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0月17日，一代文学巨匠巴金永远离开了我们。他的离去，是中国文学界、思想文化界、知识界的一大损失。

　　位于成都龙泉驿的巴金文学院，是全国唯一一家经过巴金同意并以他名字命名的文学专业机构。

巴金文学院巴金陈列馆自10月17日21时起开始为巴公守灵，将持续到巴金葬礼结束。巴金文学院还首次通宵向市民开放，供市民深切哀悼巴金。巴金陈列馆大厅中间是巴金铜像，巴公随意地坐在椅子上，膝盖上摊着一本打开的书。铜像前十余根蜡烛灼灼燃烧，它们也仿佛在为巴金的过世而伤心的流泪。

　　巴金故居成都正通顺街双眼井前的井台上，摆放了一长串燃烧着的、大小不一的红蜡烛。为巴金点红烛的市民排着长队，他们全是自发前来祭奠巴金的。

　　先生崇高品格的影响并不会随着他的逝世而消散。“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巴金辉煌卓著的文学成就，必将和天上的“巴金星”一样，如日月经天，江河纬地，彪炳于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明史册。

　　大作家和中学少女

　　巴金1904年11月25日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家庭。巴金故居在成都市正通顺街。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

　　1936年的大上海。年仅32岁的巴金在文学创作和翻译两方面已是声誉卓著，尤其是他的长篇小说《家》，深深唤醒了年轻一代对幸福爱情和生活的追求。此时巴金收到了许多书信，很多是追求他的女性写来的。其中，有一女生很聪明，写的信最多，她笔迹娟秀，言词不多，落款总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这个女孩的信，给巴金留下了特别的印象，他们通信了大半年之久，却从未见过面。这女孩就是萧珊。最后，还是萧珊在信中写到：“笔谈如此和谐，为什么就不能面谈呢？希望李先生能答应我的请求……”巴金深感这是位开朗、细心的女孩。因为，信中不仅约了时间、地点，还夹着一张她的照片。显然，她是怕巴金认错人而闹出笑话。

　　按信中的约定，巴金来到新亚饭店。他在楼上选了间靠近楼梯的包厢，要了杯茶慢慢品着。一会儿，一位梳着学生头、身着校服的女生出现了，还没等巴金回过神来，她就像熟人一样欢快地叫起来：“哎呀，李先生，您早来啦！”巴金谦逊地一笑：“唉，你也早啊！”说着，请萧珊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萧珊望着巴金，快活地笑道：“李先生，您比我想象的可年轻多了。”不善言辞的巴金一下子少了许多拘束，开心地说道：“你比我想象的还像个娃娃呢。现在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了吗？”萧珊笑着说：“我叫陈蕴珍，小名叫长春。我可不愿李先生也把我当小孩看哟。”萧珊这名字是1941年读西南联大时取的。当时她和两个相好的女友住在一起，她们都亲热的叫她“小三”，后来她发表作品时就以“萧珊”的谐音为笔名了。

　　看着萧珊稚气的样子，巴金觉得很有趣，便追问她：“哦，还有人和我看法相同？”巴金这么一问，萧珊一古脑儿和盘托出这次找巴金的真正缘由来。“我恨我爸爸，他老说我小，一直不允许我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其实，我在爱国女生中是有名的干将。我不但经常演进步话剧，如《雷雨》中的四凤，还因此结识了上海许多从事话剧运动的进步人士，经常参加他们的活动。”巴金说：“我相信。你爸爸是干什么的？家里还有些什么人？”

　　萧珊叹了一口气：“我爸爸是上海泰康食品厂的股东，在南市城隍庙开了一家咖啡馆。他总是处处限制我，虽然妈妈有知识，懂文学艺术，倾向‘五四’新潮，弟弟也与我志同道合，但还是抗不过爸爸。李先生，我真想离开这个古板的家庭，去闯荡江湖。”巴金一听，忙说：“千万不要这样，我前段时间还写信劝过一个17岁的孩子不要逃离家庭。像你这样的少年还是一只羽翼未丰的小鸟，很难远走高飞的。现在社会纷繁复杂，决不可冲动行事。你现在应该多读书，多思考，再行动啊。”巴金语重心长的话语，打消了萧珊离家的念头。一位大作家和一位中学少女的心渐渐拉近了距离。

　　充满诗情画意的爱恋

　　“新亚”见面之后，萧珊常给巴金去信。她坦率、热情地在信中说：我永远忘不了从你那里得来的勇气。巴金每次复信都称萧珊为小友。萧珊常到出版社找巴金，以求思想上得到更多更大的启蒙。

　　巴金一直避免把萧珊当作“另一伴”设想。但到了1936年底，巴金的朋友马宗融要到桂林去半年，家里无人照料，巴金被请到襄阳路敦和里去帮助照看居所，于是萧珊常常去看巴金，并开始关心巴金的起居生活。萧珊的来访和关心，使从成都出走十几年很少与女性接触的巴金，感觉到了生活丰富多彩、充满诗情画意的另一面。当时的巴金，要赶写文章，要看资料，要给许许多多的读者复信，还要看校样，读稿、改稿──他太忙了。

