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关于全球化的三种说法与我们

　　我骑在一个人的背上，掐着他的脖子，逼他驮着我，然而我又使自己和别人相信，我很为他感到遗憾；而且我依然骑在他的背上，只不过换一换姿势，让他稍感舒适些，我就觉得这是我对他最大的慈悲，而要求他的感激。

——（俄）列夫•托尔斯泰

　　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交易的增加和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的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中国经济与金融已经深度地融入了全球化潮流，但我试问朋友们，大家对全球化的本质与规则充分认识了吗？我感觉没有。孔乙己说“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你知道么？”连小店员都鄙夷不屑：“讨饭一样的人，也配问我！”可是，无论人类的根性上有多么强烈的“致命的自负”，我还是要追问一句：“全球化有三种说法，你知道么？”假如你以为关于全球化，全世界只有“满堂彩”的一种意见，人人举手，全票通过，那就大误之矣！无论如何，这问题须立足中国国家利益，高屋建瓴地去看，去思考，并在制策上给出一个成功的答案来。

　　全球化的三种说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美国政府就帮助本国的一些大企业到世界上新解放的国家和地区去投资设厂，形成了以八个国家为主的生产基地。这在当时是一件新鲜事物，因为在二战前，发达国家主要是占领世界市场，向全球倾销商品，尚未有雄心把全球变成“世界工厂”。但美国人率先这么做了，在欧洲、日本、韩国、拉美诸国，随处可见美国国旗和美国大公司的招牌。这时，那些大公司，才是名副其实的跨国公司。多年前，有一位跨国公司老板在与某一发展中国家的总统会谈时，抽着雪茄，居傲地说：“我们以世界为工厂，你们这各国都是我们的车间。”身为一国的总统却摆着一副“愿聆教诲”的谦卑脸容。美国当然尝到了在全球开设这种类型的跨国公司的甜头。甜头至少有三：其一，美国国民从境外取得投资收入，直接增加的是美国的国民收入，因此后来也就出现一种看似很怪的现象：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即经济增长比率并不高，但它的国民收入却连年以高比率增长；而被它设厂的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即经济增长比率很高，但其国民收入增长相当缓慢。其二，美国的跨国公司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往往廉价役使人力、消耗资源，往往还享受免税或低税率优惠，而由此所增加的正是公司的利润。其三，前此的市场殖民主义已经发臭了，人人掩鼻避之，这一次是投资设厂，雇佣本地人，似乎是融入了土著社区，但其实仍是把这些国家“边缘化”了，却不怎么显山露水，矛盾不太尖锐，为扩张主义的美国省去许多麻烦。从1960年代始，美国鼓励跨国公司的政策变本加厉，让美国的公司放开手脚，跳进世界经济的大海，充分利用各国的廉价资源和广阔市场，主要是拉美和东南亚诸国，也就是后来爆发悲惨的金融危机的那些国度。美国历来就有大量的爱国经济学家，他们利用话语权优势，在全世界宣传正是跨国公司为这些蒙昧之国带去了民主政体和经济奇迹。至今跨国公司控制着全球企业资产的三分之一，依控制实力排名，前三位是美国、英国和日本。

　　1990年代以后，全球化又有更进一步的方式出现，那就是跨国公司收购发展中国家公司的股权。为什么他们觉得投资设厂的方式不够应用而要参与股权呢？原因有三。其一，发展中国家这几十年薄有积累，自己开办的企业、公司有些已成了气候，主要在本土有广大的网络，即现成的分销渠道，发达国家的公司看中了这个，想借鸡生蛋。参与股权，这比自建分销渠道，既省时间又省费用。其二，通过进入本土公司的股权层面，可以披起本土公司的羊皮，使该国国民无法不选择它的产品与服务，绝大地降低了土著民对纯外资公司的爱国性歧视。其三，可以利用握有的核心技术，蚕食股份，左右决策，达到对该公司、该国经济的战略控制。我这么分析，是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呢？特别是作为礼义之邦的中华子民，向以厚道待人，更会认为我这个猜测，所包含的恶意甚多。但我们看看日本的例子。日本是把本国公司的股权看守得最紧的国家，当然它不全靠国家法律，更靠国民自觉。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美国一些公司就向日本公司提出过股权合作的事情，日本公司不假思索就回答：“不行，不行。”虽然那时日本的公司还不怎么样，但他们也没有奢望借外国投资者之力来提升自己：明摆着，那等于与虎谋皮嘛。直到现在，日本的公司股权，特别是战略产业上的，对非国民还是高度封锁的，如在制造业上，仅有索尼一家有一些外国股权。久而久之，列国都知道日本人主意很老，也就不拿参与股权的事麻烦它了。

