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大家都看到了，坐在我左右都是几位我们国家知名各个方面的经济专家，我先简单地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蔡昉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和劳动经济学研究所所长，他主要的专长在人口学和劳动经济学方面的研究。

　　魏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战略与政策系主任，他的研究专长是在企业方面。

　　张军扩研究员，他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他研究范围也是很广泛的，研究过各种各样的问题，现在更侧重于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

　　李扬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也是我们国家一位非常知名金融经济学方面的专家。

　　马晓河研究员，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他也是有广泛的研究内容，他给这次会议提交的论文主要侧重于农业方面的。

　　张培森研究员，他是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专长在研究税收方面。在座这六位学者他们已经覆盖非常广泛的研究内容，接下来就想请他们每个人用五到十分钟的时间向大家谈一谈介绍一下他们目前研究的问题是什么？以各位提供更好的线索，更他们讲完之后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家可以根据他们的研究专长，特别是他们在自我介绍中他们现在在研究的什么问题，大家根据这些方面提出自己的问题，向学者请教，我们就可以产生更好的效果，问题更集中一点。

　　蔡昉：

　　我所在的单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和劳动经济学研究所，我的研究内容主要是人口，特别是劳动年龄人口和就业、失业问题、城镇职工下岗、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相关的一系列问题，我最近在考虑的一件事，把我研究的人口和就业问题和经济增长联系起来，因为我们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了很多年，实际上从九五开始就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是我们现在看，九五期间，其实经济增长方式有所转变，以至于那个时候有的外国人根据我们消耗水平不高，增长不快，判断GDP没有增长那么高，GDP是虚报的，他说我们虚报不一定对，能源消耗率低，能源效率提高和经济增长方式密切相关，十五期间重化发展非常快，导致能源、资源环境都在消耗过快，因此又一次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我们以前提过，最后又反弹回来，这次再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能不能取得效果呢？我想回答这样一些问题，总的来看，在历史上，就把发达国家和正在发展的国家结合起来，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可以看到，最早使用和资源相关的要素发展经济，那个时候谁的资源丰富，谁就在经济增长中有优势，就发展更快一些，资源单单是自然资源不可能保持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也不可能保证高速度，因此人民就转到用资本发展，这时候谁有一个比较高的资本积累率、高的投资率谁就能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所谓实现经济起飞的核心就是把资本积累率提高到某一个水平，比如说10％或者是以上的水平，再到一定的水平，也会报酬递减，假如劳动力是有限的，增加新的资本也会遇到报酬递减，因此也不能够长期保持持续增长，因此在很多劳动力短缺的国家开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到以生产率提高、技术进步为主要源泉的增长模式上去。但是，东亚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有一个特殊性，就是劳动力非常丰富，我们经济学家叫劳动力无限供给资本条件下的经济增长，因此由于有大量劳动力不断的供给，能够保证资本报酬递减时间来得晚一些，因此也就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在很长时间里头，我们没有把经济增长方式从依赖资本积累、劳动的投入转到依靠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上面去，因此我们赢得了一个时间，我把这个叫做“人口红利”，我们获得了“人口红利”，但是新的人口预测和各地表现出来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状况显示出我们获得“人口红利”的时间不长了，意味着我们必须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源泉，新的经济增长源泉就是我最近所研究的内容，主要的结论就是说，必须具备了条件，而且也是必须转到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生产力和技术进步上去，否则不再有经济增长源泉支撑经济发展。

　魏杰：

　　非常高兴和在座讨论问题。刚才汪所长讲，我现在偏向对企业的研究，因为我现在在清华大学企业战略与政策系当主任，更多偏重于中国企业改革的研究。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主要研究的话题是企业改革发展与社会环境的关系问题。为什么很关注这个问题，因为从去年到现在，我们国家有一种思潮，认为中国企业改革失败的，国企改革也失败了，民营企业发展改革也失败了，因此这种思潮对企业的发展影响非常大，我们估计在2006年可能影响还会加大，我们要分析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认为改革失败了，企业改革失败了，到底什么原因导致对这个问题的判断，尤其是有的人提出来，改革需要治理整顿，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这种原因导致我们未来怎么样应对这种结构，如果说这种原因的背后有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我们需要讨论的话，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在2006年我们中国应该怎么样应对这个环境，怎样应对改革失败，企业和社会的环境不太协调的条件下，企业怎么办，同时对政府来讲，我们政府怎么办，恐怕是未来我们非常要关注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我们的税收是企业提供的，就业机会是企业提供的，市场的产品和服务是企业提供的，如果企业出现晃动的时候，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很大。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保持什么样的积极的应对措施来应对这些问题，保证中国企业在未来一段时间能够继续以非常高效的状况发展，最近我碰到美国研究企业的人到中国考察，国外非常看好中国经济，对中国经济非常看好，但是来到你们内部，发现内部乱套了，对经济改革有这么大的看法，感到非常吃惊。我想这个重大问题，我们必须做一些回答，因此一年多来，我们主要做这个工作，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这种思潮的存在，面对这种思潮，政府应该怎么办，企业应该怎么办，就是研究这些问题。