　　1937年初夏，苏州青阳港碧草青青，微波荡漾。巴金邀请了萧珊和几个朋友一起在湖中荡起了小船。萧珊不会划船，但对挥浆击水的游戏却兴致勃勃，巴金也是刚学会划船，当萧珊看见朋友的船快靠近时便大叫起来：“快，快，别让他们赶上来。”朋友故意逗她，更有力地往前赶来，巴金也受感染，拼命往前划，结果累得满头大汗。这样一来，萧珊倒不好意思了，她掏出手绢，为巴金擦去额头上的汗：“李先生，太累了，划慢点，别跟他们比了。”巴金一阵心颤，感动得无言以对。

　　在巴金看来，萧珊主动热情，是她纯洁心灵的流露，他仍然把萧珊当作一个小朋友对待。萧珊对巴金的爱，是为他作品中真诚、激情和高尚的人格力量所感动而产生的。善良、热情、重感情的萧珊，常来巴金住所，或是大大方方地到巴金工作的文化出版社去，给巴金讲青年学生对他作品的反映和现实的思想状况，讲家庭琐事。巴金总是静静地听着，从不打断她的谈兴，因为他很尊重萧珊。

　　一天，萧珊高兴地来到巴金在霞飞路霞飞坊的住处，不一会儿，却泪流满面地从楼上下来。同院的朋友好心问萧珊：“李先生欺负你了？”萧珊不好意思地回答：“我爸爸要我嫁给一个有钱人。我来请他决定。他却说，这件事由你自己考虑决定。”随后下楼的巴金赶紧解释：“我是说她还小，一旦考虑不成熟，会悔恨终身的。将来她长大能有主见了，成熟了，还愿意要我这个老头子，那我就和她生活在一起。”一番感人的话语，道出了巴金内心深处的顾虑，同时也坚定了萧珊追求爱情的决心。

　　巴金愿意等萧珊，他信守诺言。抗日烽火突起后，许多爱国的青年学生都投入到战地医院工作，萧珊也参加了。她常把战地医院的见闻和感受告诉巴金，巴金则鼓励她写文章。萧珊写的第一篇作品《在复兴医院》，发表在矛盾主编的《烽火》上。巴金表扬她文笔美，萧珊受到鼓励，又写了许多篇，《宇宙风》等报刊都先后刊登了她的作品。萧珊的行动，鼓舞了巴金，他以萧珊的爱国热情为素材，创作了宣传抗战的小说。

　　爱情的升华

　　巴金和萧珊订婚后，爱情又得到了新的升华。1938年7月，萧珊去广州看望巴金。他俩同住在出版社里，各有各的房间。他们一道上街，一起吃饭，巴金工作时，萧珊料理杂事，互相尊重，十分和谐，像朋友一样生活在一起。不久，巴金应邀去武汉，她随同前往。

　　1938年10月18日，日军进攻广州，巴金带着萧珊和文化出版社广州分社的同行，一起急忙包木船去桂林。十多个小时后，广州就陷入日寇手中。去桂林途中，换船等船，躲警报，历经九天。后来，巴金根据这段颠簸流离的生活，写了《从广州出来》等一系列文章。这些通迅记录了他爱情生活中的一段经历，没有一点修饰。

　　一到桂林，巴金又投入忘我的写作之中，他写了很多篇《旅途通迅》和长篇《火》。

　　几个月后，萧珊考入昆明西南联大。1939年，巴金从桂林去昆明看望萧珊，两人约定第二年在昆明再次相见。之后，巴金回到上海，写完了他《激流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秋》。1940年夏天，《秋》交开明书店出版，巴金拿着样书，跑到昆明和萧珊见面。萧珊还是那么活泼开朗，那么丰姿绰约、光彩照人。巴金见到萧珊，心情的欢快是可想而知的。暑假期间，萧珊每天都和巴金在一起，一同游玩，一起接待亲朋好友；到了晚上，巴金送萧珊去女生宿舍，回来又伏案写作。

　　三个月后，巴金去了雾都重庆，在重庆一住就是一年。这年署假，巴金又去昆明看望萧珊。之后又到桂林，萧珊非常想念他，怕他在桂林只顾忘我地工作，不顾吃饭和休息。她一封接一封的给巴金写信，巴金每次收到萧珊的信，都是一读再读，深受感动。平日巴金工作、休息不协调，常感到孤寂和无聊，可一读到萧珊的信，他就非常快乐。

