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东西南北大学生】

　　“虽然这些米还没有卖掉，我已经心力交瘁了，但感到还有干劲。”带农民进京卖米的农大副教授何慧丽表示。

　　“大米拉到北京一个星期了，还没卖出去。我自己想想，直想哭。”1月2日，北大资源宾馆三楼一间会议室里，主持会议的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何慧丽开门见山，说出了自己的感受，也摆明了自己召集会议的目的———卖大米。

　　参会的有何慧丽请来的一些大学教授和学生，也有自愿来听讲座的工程师、公司职员，还有农民。

　　听了何慧丽的话，有人笑起来，但显然并无恶意。教授卖大米，而且卖不出去，这让何慧丽本人感到苦恼。

　　坐在何慧丽两侧的是两位一起来北京卖大米的河南兰考农民，他们说：“这是焦裕禄带领我们兰考人开垦的土地，我们在这片土地上种出了无公害大米。如果卖不出去，也对不起这片土地。”

　　一星期只卖出了100多斤

　　2003年， “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在河北定县创办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并在更广地区开始了名为“新乡村建设”的实验。曾因焦裕禄而闻名全国的河南兰考，乡村建设实验因此展开。目前，兰考6个乡6个村成功组建了5个农民文艺队、1个老年协会和4个经济合作社。

　　其中，三义寨乡南马庄村经济合作社开发的无公害大米项目，已成功申请到了农业部10万元专项资金，农民们改变了单干的方式，组织起来，在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们的监督指导下生产出无公害大米。

　　这场实验的主导者、兰考县挂职副县长、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何慧丽有一个想法：要让农民从中得到实惠，要让消费者买到真正的无公害大米，而不能让商贩们从中掺假。

　　去年12月22日，何慧丽带着两位农民来到了北京，还拉来了10吨“鑫合”牌无公害大米。

　　然而，一个星期过去了，昨天何慧丽告诉记者，他们只卖出了100多斤。

　　温铁军：为大米写“推荐信”

　　参加会的人都拿到了一张宣传页，白纸黑字，看上去有些简陋。宣传页的最后不是广告语，而是“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教授的推荐信。

　　“各位城里人：本推荐不是广告，”名为《温铁军教授郑重推荐》的推荐信这样开头，“我们城里人吃的食品，由于化肥农药超标而迫使我们每天慢性中毒，对家人的健康是越来越大的威胁……”

　　推荐信的表述很理性，但看得出试图说明所推荐的南马庄村无公害大米的品质，也在试图说服消费者来购买。

　　推荐信的结尾，温铁军写道：“现在，农民已将大米拉到了北京———城里人的家门口。大米的价格根据其真正成本计算，已远远低于一般超市的无公害大米价格，欢迎您选购！欢迎您做个好消费者！”

　　温铁军没有出席会议。按照何慧丽的解释，她还是觉得自己有能力把大米卖掉，不想烦请这位农村新“合作社”的领头人亲自出马。然而，温铁军却被参会者屡屡提到。甚至有人提出，要让温铁军出来做这个大米的形象代言人。

　　何慧丽：不会卖东西 感到无能

　　“知识分子只会教书，不会卖东西。现在大米卖不出去，发现自己非常无能。”何慧丽这样说的时候，并不感到不好意思。她边说边向听众们历数卖大米过程中受骗、受冷遇的种种情形。

　　“我们这两位农民跑的第一单生意，就赔了七八千。”何慧丽说，“他们根本就没有进入过市场，碰了很多钉子。”

　　碰钉子的不仅是农民，还有何慧丽带领的中国农业大学的大学生和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志愿者们。小梁是志愿者之一，他说他现在的感觉是“掉到大米里了”，他甚至感慨地说：“在市场里，只讲利益，不讲良心。我们要讲良心，大米可怎么卖出去呀？”

　　小梁说“市场不讲良心”并不单单针对城市，他在农村同样发现了这个规律。“农民有个习惯，自己家的地分两部分种：一部分是不用化肥的，自己家里吃；一部分是使用化肥的，卖给城里人。这些城里人都是不知道的。”

　　何慧丽解释：“农民也知道1605是有毒的，但病虫害越来越严重，他们不但用，还得多用，他们也跟其他人一样，怎么样省力多产就怎么样操作。所以才要让农民合作，让他们互相监督，让他们按照科学的流程生产，这样才能保证农民生产出安全的食品来。”

　　何慧丽这样说，也让农民这样做了。农民反映，种稻谷时有教授专门给农民上课，搞培训，夏天里看见虫子不让打，还要补充微量元素。至今，他们说起来还当作笑话一样。

　　因为对教授的一份信任，又冲着农业部的支持，农民们真的这样做了。这样，他们生产出了700吨无公害大米。

　　然而，市场给何慧丽迎头泼了瓢冷水。 “到如今这个程度，合作社这么走到底对不对？”何慧丽像是在问听众，又像是在问自己。然后，她又接下去说：“看来，除了农民与农民要合作，市民与市民也要合作。”