　　所以我想，与此相关的问题，和在座可以做一点交流，向在座汇报一下我们的研究成果。

　　张军扩：

　　谢谢主持人，我首先想代表会议的主办单位之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对各位领导、各位专家以及来自各界的朋友、企业界、媒体界的朋友参加这次会议，表示感谢和欢迎。对这么多嘉宾、专家参加我们这次论坛也表示感谢和欢迎。

　　我是到区域经济研究部也就是一年多的时间，一年多的时间主要在党校学习，过去曾经主要是研究宏观经济，国有经济的改革这方面的研究。到发展部之后，这个部像汪所长所讲的，我们这个部门研究职能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关于中长期发展战略的预测和研究，一是关于区域经济协调问题的研究，关于中长期发展战略，我们现在主要考虑什么问题呢？前二十年我们GDP翻了两番，这翻两番在国民经济总量两千多亿的基础之上两千多亿美元翻到一万亿美元的水平，经济增量只有七千多亿的经济增量，但是即使如此，它给我们所带来的资源、环境、社会，对外关系方面的问题已经非常，下一步我们要到2020年之前，我们要再翻两番，再翻两番从一万亿翻到四万亿美元，经济总量是三万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应对各种挑战，我们的研究主要想从具体需要的矿产资源、能源、水资源、土地资源，我们到底怎么样应对，包括社会方面，包括对外关系方面。

　　另外，我们思考比较多的就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我今天也是想就这个问题和大家做一些探讨和交流。

　　大家知道，经济的协调发展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也是大家一直都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虽然这些年经济增长总量非常快，但是区域差距的问题，区域发展差距和区域之间居民收入差距的问题一直以来是非常突出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从1999年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实际上也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后来又提出了振兴东北的战略，应该说采取很多的措施，但是发展到现在，虽然有一方面的改善，但是总体上来讲，差距还是在扩大。根据这种情况，这些年经济学界也在反思，特别是在最近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进行比较深入的反思，一方面我们差距不仅没有解决，另一方面，在一些条件不是很成熟的地方加快发展，又带来了很大的资源环境的压力的问题。特别是西部开发当中，又带来很多的资源环境的压力问题，根据这种情况，我们是不是协调发展是齐头并进的发展，另外，因为各地的资源环境发展潜力、条件非常不同，即使我们各地都加快发展的话，能在发展的基础上，解决各地的收入差距吗？好像也很难。

　　在这样反思的基础之上，我们在区域发展的思路方面，在经济学界也好，政策界也好，应该说从这一两年有一些进展，最令人兴奋的路，有些思路已经写在十一五规划思路建议里边去，刚才李善同教授也提到这个问题，这次十一五规划我认为，对于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在思路方面提出一些新的思路，特别是四个功能区的提出和四种机制的提出。除了这次新的进展，有同志问到中部地区的问题，中部地区实际上在十一五规划里边对它的功能定位有一些定位，当然具体的政策需要进一步的落实或者是提出具体的政策，但是提出了一些功能定位，比如粮食主产区的问题、能源和新的加工制造业的问题，基础设施等四个领域已经有一些定位，但是这方面还有最大的借鉴，最大的借鉴是四个功能区的提出。今后要按照优化发展、重点发展、限制发展等思路规划区域发展格局，与此同时提出四种机制，市场的机制，合作的机制，互助的机制，国家扶持的机制，这样一个思路我的理解，核心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核心的进展是两点，我们在发展方面不再强调各地齐头并进的发展，而是强调各地要各地的资源、环境和发展潜力的情况规划发展，第二就是在人均收入上，在消除地区差距上不再强调人均GDP的差距，或者是经济总量的差距，而是强调各地方人均享受大体上相同的或者是相近似的生活水平和福利水平，不仅这种水平的提高，不仅来自于地方的自身的发展，而且还会来自于其它资源和国家的转移支付。在这方面思路有很大的转变。下面关键的问题就是这种思路到底怎样落实，这个思路落实起来问题很大，困难很多，问题很多，思路是很对的，下一步我们想重点要研究一下思路到底怎么样落实，落实过程对于各个地方不同的企业不同的产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是下一步重点考虑的问题。

