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欧洲业已出现了但丁、达芬奇、哥白尼、布鲁诺、牛顿、黑格尔、马克思等伟大人物引导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革命时，中国直到1905年之前，天下最优秀最聪明的青年士子还在抱着一本不到两万字的《论语》摇头晃脑地背诵并将之作为获取功名改变命运的进身之阶

　　最近几个月来，经济学界一直在流行一种对中国改革路径的质疑声浪，例如，“中国改革是按照新自由主义模式制订方案”、“贫富差距和地区发展差异是源于改革方针的失误”、“中国经济正出现殖民化倾向”、“国有商业银行股权被贱卖，中国金融安全将遭受威胁”，等等。这些议论，尽管有些刺耳，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它也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即：经济学界能对中央的既定政策提出不同意见和看法。这本身说明，中国的学术自由度在提升。我一直认为，在经济政策研究上，一定要有宽松的氛围，放手让大家发表意见，这样，即使不能保证一定有正确的政策选择结果，但至少可以降低决策的误差率。在中国改革和发展的路径选择上，我们让各种意见和观点都做出充分表达，我们的决策层才有更大的权衡和选择空间。

　　在中国改革开放问题上，我国经济理论界出现的分歧实际上是经济价值观和中国发展战略方面的认识分歧，这种分歧的背后是如何认识全球化和利用全球化的问题。只有进行这样的思想定位并联系世界发展史进行考察，我们才不至于被国有股权是否被“贱卖”这种低层次的技术层面的问题缠绕，才能摆脱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思想羁绊。

　　工业革命为何发生在欧洲而不是在中国

　　在世界经济发展史研究中，有一个多年来一直困扰各国研究者的问题，即：为什么在公元十一二世纪经济技术就一直领先世界各国的中国没有在十八世纪出现工业革命，为什么这场工业革命能在欧洲特别是英国这样的国家中率先发生？显然，只有理解了这个世界近代经济发展史上最重大事件产生的真实背景才能更深入地探究促成这场革命的最后原因。

　　顾准先生曾经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原理出发对工业革命在欧洲而不是中国发生的原因进行过考察。他认为，欧洲的城邦经济本身就有利于商业和工业的发展， 城邦经济在孕育工商业发展时也容易使资产阶级作为新生产方式的代表者要求建立自由平等的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反过来又会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而中国之所以在唐宋时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却迟迟不能孕育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原因就在中国的经济本质上是封建宗法经济，以地主为代表的封建法权关系以农村的地主为政权基础，以轻商抑工为基本特征，这种强大而顽固的封建法权关系对资本主义的早期萌芽产生的严厉压制作用是工业革命在中国无法出现的基本原因。

　　日裔美籍社会学家福山也对欧洲所以能出现工业革命做过一个社会学解释，他认为：家庭结构和遗产分配传统是工业革命所以能在欧洲而不是中国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按照他的说法，中国家庭的老人死前总要把财产大体平均地分给自己的子女，这虽然有利于孝道流行，但也助长了中国家庭的子女们守望祖业不思进取的倾向。欧洲则不同，在欧洲的许多国家中，自古以来就流行将家庭财产传予长子的习俗。这样，次子以下从其受教育开始就必须树立自我创业独立奋斗的观念，这样在欧洲就特别容易形成发明创造和自主创业的风气。福山认为，这也是欧洲所以能出现工业革命的社会学原因。

　　德国历史学家贡德·弗兰克在他的名著《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一书中，以翔实的史料，充分论证了早在1400年至1800年这四百年中，亚洲的中国和印度就已经在全球化中居于世界贸易中心地位。在这个历史时期，全球贸易活动以白银资本的流动为标志形成了美洲白银流入欧洲，流入欧洲的白银总量中近50％又通过和中国、印度的丝绸、瓷器、水银、茶叶等商品进行交换后流向亚洲，这种居于主导地位的三角形贸易局面整整持续了四百余年的时间。据统计，美洲仅在17世纪和18世纪就生产了白银37000吨和75000吨，这两个世纪中有81000吨白银被运往欧洲，运往欧洲的白银又有39000吨被运往亚洲，其中绝大多数又流入了中国。白银所以能从欧洲流向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其背后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中国以白银为货币币材，流通中大量需求白银，并且，在中国，白银与黄金的比价明显高于欧洲；二是证明欧洲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中国，大量白银充做了抵补贸易赤字的支付工具，中国在当时就成了具有巨额贸易顺差的相对富强国家。那么，为什么欧洲能从美洲获取大量白银呢？其答案就是欧洲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成了第一轮全球化中的最大受益者。

