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一百年前，就是1905年，中国在做什么？清廷宣布废除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是最为震动的大事。罗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称：“1905年是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但人们很少关注另一个重要事件，也就是在这个1905年，中国诞生了第一篇科幻小说，也就是徐念慈先生的《新法螺先生谭》，他写中国人去月球和火星旅行，获得了很多仅存于彼方的奇妙知识，最后回到上海，创办了十万人的大学，教中国人学习未来科学技术。在仍然是帝制的中国，这堪称对思维的极限挑战。

　　那么什么是科幻？它的历史不到两百年，不少中国人到现在还以为它是催眠儿童的读物，而其实它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影响力延伸到后工业社会。科幻小说在上世纪初舶来中国，并没有一点游戏或娱乐的意思，而是关系到国家兴亡的意识形态问题。在徐念慈之前，鲁迅、梁启超率先把西方科幻小说翻译到中国，鲁迅说，“导中国人群以前行，当自科学小说始。”而几十年后韩素音也向邓小平建议在国民中普及科幻。科幻的特征是科学、变化和进化。科幻能够与中国的现代化发生关系，其实投射了中国的国情。

　　先说科学。中国人真正弄明白科学，来自于对西方坚船利炮的忧患。此正如今天，人们访问美国的硅谷或德国的鲁尔工业区，仍能感受到的同样心情。科学还使中国人体味到了陌生化，因为它表达的是逻辑理性，而不是个人意志；它崇尚的是自然规律，而不是人际关系。但越是陌生，越是可怕，则越要去克服。从红旗渠的人定胜天到万吨水压机的精工演绎，从磁浮列车的创世纪传奇到巨型计算机的跨越式突破，无不循此脉络，中国人顽强地超越自我设限。到了今天，科学意味着缜密的计划或者规划，意味着建构一种在可行性基础上的未来，从而摆脱命定与随意。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提出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以及连发展观也冠名为“科学”，其核心问题是，严酷而有限的大自然如何养活13亿中国人，而背负着沉重历史财富与包袱的民族如何在外界及别人强加的现代法则下生存和发展下去。当然科学的最后的指向必然是终极，中国人在过去一百年里的大部分时间里，似乎没有顾上关心这个，但到了今天，可以去思考它了，也即是重新定义人本与天道的位置。

　　再说变化。此也即是处处会与不确定的奇异世界相逢。这亦来源于忧患。原以为永恒不变的帝国，一夜间失败了，圆明园一把火烧了，皇帝逃了，世界变得陌生了，仿佛没有什么不可以颠覆，连使用了几千年的汉字，有人也提出要废弃。万世不易观成为可笑的幻觉。而清朝最终也果然崩塌了，并且，不再是王朝的简单更替，而是一种全新制度的引入。这种巨大变化引发的深源地震，激荡了整整一百年。“天翻地覆”成为中国不同阶段、不同时期都适用的主题词。昨天的荒地，今天的高楼；昨天的泥脚杆，今天的“知本家”，传统社会的变化尚好大致预料，而现代世界的腾挪已难一一揣度。由于变化的加剧加快，非线性因素日益突出，矛盾统一体中，稳定才压倒一切。

　　再说进化。此事关宇宙和人类自身的命运，同样发轫于对落后的忧患。因此这一百年中，中国人逐渐完成了对桃花源的扬弃。在旧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环史观中，纵然“山中才数日，世上已千年”，走出深山后也只是发现家人入土日久、故园早成丘墟，而乡土社会依旧男耕女织一如从前。进化观则把一切可能性提前，用工具代替人力，并使变化具有了方向感。尽管还有人念不起书、看不起病，但国家仍然研制出了载人飞船，并要向月球发射探测器，实出于对或会落伍于未来进化的长远担心。而自归于发展中国家，使我们在时态上占有后发优势。革新与继承，常常在冲突中寻得平衡，而进化最终也是集体意义的——自私的基因，本质上也必然要作利他之举。在丛林法则中，更基本的是共生现象，形成奇妙的和谐。

　　科学、变化和进化，无不是未来指向的，五千年都是向祖先看齐的中国因此而改变。1905年，还不知道百年后如何与世界相处，但如今的中国，已经可以规划今后百年的发展前景了，而且目标是世界强国之一。今天重读毛泽东著作，发现字里行间，充满了不少大尺度的时间概念，“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可见早有心理准备。那么，正是这三个关键词，催发了民主、法治、人权、自由贸易、全球合作等概念，最后便使中国的未来，要在多个平行世界里，在异次元的时空中，兴奋而艰难地选择。这既澎湃着人心，却也因为过程中存在变数，而让精英们继续日耽夜惕。

　　因此，影响中国百年的第四个关键词，便是忧患——科幻的大意，并不必定要把明天描绘得一派的光明，但它确是为未来预警的，而只有中国人，才设立了或将被开除球籍这样的让自己时时警醒的座右铭。（瞭望东方周刊编辑部）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