　　全球化，在最近的100年里经历了“占领市场－投资设厂－控制股权”的历程，这其中始终涉及两个配对角色，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面目，但实质上是一回事。这就是：“宗主国－殖民地”；“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后工业国－新兴市场”。这最后一个配对是近十年来时髦起来的称呼。

　　什么是“后工业国”呢？美国西北大学的哈罗德•珀金教授说：“现代社会是一个专业化社会。如同前工业化社会由庄园主统治，工业化社会由资本家统治一样，后工业化社会是由专业人员统治的，”这指出了完成工业化国家即后工业国的一个特征。但这只是特征之一。最鲜明的，应该是把本国境内完成的工业“复制”到世界上尚未发展起来的国家和地区，在那里又一次为他们生成“超额利润”，也就是“一鸡（技）多吃。”相对于后工业国来说，他们所扩展的地方就是“新兴市场”。依照二战后“新兴市场”出现的顺序：拉美，二战前是葡萄牙、西班牙的殖民地；东南亚和南亚，二战前是英、美、日的殖民地；非洲，二战前是法国等国的殖民地。近十多年兴起的中国，曾是各个列强的共同殖民地。唯一的例外是俄罗斯，它是个不曾作过殖民地的“新兴市场”。

　　关于全球化的三种说法，分歧便集中在如何认识后工业国与新兴市场的关系上。

　　文明推进论。这派人认为，后工业国把资金、技术带到了发展中国家，带动了当地的产业开发，也带动了政治的民主化进程，等于颁了一道福音。支撑它的理论是“国际大分工论”。十九世纪时，这种理论的一个通行名称叫“自由贸易”；二十世纪发达国家更把全球当作统一资源配置的范围。那么如果取消了民族与国界的意义，美国人永远造飞机，中国人永远做鞋子，似乎是最有效的分工。但美国人却不愿意让人指破：飞机有绝高的附加值可言，而鞋子根本就没有附加值！依照这样的分工和贸易条件，美国应该永远富下去而中国则该永远穷下去。所以中国，以及几乎所有“新兴市场”都不接受这种“国际大分工论”。当然，矫枉过正，也就不承认后工业国真正提供了什么文明推进。美国那些爱国的经济学家们都是“文明推进论”的坚持者。

　　“中心一边缘”论。这派人认为，后工业国是资本主义的中心，而“新兴市场”不过是边缘地带，中心与边缘之间存在着很强的依附关系和剥削关系。阿根廷的劳尔•普雷维什和埃及的萨米尔•阿明都秉持这样的观点。从依附说，有两层关系：一层，发展中国家对西方的资金与技术形成依赖性，就像吸毒成瘾的人，一旦断掉，这些发展中国家非垮不可，因为该国主要产业的核心技术，包括投资，一直是由后工业国的公司掌握着，他们永远不会教给你的，他们就靠这种垄断优势榨取你的“超额利润”。二层，发展中国家立足本国资源生产产品，却瞄准后工业国的市场销售产品，市场完全依赖人家；而发展中国家的产品技术含量低，资源相同的国家皆可模仿，这样一来，后工业国的进口商就跑来在各国间挑三拣四，弄得难兄难弟之间还互相压价，而使渔翁得利。更有甚者，后工业国的当政者脾性一发，对谁有所不悦，便宣布“设限”、“反倾销”，进行制裁，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出不去，国内市场又消化不了，只好企业关门，雇工失业，最终被迫接受苛刻的条件。从剥削说，这虽是一个老辞汇了，现在提起来好像有伤和气，但剥削关系的确是存在的，中国购入一架波音飞机，动辄数亿美元，那附加值多高！而中国生产上亿件衬衫才买得回这一架飞机，那上亿件衬衫，往往有千万人参与劳动，拿着很低的工资，那附加值多低!