　　“哥伦布交流”的全球化意义

　　本来，在哥伦布于1492年发现美洲大陆之前的1403年，中国就出现了第一位探索海外世界的伟大先驱郑和，但郑和下西洋只持续了三十年时间即戛然而止，中国的海外探险活动既没有形成政府主导的全球化扩张，也没有引致中国商人的海外贸易开放热潮。而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所以被公认为全球化的起点，原因在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欧洲持续进行了几百年的贸易殖民扩张、基因交流活动，这些活动已产生了改变世界经济的巨大效果。这种巨大效果后来被世界经济史学家称做“哥伦布交流”（Columbia Exchange）。其内容主要有三项：（1）病菌交流。早期的欧洲殖民者和商人将感冒、天花等各种病菌、病毒传至美洲，导致当地的土著居民大面积死亡；（2）基因交流。欧洲人将小麦、大麦、水稻、白菜、萝卜等农作物带入美洲，又把美洲的红薯、南瓜、马铃薯、玉米、花生等作物带回欧洲，并转而传至亚洲和非洲；（3）白银交流。美洲丰富的银矿资源及白银的提炼和运转传导改变了1400年至1800年之间四百余年的国际贸易流程。可以说，“哥伦布交流”的这三项内容代表了全球化初始阶段国际交流的主体形式，显然，中国的郑和下西洋及其后续性影响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及其后续影响根本不能相提并论，这一点不能不让我们这些中国的全球化研究者多少有些遗憾。

　　当然，我们的遗憾不止于郑和伟大探索只产生了有限的国际影响这一点，我们的更大遗憾是1792年，当强大的清帝国完全有能力进行海外贸易等方面的扩张时，乾隆皇帝却拒绝了英王特使马嘎尼尔传递的英国提出的平等通商要求。这使得中国失去了一次宝贵的以政府主导的方式融入全球化的机会，其结果就是四十八年之后即1840年资本主义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贸易大门，并用输入鸦片的方式使得中国在过去几百年中从欧洲获得的贸易盈余白银以及在亚洲地区靠“朝贡贸易体系”获得的白银通过战争赔款和支付鸦片货款的方式又汹涌流向欧洲。

　　中国为何不能用白银资本培育工业革命

　　从1400年以来的全球化历史看，中国在全球化的初期就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家，但尔后几百年的历史证明，中国并没有有效地利用大量流入的白银资本去培育工业革命。在分析其原因时，顾准先生说封建宗法经济势力太强，福山说中国的家庭财产分配制度不利于刺激创新，贡德·弗兰克则认为是由于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太丰富，劳动力因而便宜，欧洲所以出现工业革命是因为劳动力奇缺，人员工资高迫使新兴的资产阶级搞发明创造以便尽可能地用机器去代替昂贵的劳动力。这些解释也许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上述三位学者都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即文化、科技、价值观以及国家战略选择在社会发展以及世界性竞争中的关键作用。欧洲特别是英国之所以能够在1400～1800年间崛起，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它们对世界贸易和海外扩张的疯狂热情，在这种疯狂热情的背后则是它们自觉或不自觉的全球化价值观，那就是：将本国经济的发展融入全球经济并从中尽可能地甚至是不择手段地获取最大化利益。这种早期开放式发展的国家战略也推动了科技和文化的昌明和兴盛。我们看到，当欧洲业已出现了但丁、达芬奇、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牛顿、黑格尔、马克思这样的伟大人物引导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革命时，中国直到1905年之前，天下最优秀最聪明的青年士子还在抱着一本不到两万字的《论语》摇头晃脑地背诵并将之作为获取功名改变命运的进身之阶。乾隆在1792年回复英王的信中说中华帝国很富，其实并不需同国外搞什么贸易，这种小富即安的思维也说明了在全球化早期，眼界狭隘是中国封建统治者的通病。我认为，在文化、科技、价值观以及国家战略上同欧洲列强比存在巨大差距也是工业革命为什么只能在欧洲而不是中国发生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可以说，我们因为文化和价值观落后才导致了经济上的落后。

