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圣诞节期间，公交工人的罢工给美国纽约这个超级城市抹上了阴影，起因源于工会与政府关于养老金的谈判破裂。此前，从法国巴黎郊外蔓延至全国的社会骚乱，则让其余欧洲国家都在自问：“我们会是下一个吗？”骚乱的起因源于新移民对生活的失望——他们能够大量涌入，是因为欧洲人越来越不愿生孩子。

　　这些因人口老龄化而引发的问题，对中国人而言是遥远的图景——数十年来，人口太多一直是困扰中国社会的头等大事之一。

　　但这些图景并非想象般遥远。

　　湖南省浏阳市正在鼓励中小学老师提前退休：工作了３０年的老师如果提早２年退休，可以加一级工资，提早４年可以加两级，提早 ５年则加三级工资。这是迫不得已的选择——１０年前，这里有小学１０９９所，到２００５年只剩３２６所，小学生人数在几年间锐减了６１％。在和江西交界处的白沙乡，１０年前有２０所小学，现在只剩下一所，“这些年学生越来越少了，”该小学的廖校长说，“好多学校都租给了村办工厂。”

　　浏阳的变化只是全国的一个缩影。国家统计显示，由于出生率的下降，１９９４年以来，全国小学新入学人数一直在直线下降。

　　２０００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６０岁及其以上人口已占全国总人口的１０％，其中６５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７％，并以年均３％的速度持续增长。人口专家预计２０３５年前后，中国６５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例将上升到２０％。

　　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老龄化社会的定义（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６０岁以上的人口占该国家或地区人口总数的１０％或以上，或者６５岁以上的人口占该地人口总数的７％或以上），中国已经跨入了老龄化社会的门槛。

　　而国家预计，全面小康社会将在２０２０年到来。国未富而民先老，“中国正在成为全世界空前绝后的与众不同的老龄化国家。”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投资部主任李克平说。

　　“人口红利期”

　　人口专家预计，１９９０年出生的中国婴儿，在２０１３年大学毕业时，将跨入中国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大概从这一年起，中国的劳动力数量不再增长。

　　这意味着什么？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日方的回答是，这预示着中国已经享受了２０多年的“人口红利期”将在２０１５年左右转为“人口负债期”。

　　“人口红利期”的一般理解是，生育率下降使少儿抚养比例迅速降低，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了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的时期。虽然这个时期就业压力非常大，但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收益，是经济发展的黄金期。

　　蔡日方的研究表明，在改革开放的头２０年（１９７８－１９９８年）的ＧＤＰ增长率中，劳动力数量增加的贡献份额达到２４％，人力资本积累（即素质的提高）的贡献份额为２４％，劳动力转移的贡献份额为２１％。而同期，约有１ ／ ４的人均ＧＤＰ增长是靠抚养比下降导致的。

　　与此同时，快速加深的人口老龄化，对正在建设中的养老保障体系带来了巨大的资金压力，人口负债期的到来并不遥远。

　　“好的年龄（结构）在中国是来得比较早，来得很快，但去得也很快。” 蔡日方在上月２４日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办的“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论坛上说。

　　专家认为，计划生育政策这一基本国策从１９７０年代初启动的“晚、稀、少”开始，比改革开放早１０年左右，并共同促成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

　　然而，这也导致了老龄化过程的不期而至。“这个过程同时也带来了两个副产品，一个是早，一个是快。”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投资部主任李克平说，“所谓早就是未富先老，所谓快，就是老龄化的过程来得快。”

　　我们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人口负债期”？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讨论。在北大的论坛上，主管人口政策、社会保障的高级官员、人口专家和经济学家热烈讨论，“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第一次在一起讨论人口问题。”加州大学Ｉｒｖｉｎｅ分校的社会学教授王丰感慨。

　　如何未雨绸缪？

　　会上，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显然观点不一。冲突的焦点在于，为了缓解未来的劳动力不足和人口老龄化，我们需不需要逐步放松生育政策。

　　经济学家们显然更在意经济增长，他们赞成放松。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林毅夫认为，根据比较优势理论，中国的比较优势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而现在的问题不是人太多，而是劳动力不足，所以才有农民工。他认为，有克制地放松生育将缓解老龄化问题，又“不至于”导致生育率急剧上升。

(责任编辑：胡立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