　　相互依赖论。这是折中派的观点，以为第一，世界不过如此，谁也离不开谁，即如发展中国家抱怨被发达国家牵着鼻子走，说东不敢往西；但发达国家何尝不是也离不开发展中国家呢？试一试两个世界隔绝起来，发达国家的高技术到哪里去赚利润？它的国民收入，保守估计也要减去一半，因为他们的国民收入中就有一半是得自海外的。再说被赶回国内的那些专家、雇员们，在国内市场上挤破头，能够找到合意的工作吗？第二，但话说回来，谁也别对谁太狠了，发达国家剥削太狠，箝制太狠，就会发生当年“殖民地独立”的事件；发展中国家也不要太自我，该作低服小的时侯也得认，拉美一些国家闹独立，想摆脱依附，最终还不是一败涂地吗？要想说话硬气一些，那就相机地把民族产业发展起来，那时说话就不必打软了。一句话，发展中国家，应当在开放过程中自立自强；发达国家，应当在进入新兴市场后怀柔土著。

　　这三派人，各以自己的观点解释着世界，但谁有能力改造这个世界呢？表面看，权力是握在发达国家手中的，但发展中国家其实也潜在着巨大的权力。

　　新时代总不是那么新

　　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劈头就写道：“这是最好的时代，这也是最糟的时代。”对当今的全球化，有人认为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文明的时代，有人以为这是在核霸权体系下最危机四伏的时代。无论人们持论多么“异”，但幸好尚有一个“最”字还是都认同的。然而我也怀疑这个“最”字下的文明或危机，是不是真是那么新的？那么空前未有的？按照历史的惯例，“新时代总不是那么新”。那么我们试以这种眼光分析看看。

　　眼前的全球化，实在不过是人类近五百年历史进程累积至今的产物，是一种延续而不是一种绝造。当今的“后工业国－新兴市场”世界模式，实质上不过是原来“宗主国－殖民地”世界模式的一种承续。我这么说是不是向一种由愤激者组成的所谓“新左派”的观点靠拢呢？不是！我在内心里深感左派的愤激是人类的一种幼稚病，坏在他们手里的事，比有意为恶者的还要多。劳尔•普雷维什指出全球的“中心－依附”模式，无论他主张如何，这个宏观眼光还是对的。索罗斯在《开放社会》中也基于这个模式分析问题，呼吁中心国家的能量要释放到外围地区去，即把资本主义模式推广到外围地区，摧毁外围地区国家顽固的主权意识；并认为苏联解体就是资本主义向外围的一次成功革命。

　　如果认为当今世界确实存在着一个模式“中心－依附”，它是客观的；那么我们要探讨的是这个模式的弊与利，以及它能提供些什么可让我们利用的机会？

　　先说弊。举其荦荦大端者，有：

　　其一，全球大分工格局下，依附与剥削关系已成事实。这在上节援引“中心－依附”论时已经说过，这派人所指出的并非虚造，在拉美、东南亚诸国多有表现。这里就不赘述了。

　　其二，引起发展中国家对自然资源的过量开采，导致全球生态恶化。发展中国家有一个特征是工业化起步较晚，如果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看，它的落后正在于此。但“祸兮福所依”，这些国家因此而有丰富的未被开发的自然资源：森林、土地、煤炭、石油、天然气、金属矿石等等。反观发达国家，经过几百年的工业化，其国土上的自然资源耗去不少，正无处补剂，到哪里去取呢？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眼光盯上了发展中国家。英国，煤矿、铁矿都已开采了几百年，再开采下去，不仅成本高，而且有枯竭之虞。美国，虽属于晚开发国家，但由于受梭罗、爱默生这些人在自然之都康科德小镇上形成的那些海阔天空的思想的熏染，早早就警觉到大自然生态的完整性对人类生存的重要，所以美国只谨慎地开启本国的表土，谓之“储备战略资源”，而在别国的表土上大肆开挖。日本呢，是一个资源贫乏国，早年侵占中国东北，扶持伪满洲国，目的之一就是掠夺白山黑水下蕴藏的自然资源，还有那遍地的大豆高梁。可以说，晚近发达国家的发展是靠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支撑的。

　　试设想一下，如果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仅只用来供自己本国的工业使用，那么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就会是很有限度的。但发达国家提供资金与技术，（有时还不提供资金与技术）在发展中国家的国土上狠挖猛采，瞄准发达国家的工业与居民的需求去服务，（例如哈默博士在中国山西支持开发平朔煤矿，而煤炭经大秦铁路源源输出到发达国家）那就势必造成过量开采。发展中国家那些精壮而贫穷的小伙子们流着汗，伛着背，黑着脸，挖呀挖的，是换到吃饭、娶媳妇的钱了，但曾经美丽的山河，经这么过量开挖，一片狼藉。你试去发展中国家旅行一趟看看，常常能看到大片大片被废弃的土地，一问之下便知这里曾是沸腾的矿山，熙熙攘攘，但如今矿藏开尽，人员已作鸟兽散了。地球上越来越多这样的“癞疮疤”，生态环境岂有不恶化之理？