　　心的联结

　　1942年，由于抗战吃紧，一些同事先后离开了桂林文化生活出版社，巴金顿感悲寂。体贴入微的萧珊深深惦念着巴金，不等大学毕业，就来到巴金身边，并意味深长地说：“你不要难过，我不会离开你，我永远在你身边。”不需要再多的言语，黄金万两也抵不上一位纯真姑娘矢志不渝的爱，巴金的眼睛湿润了，他颤抖地说：“萧珊，我不知怎么感激你，再等我一年，好吗？”萧珊认为，只要两人好，年龄、家庭是无所谓的。两人相爱，心的联结才是最重要的。

　　“再等我一年。”萧珊没有提出过任何异议，因为她清楚地知道，巴金的大哥自杀后，留下一大家人，由于战火阻隔，原由三哥承担的生活费用，就只能靠巴金一人了。一年多时间里，巴金拼命写书、译书、编书，他不能被经济问题所困扰，更不能影响自己的创作心境与创作质量。他写出了《火》第三卷，翻译完了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处女地》。侄儿、侄女的学费有了，结婚成家的费用也没问题了。1944年5月1日，巴金在桂林漓江东岸借了朋友一间房子做新房。没有添置一桌一凳，一丝一棉，只有巴金四岁时与母亲的合影作为“珍贵家产”；也没有什么可安排的，只委托弟弟李济生以双方家长名义，向亲友印发了一张旅行结婚的“通知”。

　　一星期后，他们旅行抵达贵阳郊外的“花溪小憩”。当天晚上，他俩在镇上小饭馆里买了一份清炖鸡和两样小菜，要了一瓶葡萄酒。小天地虽然俭朴幽寂，但有温馨的晚风和清新的红花绿草，更有悦耳的溪水声作伴，他俩沉浸在微弱的灯光下和绵绵的絮语中。他们从没有这样呆在一起过，也没有享受过一次这样的温馨，他们各自望着对方的眼睛，仿佛深情地诉说：我们多么需要爱得天长地久啊！

　　第二年，他们生下了女儿李小林。五年后，又添了儿子李小棠。

　　难以忘却那双“明亮的眼睛”

　　建国以后，巴金的社会活动日渐增多，变得十分繁忙，经常外出开会，出国访问，体验生活，一年总有好几个月不在家，好在他们早已习惯了温馨的笔谈。家里的一切，事无巨细，都由夫人萧珊操持。

　　28年相亲相爱，他们从未吵过一次架，红过一次脸，始终相濡以沫。十年“文革”中，巴金不知向萧珊隐瞒了多少次自己所遭受的非人待遇，萧珊也替巴金承受了很多次铜头皮带的毒打，还被罚扫街。1972年7月底，备受摧残的萧珊患了直肠癌，必须开刀。手术前，萧珊对巴金说：“看来，我们要分别了！”巴金用手轻轻地盖住了萧珊的嘴巴，低下了头，两人的泪水交融，肝胆欲碎……手术后，巴金默默的守在萧珊的病榻前，悲愤之极几乎想高声大喊：“一切朝我的头打下来吧。”萧珊努力克制住自己的疼痛，不叫不喊，除了迷糊中几次要求开床边的氧气筒和担心输血太多付不起医药费外，从不抱怨什么。

　　1972年8月13日中午，萧珊溘然长逝，巴金痛不欲生。尤令他抱撼终生的是，恰恰此时他回家吃午饭去了。当时，只有萧珊的表妹一人守护在旁。萧珊临终前一直念叨着“叫‘医生’来”。萧珊当时习惯称巴金为“医生”。后来，巴金回忆这段经历，披露内心的感情时这样写道：“她非常安静，但并未昏睡，始终睁大着两只眼睛。眼睛很大、很美、很亮，我望着、望着，好像在望快要燃尽的烛火。我多么想让这对眼睛永远亮下去，我多么害怕她离开我……”

　　萧珊的骨灰一直放在巴金的卧室里，萧珊的译作放在巴金的床头。巴金时常对着这些物件出神，犹同置身于昨日的美好岁月。巴金对萧珊一往情深，写了《怀念萧珊》、《再忆萧珊》，还有《一双美丽的眼睛》等文章著作。

　　巴金晚年思念最多的是萧珊，一次次在梦中相见，醒来是漫漫长夜。思念之苦使他恨不得立即到另外一个世界和萧珊见面。巴金在《病中集》中记：“想到死亡，我并不害怕，我只是满怀着留恋的感情。”“要是真有一个鬼的世界多好，我在那里可以和我的爱人相会。”巴金还曾说过这样的话：“在我丧失工作能力时，我希望病榻上有萧珊翻译的那几本小说，等我永远闭上眼睛，就让我的骨灰同她的掺和在一起。”

　　自1999年2月始，巴金因感冒发高烧住进上海华东医院高干病房后，6年多来，病情反反复复，医院尽全力救治，终因恶性间皮细胞瘤等病因于2005年10月17日19时06分不幸逝世。

　　巴金曾经说过这样一段非常重要的话：我的愿望绝非“欢度晚年”。我只想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全部爱憎消耗干净，然后问心无愧地离开人世。这对我是莫大的幸福，我称它为“生命的开花”。

(责任编辑：丁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