　　从15世纪开始，在三百余年时间中，中国凭借强大的白银资本吸纳能力曾经成为早期全球化的火车头，但由于没有发生工业革命以及文化科技政治军事力量的衰落，中国很快成为全球化列车上三等车厢的乘客。时至20世纪的前七十八年，中国已丢掉了低等乘客席位，干脆被甩下了全球化列车，在经济上被彻底边缘化了。自1979年开始的中国经济改革和开放，使中国又重新返回全球化的列车上，在短短的二十七年时间里，中国在国际经济政治舞台上的角色正在经历着重大的革命性转变，我们先从普通的三等车厢的乘客变成二等厢乘客，再从二等车厢的乘客变成多节车厢的包厢客人（中国在许多贸易上都稳居世界第一），现在，我们现在正稳步向火车头进军，力争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成为能在多方面引领世界经济前进的驱动力量。

　　中国如何成为全球化列车的火车头

　　我认为，中国要想成为全球化列车的火车头，有四个必备的条件：一是从政府到公众都必须具备融入全球化的意识，并在此基础上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二是中国必须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科技实力的大幅提升。三是不断改进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将金融风险降至最低限度。四是在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同时，保持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的长期稳定局面。在过去二十七年改革开放实践中，中国实际已成了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这表现在国外投资的巨额流入，例如，仅2003年当年中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就已经超过了印度自1947年独立至2003年这五十六年间吸纳外商直接投资的总和，外国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至少领先于印度十三年。我想，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为这种领先也作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今后，中国必须继续保持这种市场开放的良好势头，在融入全球化的同时，驾驭全球化的规律。中国已在产品销售和矿产品原料供给方面成功地利用了国际市场。这同英国发生工业革命后早期的世界市场扩张行为极其相似。但是，中国面临的问题是“买啥啥贵，卖啥啥贱”。从近二十多年的情况看，中国的科技竞争力并没有出现长足的进步，而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存在的弊端则更为严重，尽管中国的产品出口扩张势头极为强盛，但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和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实在不多。这一倾向如果不进行彻底矫正，中国就不会成为全球化列车的火车头，而只能成为一个二等车厢和三等车厢的乘客。

　　在现代国家间的经济竞争中，各国的经济体制、制度以及政府选择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是决定竞争相对位置的关键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有一批国家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经过四十年时间的经验证明，这种体制的经济绩效远不如市场经济体制；不过，阿根廷也是一直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在20世纪之初，阿根廷以其富饶的资源和人均收入水平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中排名第九，远远领先于日本等国家。但到了20世纪末期，阿根廷不仅经济表现平平，而且因为金融危机，中央政府几乎到了要宣布破产的程度。其原因就在于阿根廷政府一直封闭保守、平庸低能。而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仅用了三十年时间就确立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强国地位，其原因则是日本政府在经济上制定了赶超和开放的战略和政策，有积极驾驭全球化的雄心和各种务实策略。

　　欧美国家在早期的工业革命出现后直至今天，一直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可以断言，如果没有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没有从15世纪开始就对全球化的积极参与，欧美就不可能获取经济发展的优势地位。现在，中国在改革开放政策实践了二十七年后就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从人均收入水平上说，我们依然是穷国；从全球化理念上说，我们仍然处于观念形态的十字路口上。中国曾经有过郑和下西洋中途夭折了的全球化探索，也有过乾隆皇帝拒绝英国平等通商要求这样国策自闭的教训，我们今后要在长时期内维持8％左右的经济增速，离开了国际市场的矿产品供给和外部需求，一切将不可想象。目前，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统一认识，中国已经是新一轮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今后，要想在三十年左右的时间内成为总体实力上的一流强国，我们也只有充分利用全球化、顺应全球化的规律，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才能达到目的。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教授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