为为Neuf节省了原本所需支付费用的10%至20%，在他看来，华为很乐意定制技术，以满足客户的特殊要求。“我们列出要求，他们马上做出回应，”保兰先生说。

　　Transmatic Manufacturing　Co.总裁汤姆森讲述了他的遭遇。2001年，Transmatic获得了摩托罗拉的一个外包意向，为一款流行手机建造复杂的旋转系统。中国公司同时也获得了摩托罗拉的这个外包意向，“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配件，”汤姆森称，“当时我们估计，中国人可能要几年后才能制造出同样规格的配件。”事实上，中国人总共才花了6个月。结果，汤姆森失去了这笔为期5年的合同。

　　在中国创新 在华跨国公司的创新努力构成了中国黎明的另一番景象，这至少为中国成为全球创新聚集地的未来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LG电子(LG　Electronics)正努力通过创新改变其在中国产品大众化的形象。在半个月前的深圳高交会上，它推出了全球首款同时支持TD-SCDMA/GSM/WCDMA的三模3G手机，不同以往的是，这款手机完全是由LG中国研发中心独立研发完成的。

　　“在中国市场后来居上的办法，只能是提供全球同步的领先技术。”LG中国研发中心总经理金钟声对《环球企业家》说。金曾经担任LG韩国研发中心总经理5年，从他位于望京的办公室窗外望去，索爱、摩拉罗拉与LG比肩而邻，这里已经成为全球通信企业竞争的最大最激烈的市场。

　　从小巧的MP3手机到71英寸的等离子电视，LG在国家专利局申请的IPR数量位居跨国公司前列。跨国公司设在中国的研发中心通常的主要工作是将总部的技术“汉化”，现在，LG改变了这一点，它将更多独立开发、具有核心知产权的一体化产品研发放到了中国。在LG的全球研发布局中，类似中国研发中心这样的具有法人独立资格的机构还有11个，韩国总部的实验室侧重未来5至10年全球领先的技术趋势的研究，而分布在各地的研发中心负责软件的修改并改良成为当地需要的产品。然而中国的情况并不尽然，“中国研发中心需要研究自己的型号产品，负责从产品的开发到市场接轨的整个过程。”金钟声说。

　　LG的研发模式代表了跨国公司在中国研发的新趋势：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电子、皮鞋及内衣的制造基地，现在，跨国公司正在从这个全球最大的廉价科学家和工程师市场受益，他们正成为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中重要的研发力量；不仅如此，中国的消费者已经逐渐显示出其卓越的鉴别能力，他们不喜欢那些曾经在海外销售过的产品，他们需要跨国公司为其量身定做，“不在中国创新就无法国际化。”柯达北亚区总裁叶莺在接受《环球企业家》采访时说。

　　跨国公司已经开始意识到他们需要为中国市场设计特定的产品。诺基亚6108，这是为中国研制的首款翻盖、手写输入手机，其插在手机后面的手写笔，灵感就来自于背负长剑的“秦始皇兵马俑”。在此之前，这些全球创新巨头通常只用做细小的改动就能在中国市场销售，但现在竞争已经升级。

　　不仅如此，竞争的激烈程度开始让更多的跨国公司关注中国二、三级市场，面向13亿人口进行创新。柯达为这一市场特制了一款全球最便宜的相机，99元的售价并附4卷MAX胶卷。几个月前，当柯达的市场销售人员察觉追求潮流的年轻消费者更喜欢银色的外壳时，柯达马上推出了银色外壳相机。

　　TESCO则改变了我们关于传统行业难以创新的陈旧看法。这家英国零售商，凭借推陈出新的零售运营和IT技术迅速在欧洲后来居上。几年前TESCO来到中国，打算将金融业务和网上音乐下载等先进的零售创新技术在此推广。“TESCO需要在中国敏锐地把握潮流先机。”TESCO国际事业部总裁克拉克对本刊记者说。

　　“中国企业接受和消化新技术的速度让我们吃惊。”福伊特造纸（Voith　Paper）中国区总裁刘明明对《环球企业家》说。数年前，当这家全球最大的造纸设备供应商开始在中国推行其“同一平台”的理念时，换来的却是大多数造纸企业的怀疑。“同一平台”是指福伊特为用户提供从流浆箱、网部等到卷纸机和复卷机全部生产线的设备，由于整条生产线的设备是统一提供，将保证生产线能够规格统一，使耗能降低的同时也让产品质量提高。但是到了2005年，“同一平台”却成为了业内最时髦的话题，有14家左右国内主流的造纸厂采用了福伊特的创新技术，最早采用的一家山东民营企业也从小公司一跃成为中国新闻纸头号生产商。

　　剩下的问题

　　一些跨国公司仍然担心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因此在向中国工厂转移技术方面犹豫不决。摩托罗拉已经注意到市场上出现的仿制的A780，它距离摩托罗拉的产品上市仅8个月。过去两年间，通用、索尼、思科、辉瑞等在中国无一例外地遇到知识产权方面的挑战，辉瑞全球总裁曾经公开表示担心，“中国不可预知和不透明的知识产权环境让辉瑞未来的研发投资充满困难。”

　　尽管如此，更多的跨国公司并不愿意因此放弃中国市场的机会。柯达已将其独门功夫“幕帘涂布”技术转移到位于厦门的柯达福达工厂，通过员工培训和生产管理，现在这项技术完全可以由中国本地员工操作。“中国政府开始意识到保护知识产权不仅有益于跨国公司，更让中国本土公司受益。”叶莺说。

　　限制中国提升创新能力的障碍不仅关乎知识产权问题一项。看看格兰仕的例子吧，在过去20年里，它的规模制造能力使其赢得超过100家全球微波炉厂商的OEM订单，并由此成为该行业的制造冠军。但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许多如格兰仕一样的中国制造企业的成功是建立在庞大而廉价的劳动力供给基础之上的。日本经济学家大前研一在2000年参观深圳一家电子零件厂时发现，这个雇员达上万人的工厂里，月薪不过80美元的工人中竟然没有一个近视眼的雇员。工厂主很自豪地说，如果发现谁的视力有问题，就立刻更换她，因为有大批人在厂门外等待工作机会。

　　但是创新呢？中国庞大的从农村人口中转移过来的蓝领工人根本无助于这一能力的提升，甚至有可能延缓中国企业在创新意识方面的觉醒。中国的PC、家电和手机领域已经成为市场竞争最激烈的行业，并且诞生了一大批能够和国际竞争对手讨价还价的企业，但是，迷恋于短期收益，沉醉于制造加工，使得它们更愿意通过购买的方式获得技术——这些技术常常并非尖端，而不是专注于自我创新。

　　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这包括政府如何制订更有操作性的创新支持计划，加快技术创新市场化的过程，以及建立更加完备的金融支持体系。中国已经处于创新黎明的前夜，但要面临挑战可能更多。（

(责任编辑：丁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