　　昨天，记者再次拨通了何慧丽的电话，询问大米的销售情况。

　　“又一天了，也没卖出去。”她回答。

　　本版文并摄/本报记者 刘淑清

　　·疑惑·

　　兰考农民京城调查———

　　北京某批发市场：大米商标随便贴

　　“好东西是生产出来了，没想到卖掉却是这么难！”身为南马庄无公害大米协会副会长的张砚斌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只卖了100多斤大米。

　　张砚斌的卖法很传统，他就是到社区的门口挂个宣传板，旁边放上两袋大米，有人经过他就向对方讲，这是他们自己生产的无公害大米，绝对是好东西。可是绝大多数人都不以为意，甚至有人把他称为“骗子”。

　　“昨天我上了北京两个批发市场，看他们怎么搞的。我问他们卖的米有认证吗，他们说什么认证不认证的，你想要什么商标我就给你贴什么商标。听了这话我真是特别泄气。市场怎么是这样的？”张砚斌说。

　　张砚斌说起这些新“发现”来一时停不住，又举了价格的例子：“我说要足斤足两5公斤包装的，结果卖米的说没有够秤的。我说我就要够秤的，结果人家说，那就得加钱——而我们的大米不但是够秤的，还每袋多给一二两，这跟人家能竞争吗？”

　　·办法·

　　“卖不出大米，会成为先烈”

　　卖米农民张砚斌说，他都不敢想后果会怎样

　　现在，何慧丽和农民们都觉得似乎有一把利剑高悬在头上，如果大米真的卖不出去，那剑就会自动掉下来。

　　“带领农民生产出无公害大米是一件大事情，如果卖不好，就会挫伤农民的积极性。因为农民也是很现实的。”张砚斌说他都不敢想后果会怎样。

　　何慧丽顾不上表达她的焦急，她不放过任何一个希望，在会上就卖起了大米。只要有人提供一点点线索，她就立刻猛追下去，一定要对方帮她落实到位。

　　“我可以推荐到两所超市”、“我可以带您去见见我们单位的领导”、“我可以鼓动同学们每人回家带一袋米，就算是过节带的新年礼物”。在场的人无不表示支持。然而，真正能彻底解决大米销路的点子和措施却很少。

　　“我不主张我们的大学生去义卖。”何慧丽说，“现在快考试了。”然而，作为大学老师的她，最多的资源却还是学生，最热情的也是学生。

　　学生们单纯的意见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何慧丽的苦恼。有人自我解嘲地说：“头三脚最难踢了，如果我们卖不掉这些大米，就要成为先烈了。”

　　好在，苦恼并没有让教授和农民气馁。“虽然现在卖得难，但总会发展起来的。”张砚斌说。

　　“虽然米还没有卖掉，我已经心力交瘁了，但是总感到还有干劲。”何慧丽也表示。

　　·解读·

　　昨晚，温铁军就“教授和农民卖大米”一事接受采访，他说———

　　“他们遇到问题是必然的”

　　昨晚，记者接到了在哈尔滨出差的温铁军的回复电话。“他们遇到的困难我都知道。”听得出，温铁军是笑着说的。“他们的困难具有普遍性，对此，我是了解的。”他说。

　　他们此前曾经被骗

　　温铁军透露，不仅在北京卖不出大米让农民们苦恼，他们此前还曾经遭遇过被骗的事情。其中洛阳一家商贸公司以代理销售的名义骗了他们一笔钱，至今这件事还没有得到解决。这在农民们试图闯出一条新路的过程中无疑是一个打击。

　　但是，温铁军认为，这是必然现象，也是普遍现象。“他们遇到这样的问题是必然的，我们其他的合作组织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温铁军说，在弄农产品销售过程中流通环节挣走了很多利润，而农民并不能得到太多实惠，国家给予他们的优惠，因为生产资料价格的提高而被抵消了。

　　“消费者是需要教育的”

　　对于志愿者们希望温铁军为大米代言的事，温铁军似乎不喜欢使用过于商业化的表述。

　　他说：“我想以一个知识分子的名义推动他们的创新继续向前发展。你知道，农民要申请认证、要注册商标，这些事情的成本都是非常高的，我们作为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可以起来，为他们做这个事情。”

　　“我们一定要善待农民，这是保证市民食品安全食品安全的基础。只有农民有出路，才能保证市民的安全，才能保证我们吃到的不是有大量农药残留的食物。”温铁军说。

　　他还强调说：“消费者是需要教育的。我们要让消费者聪明起来，这样才能建立城乡之间的良性循环。”

　　已经形成新的联合方案

　　“作为个体的农民总是分散的，弱势的。”温铁军说，所以，农民应该联合起来，应该合作。而这种新合作运动，也在客观上给从农民头上获利的商贩们造成压力。

　　温铁军透露，已经形成了一个方案，下一步他想把30多个合作组织都联合起来，实行统一销售。这会进一步让农民们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变得相对强大一些。

(责任编辑：魏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