　李扬：

　　感谢主办单位给我这个机会和大家交流。我是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的，金融研究所覆盖的研究范围也比较广泛，大家可能也会比较关注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利率、汇率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我们的研究对象。我们研究的东西很多，最近刚刚完成能够值得一提的事情是两个项目，一个项目就是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的评价，在这个项目中我们对全国291地级以上的城市金融生态做了一个评价并且做了排名，当然它会产生比较广泛的理论影响和政策影响，另外对信贷资金走向也会有一些影响吧。第二个项目我们很快向社会公布的中国在推进走出去战略过程中的金融支持问题，改革开放是中国两面旗帜，迄今为止，我们开放基本上还是引进来，本轮经济波动中，显示出中国必须走出去，特别是这次经济波动中强烈感觉到，我们对资源的缺乏，因此中国特别需要走出去，就地取得资源，另外这几年贸易摩擦很大，回避贸易摩擦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直接再出口地设厂，不是用出口的方式，而是就近在那个国家设厂的方式，所有都是走出去。

　　走出去和国内一样，企业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有金融支持，在国内比较好说，但是企业走出去金融支持应当说是非常欠缺的，我们就这个问题做了研究。

　　眼下我特别在关注的，而且自己觉得有一些心得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全球经济失衡以及对中国的挑战问题。全球经济失衡是今年国际社会中才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一个多月前，大概在这个附近不太远 河北香河结束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这二十国是世界上最活跃的，这二十国GDP占全世界70％多，非常重要。会议时候有一个公告性质的东西，或者是宣扬似的东西，在这里非常明确提出了全球经济失衡的概念，而且认为全球经济失衡如果继续下去的话，会危害全球经济。所谓全球经济失衡简单说是什么样的概念呢？这个世界分成两组，有一些国家大量的贸易逆差，另外一些国家大量的贸易顺差，中国是属于有大量贸易顺差的国家。由于了贸易顺差和贸易逆差，就有贸易摩擦，贸易这个问题很复杂，我们对美国我们有贸易顺差，从实物上来说，美国人沾了便宜，它用很低的价钱，获得中国高质量的消费品，但是美国人另外又说了，由于价钱很便宜，质量又高，使得我国内企业原来生产这些东西的厂商不能生产了，我失业了，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由于长期逆差和长期顺差的持续，而且是分在不同的国别，就有资本流动问题，就有债务和债券的积累问题。就当前的情况下，由于美国长期的贸易逆差引起美元大量流出，美国在全世界负债。在贸易顺差的国家，像中国，大量的外汇储备，各位都不生疏，储备问题引起很多的争论，多了，少了，收益到底好不好？怎么使用？不仅如此，由于顺差、逆差长期这个样子，两个国家，我们简单的说，拿美国和中国来说，利率水平不一样，在美国格林斯潘在下台之前从去年开始连续十几次向一个方向调利率，利率从1调整到4，每次0.25，预计提到4.75，中国利率去年十月份动了一下，整体来说利率水平是下降的，如果说用一个对应的利率概念，美国联邦基金利率银行间的拆借利率，中国相对应的话大概是1.1，那边是4，这边是1.1，于是资本就要流动，资本要向收益高的地方走，资本流动遇到汇率问题，大家知道国际交易一是说能获得多少收益，利息收益多少，4，1.1很显然，如果汇率变化了呢？所以要算两笔帐，算利差的帐算汇率本身的帐，汇率问题又在这里全球经济失衡问题，事实上涉及到整个全球经济的变化问题。这是我们现在很关注的。

　　既然是失衡，中国肯定也是属于失衡的国家之一了，因为全球经济既然有顺差就有逆差，有人资本流出就有资本流入，有人钱往外出，有人就积累外汇储备，中国恰好处在这样的状况，对中国下一步的经济运行和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有非常大的挑战，中国经济开始进入比较平稳的增长时期，刚刚闭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扩大消费，在中国目前的状况下是需要扩大消费的，但是消费能不能扩大起来，这几年的经验证明非常稳定，至少从金融政策角度来说，我们采取了大量的措施刺激消费，但是消费水平比较稳定。因此下一步怎样在全球经济失衡的情况下，怎么样把中国的消费刺激起来，因为中国消费刺激起来，我们就不那么依赖出口，我们和美国的贸易逆差可能有解决的方法，刺激国内的消费不止是国内经济的平衡，而且有全球经济平衡的含义。