　　发达国家常常指责发展中国家不够文明，把我们共同的家园－地球破坏了。但“造衅开端实在宁”，想想你们自己吧。如果不是那个堂而皇之的“国际大分工论”，如果不是发达国家工业的高速运转和居民的高消费，会造成自然资源的过量开采吗？

　　其三，中心向外围输出污染。前述发展中国家按照发达国家的市场需要过量开发自然资源，破坏了生态，而任何破坏生态的行为都会招致污染，所以，可以说发达国家把污染的包袱甩给发展中国家，让他们扛着，又反过来抱怨他们。

　　还有一种更过分的输出污染行为，与低下的道德品质和虚伪的文明很有关系，这里不得不揭示出来。原来，有些工业品的生产过程会排放出大量的废水、废气、废渣，污染环境，降低居民生活质量。按照发达国家的法律和国民意愿，这种产品是不能被允许继续生产下去的，但这种工业品往往是另一些工业的原料，有时也可能是居民的必要消费品，又不能不继续生产。怎么办呢？那就把这种污染企业搬迁到发展中国家去，生产出成品再卖回发达国家的国内。发达国家的企业诓骗发展中国家说，我们给你们带来一种新产业、新技术，市场在外（就是说市场在发达国家），能够赚很多外汇呢！而发展中国家那些受贿的官员，明明知道这样的企业污染很大，但也诓骗居民说，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引进一种外国技术，同时有配套资金，这一下大家有工作可做了。就是通过这个途径，发达国家把污染输出给发展中国家，还因此要人家感激涕零。笔者在家乡曾亲见一外资加外技的化工项目，开工的当天，工厂周围两公里的树叶就全落了，但有县政府支持这个项目，那些贫穷的乡人也就稀里糊涂、浑浑噩噩地在这个高污染的环境中做工，仅仅是想为孩子挣出一点学费来。你们说，这里面有没有一个道德品质问题？有没有一个文明的虚伪问题？

　　在1950年代的时候，发达国家曾经把控制污染当作与充分就业平起平坐的政府经济目标，朝野的意见是一致的，把Pollution看得比Stalin还坏。现在的发达国家确是清洁了，青草树林，蓝天白云，但发展中国家是什么情形呢？为什么会成这个样子？站在全球生态、全球文明的全方位视角，应该这样问一问。

　　其四，中心向外围输出危机。这个指责似乎太严重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本是危机频发的国度，但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却少见大危机，难道是什么“反危机”的妙法发生作用了吗？是的，但不全是。我们知道，凯恩斯有一大发现：发达国家经常存在的情况是总需求不足，达不到总供给的水平，“大萧条”就是这个原因所致。但二战以后，当发达国家在“国际大分工”和“自由贸易”的旗帜下开辟出了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后，这无疑缓解了发达国家供给过剩的压力。而且发达国家的公司纷纷进入发展中国家，原料、市场二者均在当地，不增加发达国家本土上的供给，却可观地增加了国民收入。

　　然而比较悲惨的是，作为发达国家的新兴市场，拉美与东南亚诸国却危机频频。这是什么原因呢？你若仔细看，也可看到：这是发达国家输出的危机，落脚在这里。危机的路线图大致是这样的：第一步，发达国家公司的资金与技术在新兴市场上“安营扎寨”，但他们并不把关键产业的核心技术教给土著人。他们的工厂一启动，从眼前效应看是增加了土著人的就业，但这个貌似兴旺的产业，本质上并不属于发展中国家自己，像水上浮萍。可是在这些产业上，却聚集着大量的外国资金。资金是可以随时流动的，可怕之处就在这里。第二步，当新兴市场上某些产业的潜力开发殆尽，外商移情别恋时；或者当外商认为所在国政治经济之局势不稳定时，就会发生外资逃离，甚至还引发民族资本逃离。一个外商、两个外商这样做，接着便大家全体这样做，形成一个大大的“合成谬误”，这将会一下子把某几个关键产业釜底抽薪，甚至使该国经济彻底垮台。第三步，经济中的这个病灶集中地表现在金融上，因为这些发展中国家往往允许本国货币和美元等国际货币自由兑换，在风吹草动之时，连本国居民都争相把本币换成外币，以求个人持有的金融资产安全。一个人、两个人这样做，接着便大家全体这样做，形成又一个大大的“合成谬误”，直到把本国货币彻底冲垮。泰国、阿根廷都发生过这样惊心动魄的悲惨之事。同时，这些国家往往在资本项下实行全面开放，外方投资和投资收益可以随时汇划出境，这就为外资的兴风作浪打开了“闸门”。于是，该国经济中无根基的产业体系上的病灶，发表为一种金融病，即严重的金融危机。

