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洲伟:下面进入今天的对话环节,做传媒的人喜欢把话题往大里扯。首先探讨关于自主创新的认识问题,去年二月份的时候,美国人有一个非常著名的NGO发布一个报告,这个NGO由21个学术机构、私人机构,其中包括美国的电子协会、物理协会、材料研究学院、著名的企业像微软、英特尔,这个报告有一个结论,说中国正在成为先进技术的超级大国,列举了几项中国人自主创新的例子。 比如说未来几年中国可能会发射一百颗卫星覆盖全球地面观测系统,包括曙光4000A超级计算机,以及64位的CPU等等。与此同时,OECD组织发布了关于高科技出口额中国已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的消息。类似的信息引起了美国国会的震动,有了去年关于有议员提出汇率报复的案子。这是美国方面对于中国的认识,而中国政府在上述报告发布以后,也发布了一个报告,说在中国确实是电子类的、高科技类的出口已经超过美国,信息产业部有一个统计大概2075亿美元,但是同时公布了针对两千多亿美元,其中进口部件就有1809亿美元,它的结论在中国就是一个组装,而在中国的增加值不到10%。这两年中国传媒界开始集中抨击中国制造的弊端,正是自主创新的缺乏使中国人只能赚走血汗钱。这种国内国际产生这么大的反差,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
唐如安:在北大的时候厉以宁老师讲,当创新只有引入经济活动并带来价值本身才叫创新,不是说为创新而创新。就我从事的行业来讲,在移动通信领域里面,大家感受最大的变化是如果作为消费者还不一定,如果作为制造者和制造业本身来讲,05年整个手机业在国内是非常箫条的。最大的问题核心技术,核心的芯片,包括嵌入式软件都不在中国手里。我们在手机业里处于次核心技术包括加工渠道里面,一代、二代通信技术上面这种问题显示得不充分,仅仅是打电话和数据传输。到了三代的时候,运营商要给客户提供新业务的时候,每个业务从03年以后、04年以后,我们看到中国联通、中国移动采取手机定制服务,由于自身的业务需要跟厂家做联合开发推进,这个时候我们国内的产业马上碰到问题。有人讲这是急转弯的时候,过去靠低的加工成本和营销能力,后面的品牌和技术都是比较薄弱的。在三代上,我们在第一代、第二代上基本整合欧洲或者美国的标准,市场的导入期很晚,在移动通信装备上,系统设备上,不是说手机这一块,市场占有率上几乎是零,这是一个产业的特点。三代现在处在发展阶段,全球处在启动上升的阶段。我们今年在国内也要启动,三代上我们希望通过新一代产业的发展,我们能够尽可能和欧洲企业或者欧美企业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而不是照着它的标准,导致我们的市场导入期比它晚四到五年。通过做这样一个技术我们有很多的体会,创新本身不是关起门来还是开放。我们这个标准没有说制订成为中国标准,它本身还是一个国际标准。国际标准的形成过程当中,由于中国的市场力量,对标准的形成也起着极大的促进。标准的形成本身也是跟各个厂家进行最后融合的结果,只不过我们的发言权更大一些。
产业链开发过程当中,只有当你掌握核心的技术或者知识产权,那么在合作的基础上我们更牢固。这种合作应该讲从过去的不平等向平等,有些时候占据更加主动的地位。TD—SCDMA产业联盟,这是目前产业联盟里面发展最健康的一个。在这个联盟里面几乎是以中国企业为核心,联想也在里面。过去的分工老外更多做研发,中国企业做制造销售,但是在这次产业联盟里面,大家只要看TD—SCDMA的产业链,中国企业占据高端的部分,OEM包括其它的爱立信、诺基亚公司在这里面跟中国企业合作,他们可能更多做贴牌性的工作。在芯片技术上我们和摩托罗拉合作,中国企业在资本积累上也跟它们悬殊很大,但是所有的投资上我们都是以技术和无形资产入资,为什么它承认你?因为你开发了很多东西。在中国植根发展好,未来走出去我们会主动一些。这是我们的一点体会。 (责任编辑:胡立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