　　第二中国处于大于投资的状况，处在这种状况，利率水平可能就上不去，利率水平上不去的话，货币政策有可能作用不大，面对中国这么复杂的情况，我们迫切需要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发挥作用，如果利率处在很低的水平上，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我们又怎么办，这就是很大的挑战。

　　再一个，外汇储备今年新增两千亿美金，接近8千亿的水平，如果按照现在汇率6.4万亿，接近7万亿，整个金融资产7万亿，就外汇这一块占这么大的份额，我们怎么处置它，这也是现在我们面对非常头疼的问题。

　　这次宏观调控大家在调控投资，但是大家知道，国民经济运行有些人比较简单说的就是三驾马车，国内消费、国内投资、出口，消费短时间内不可能有很大的增长的，出口我们刚刚说了，全球经济失衡就是说中国这一方出口多了，顺差很多，因此这几年大家看到，美国、欧盟天天跟我们谈，一会儿设一个限一会儿设一个限，把大量的货物压在港口上不准卸货，看起来也没有特别大的增长潜力。回过头来看，投资恐怕还是要保持一定水平的，产能又过剩，投资要不要搞，在哪些领域搞，用什么样的金融机制去支持它，这都需要讨论的，问题从失衡说起，事实上说起整个经济运行，挺复杂的事情，我愿意就这个问题和大家做一点交流。

　　马晓河：

　　首先感谢大会组织单位对我的邀请，很荣幸能给大家汇报一下我的研究成果。我们是搞产业经济的，我们最近所里对当前产业运行，特别是对重大产业的过剩问题做了一些研究，另外我是根据上面领导让我们搞了当前新农村建设调查研究，我们跑了4个省，调查25个村，同时对100户农民做了问卷调查，我想给各位在座的汇报一下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方面的问题。我在五中全会之前就做了一个研究，研究结论是这样的。第一，当前为什么要在中国搞新农村建设？因为五中全会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要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什么要搞？我们经过研究发现，当前中国存在有四个问题，起码有四个重要问题需要解决。第一个问题，城乡的公共品供给，公共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在城市和乡村差距越来越大。在现有体制下，仅靠现行的公共财政和体制是解决不了的。现有的公共财政明显是一种城市偏向的，城市人走的路，饮的水靠国家财政，农村人的路、电、水、气包括公共服务靠农民自己，财政给予补贴，明显是城乡二元结构，现有情况下怎么解决，无法解决，这是一个死胡同。

　　第二个问题，中国目前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出现两个大问题解决不了，第一是叫存贷差越来越大，银行的存款每月都在涨，到了10月底，存差已经超过9万亿，存款总额是28万亿，贷款只有19万亿，这么大的存差，投资下一步向哪投是很大的问题？还有一头是消费，现在目前中国的消费出现非常奇怪的现象，城里增加收入以后把越来越钱向银行储蓄，边际消费明显下降，农村人有消费能力，边际消费倾向很高，但是没钱，现在出现一个问题，中国的商品积压越来越多，到了十月底，中国的全国工业品积压超过12000亿的库存资金，目前国民生产总值有10％是资金占用，这个问题怎么办？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当前我们国家面临最大的问题是进出口贸易和国内消费严重失衡，我们大量的工业品由于国内相对需求不足，挤向世界，导致目前连续几年来，反倾销案例是世界第一。这个怎么办？