　　其五，中心国家伤害外围国家的主权。这是显而易见的，只消举一例证就明白了。上世纪六十年代越战期间，韩国朴正熙政府向美国肯尼迪政府、约翰逊政府多次提出出兵越南助美国一臂之力的请求，而且于1966年成行了。尽管当时韩国在野政治家极力主张“韩国国土安全第一”，但还是阻挡不住悲剧性的参战。韩国与越南远隔重洋，素无仇怨，那么韩国为什么要攻击越南呢？这就是他们作“小兄弟”的要表现那片维护“大哥”的“义气”。本质上是“大哥”牵扯他们的利益太多了。当朴正熙向肯尼迪总统表忠心：我们都要竭尽全力减轻美国的负担时，已经充分暴露了后殖民时代处于外围国家的依附心理。

　　这样看来，“全球化”岂不是一个要不得的万恶事物吗？“新左派”正是这样看的。但事物又有另一面。全球化之利，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好处，主流的舆论已经说过很多，人们已经耳熟能详了。这里不再重复。而面对全球化提供的机遇，我们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立足中国的国家利益，相机地发展自己，而又避免上述全球化所带来的那些弊端。

　　与狼共舞：国家利益与世界体系

　　早就流行一种说法：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西方也有“剃刀之锋”（edge of the knife）的成语，弄不好会伤着自己。中国介入全球化，就是在挥舞一把双刃剑。有人说，既然会伤着自己，那就别玩了，咱们站在圈外看吧。事实上，中国作为一个资源大国、市场大国，世界列国不会放过我们的，都不会允许你关起国门，站在城头看热闹。也就是说天生就没有只做看客的命。晚清政府原本就是打着一个笑看列国打架、无为而治的如意算盘，结果呢？人家全体都打到大清帝国头上来了，谁也想要来分一磅肉。这能怪什么呢，只怪自己太肥了。为了不被人吃，你就必须自己从城门冲出去，在与列国的合纵连横与竞争互斗中壮大自己。按照现下一种流行说法，叫“与狼共舞”。

　　面对人类身处的这个世界，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最先采用“世界体系”这个概念来研析。他认为从16世纪开始，以西北欧为中心就在形成一个以资本主义生产为特征的世界体系。这个体系由中心区、半边缘区和边缘区组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结构。处于这个中心的国家即霸权者已经历了几次更换，但这个体系的构造模式却没有变化。霸权者的轮替，16世纪是荷兰，17、18世纪被英国所取代，而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衰微下去，又被美国所取代。“某一中心国家实际上只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可以同时在生产、销售和金融方面优于所有其他中心国家，这种暂时的顶点，就是我们所称的霸权。”虽然这个世界体系的模式是超稳定的，总是由“中心－半边缘区－半缘区”构成，但从动态上看，体系内永远在经历一种震荡，就是：供给大于需求的商品永无停息地在寻找被消化的机会。在太过壅塞之处便爆发出“生产过剩”的危机。这是这个世界体系500年来愈演愈烈的一个特征，今后还将持续下去。

　　按照沃勒斯坦的这种理论，在西方发达国家眼里，中国无非是一个消化它们过剩产品的新兴市场而已，就是说，是世界体系中边缘区或半边缘区的国家之一。你要是有所起色，他便大惊小怪，说你怎么不安于边缘区，要挤到中心区来呢？这就发生了“中国威胁论”。他们既然来了，我们也就不必客气，不和他们扯几百年的友谊、人民间的情份那些鸟淡，就单说我们双边或多边的利益博弈吧。