　　第四个问题，目前我们国家在98年以来连续投资的巨大投资形成的产能，现在相继进入到生产期，目前由于经济运动到现在出现波折，中国许多产能开始大量过剩，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部分化工产品，以及好多工业消费品都是过剩的，在这种情况下，面临四大矛盾，我们下一步经济发动机在什么地方？没有路。所以基于这一点，我认为中央提出开展新农村建设非常必要，起码可以从几个方面解决这个矛盾。比如说，通过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大量的投资，可以吸纳一部分投资，把一部分资金投入到这里，同时可以把一些过剩的产能吸纳进去，水泥、钢材等等。第二通过新农村建设增加农民收入，可以拉动内需。目前农民边际消费倾向要明显高于城市人，每增加一百块钱农民大约是要比城市人的边际倾向高十个百分点左右，这样的话有利于消费。如果今后农村边际消费倾向提高，每年消费额增长15％，每年增加消费总量是4000多亿到5000亿，这恰恰是目前国家所需要的。比如说，今年一到十月份，全国城市人收入增长9.8％，但他们的消费增长幅度是没有增加的，反倒减少了，减少了0.7％，而农村是增加的，所以说增加收入，让农民增加收入，让穷人增加收入，可以多消费，特别是中央掀起新农村运动，我觉得更大的程度上体现了建立和谐社会，建立和谐社会体现公平，缩小城乡两元差距，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在当前新一届政府执政以来，解决工农关系、城乡关系提了好多的概念，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我给大家提供的文章里边就有，核心是三句话：第一，本届政府在处理城乡关系、工农关系方面提出了很大的战略思路，统筹城乡发展。有了这样的思路还不行，最后胡锦涛同志又提出来，要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的战略趋向。其次为了让它具体化，这次五中全会提出来，要在农村搞新农村建设，把战略趋向和战略思路具体化，实际上是战略举措。第三个问题，新农村建设实际上不是新的概念，早就有的，中国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梁素民提出概念，毛泽东当年在解放前提出这个概念，解放后也提出这个概念，新农村建设是综合概念，体现经济、文化政治等等，它是承前启后的概念。第四个问题，我们认为，当前的新农村建设一定要切忌，因为它是亿万农民的工程，是一个跨世纪工程，所以要有重点，要有阶段，不能搞什么形象工程，也不能搞政治运动，也不能搞征集工程，应该坚持几个原则。

　　张培森：

　　感谢大会的邀请，同时也很高兴在这样的场合和大家见面。经济增长是好的状态，现在的形势高经济增长低通货膨胀，这样一个局面恐怕明年乃至于后年，恐怕要继续维持。

　　在这样的形势下，税收也取得了比较好的绩效，从十五期间看，税收的增长每年超过GDP增长，从宏观质量看，税收占GDP的比重每年几乎增长一个百分点，预计到2005年达到20％，有这样一个现象我们跟世界许多国家都不同的，税负水平有所提高，经济增长也在稳定上升，这是和许多国家不同的，就像拉夫曲线规律是不一样的，我们始终在研究这方面的问题。

　　第二个观点想谈的就是，最近几年我带领课题组研究的一些问题，也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介绍，总的就是研究税收经济关系。税收经济关系是一个税源的问题，税源的基础是经济增长，这样一种状况下，我们对中国税收和经济总量、结构问题进行多年的研究，到今年大概已经有十个年头，从1996年开始，一直追踪研究税收经济关系，其中重要的是税源问题。从研究的结果里看，我们初步有这样一些结论。对于第一产业基本实行的是低税的政策，第二产业是力图做到税负适中，但是在实际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体现税种不平衡的状态。对第三产业基本上是轻税负的政策，实践结果也证明，中国第三产业有了比较好的发展。从经济的增长和税收收入来看，增长速度来看，效果是比较好的，这是我们得出来的一些结论的看法。

　　作为税收经济关系中，可能涉及到最重要两个方面和经济运行密切相关一是改革问题，一是政策问题。特别是十五以来，可能大家都感觉到，税收政策出台的及时性、针对性和客观公正性，从我们分析来看，也有比较大的转变，往往用税收政策及时调整经济生活中的某些问题，但是还远远不够。一个目的是给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现在的环境比以前好，但是远远不够。

　　第三个，根据十六届五中全会对于十一五计划的建议和刚刚结束经济工作会议，对税收提出比较高的要求，十六届五中全会对十一五的建议中，其中最重要涉及到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建立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是方方面面的改革，第二个方面增值税全国范围的推行，在东北试点的基础上，怎么样更好地总结经验在全国推行。再一方面，建立统一的企业所得税制度，这是一个新的提法，以前往往叫良好的合并，或者叫内外资企业两道所得税的合并，现在提到了统一企业所得税制度，含义就是包括所有的企业，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的企业。

　　最后一个方面，节约资源，节约能源，税收要配合，这是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地提出了几个方面。我最近也接触了最近结束了经济工作会议，有八项任务，其中四项很明确提出来，发挥税收政策的作用，还有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我想这些问题都是极端重要的。

　　下一步我想有这样三个问题是比较重要的，一是用税收政策和进一步推进税制改革协调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就是配合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升级，灵活的制定和调整现行的税收政策，最后一个方面就是按照节约资源、节约能源、循环经济持续发展这样一个核心的问题，我们也在研究建立绿色税收体系，使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

(责任编辑：李淑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