　　沃勒斯坦的模式显示：中心国家因为握有霸权，所以它总想以自己的意志主导全球化，这也是的确的。它主导得该不该、对不对是一码事，事实上它是否在主导是另一码事。当今的全球化是美国及其它几个发达国家主导的，我们须得承认这一点，服从不服从是另一回事。我们承认美国在全球化中的主导地位这个现实，那么我们就肯去想办法与美国博弈，来有效地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并同时发展自己。过激派认为，我们和美国的博弈，就是把全球化的权杖从美国手中夺过来，“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但这只是一种狭隘的梦想，并且不是好梦。北京大学孔庆东教授说美国“9.11”遭袭的那天，围着电视看实况的北大学生中不时发出“炸得好”的幸灾乐祸的狂呼声，他感到很悲哀，一代一代的中国人老是传承着一种狭隘民族主义：称不了霸，暗里却老有做龙头老大的心思；打不过人家还不肯积极修炼；自己不作为，只盼天罚对手。在现时代的全球化格局中，中国与美国不必处处作对，“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个逻辑也太简单了。我们可以利用中国可以凭依的优势，如广大的市场和多样化的资源，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周旋博弈。

　　世界经济越是全球化，才越突显出国家利益问题。在各国闭关的时代，各自在一个国家圈子内忙自己的事，除非逢到战争，便没有时时强调国家利益的必要。有人说，世界都前进到全球化时代了，你还在讲国家利益，多么迂腐啊！有人发出这样的责问声，正证明他不懂辩证法，更不懂全球化中的胜绩或败绩全赖各个国家利益之间如何博弈。如果在这场伟大的博弈中，维护住了本国利益，争到了发展机会，由世界体系的边缘向中心靠近了几步，那就是胜绩。如果博弈的结果，只徒被人家当作“新兴市场”强奸了一把，国内商品市场、就业市场、资本市场一时繁荣，但“超额利润”被人掠去，外资撤走，留下一片白地：产业依然处于低端且不成体系、自然资源破坏、人民贫困、国内自我供求处于极低水平，那就是参与全球化的败绩。二百多年前，经济学的开创者亚当•斯密就曾说安全比富庶更重要，可这些国家把安全与富庶都失去了。可悲也夫！

　　中国要维护国家利益，取得胜绩，需要制策官员、学人、每个国民，都开动脑筋，大胆设想，谨慎决策。我以为，就一般而言，应以“平衡开放”为原则，即：我们对发达国家的开放程度和发达国家对我们的开放程度大致对等；互相开放些什么产业、什么市场，也大致对等。单面的开放总是有害的。当然，在世界上，不是任何国家都能够和发达国家“叫板”，要求平衡开放的。中国之所以能这样要求，也不必中国实力发展到多强才能办到，我们有广阔的市场和多样化能源，这就够“叫板”的底气了。开放无非是两个层面上的：广义商品市场与股权市场。广义商品市场的开放度，视对方对我们的开放情况，可以稍宽松一些；但股权市场的开放却要谨慎一些。尽管西方一些学者宣传现在的跨国公司已经无国籍了，但你相信吗？你只消看看他们的底细：越是这样鼓吹的学者便越是发达国家的所谓“爱国的”学者，就明白了。

　　在“平衡开放”的原则下，有三大产业是需要特别加以保护的，即能源业、金融业与制造业。我们并非“狭隘地”要中国如此，事实是发达的美国、日本就历来如此。有谁动过美国、日本的能源业、金融业呢？而且又有谁能真正撼得动呢？不久前，中海油满怀信心去预洽并购美国的优尼科石油公司，花了大笔的游说、公关费用，无果而归。为什么会无果而归呢？是出的价码不够高吗？我们出的是最高价；是公关不力吗？我们请的，据说是最好的公关公司博伟公司。岔子就出在此举触动了美国能源产业这根“筋”。要知道有些产业之“筋”关乎国家利益，外人，即非国民，是不能动的。中国刚踏入“全球化”大门，还不熟悉规则，天真懵懂，一切照章办事。可是我们把战略产业上的股权承诺给人家享受国民待遇了，而在他们那里我们又获得了什么样的国民待遇呢？不平衡，就会有矛盾，就会起冲突，就会遗患给将来，不得不再用一个痛苦的过程解决它。直率地说，当前中国金融机构向外商开放股权之门，就是让人家来动中国金融业这个战略产业的“筋”。

　　发达国家把中国称作“新兴市场”，口气间是含着轻蔑意味的，我们并不甘心只作他们的新兴市场，那么我们就坚守和励进我们自己的战略产业：能源、金融和制造业，并且以此为基础形成具有自主自立特征的先进产业体系，自主地创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以此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有了这个护心甲，我们就下场去，和他们博弈一番吧。

(责任编辑：丁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