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当山西人还对投资煤炭心有余悸的时候,温州商人已经开始进入山西悄无声息的创业。

    2004年底,山西境内约有400余座中小煤矿由温州炒煤团承包,投资额高达40多亿元人民币,年产量达8000万吨以上,相当于山西省煤炭年产量的1／5,全国煤炭年产量的1／20。

    温州商人对山西煤炭真正意义上的投资最早始于2002年。其时,国内煤炭市场刚刚复苏,在山西人还对投资煤炭心有余悸的时候,一批温州商人已经进入山西开始了悄无声息的创业。

    如果说温州商人对于煤炭经济未来发展的精明预见给他们提供了主观上的动因,那么山西客观上存在的一些因素则将他们的这种理想变为现实。

    早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山西煤矿的井巷工程建设便多由温州人来施工完成,其时由于国内煤炭市场的普遍低迷,工程款项拖欠几乎不可避免,有些矿井甚至在建成的那一天便面临了破产。在此情况下,许多温州施工者最终的结果是没有收回施工款项却得到了一座煤矿。2002年,煤炭经济全面复苏,这些人成为了山西煤矿最早的外省经营受益者。他们的获利成为了典范,从而带动了一批因早期经营皮革而积累了资本的温州投资者们将目光转向山西煤炭。

    2003年,温州人投资山西煤矿达到鼎盛。这一年,温州人在山西煤矿最多的单笔投资超过1亿元,最少的也达500余万元,而且很多都是家族性地整体投资。据不完全统计,2003年温州商人在山西煤炭行业的投资超过了30亿元,共计500余家。

    早期同乡投资者的成功和煤炭日渐高额的利润对于温州商人大规模投资山西煤炭的拉动只是一个方面。事实上,在此期间,山西的地方政策也给温州投资者们开拓了另一个便利条件。

    由于受国内煤炭市场长期低迷的影响,山西许多地方煤矿一时积重难返,因此,面对稍有起色的煤炭市场,吸引外地商人来晋投资煤炭业就成了很多山西地方政府的头等大事。进入2003年,山西一些地方政府更是以破产拍卖一些村办、镇办煤矿的方式来吸引外商投资。

    拍卖的煤矿多是一些年产3万吨、6万吨的小型煤矿,价格相对低廉。与此同时,山西浓厚的官本位思想又为大方的温州商人进行灰色操作提供了便利。曾有消息称,山西某地一座价值上千万元的破产煤矿最终被一温州商人以200万元拍得。

    除此之外,温州煤团对于山西煤矿的经营还以另外一种方式存在,即私下承包(或称买断)矿井经营权。

    也就是说,煤矿名义上的法人仍是当地县或乡政府、企业及个体老板,而实际经营管理者是温籍投资者。此类矿井的承包期短的以6－10年期居多,短期承包大多一次付清承包费,长的分期支付。事实上,这种投资方式在温州炒煤团中占绝大多数。

    据报道,2003年在山西承包一个3万吨以下的小煤矿启动资金一般在500万元左右,虽然投资成本相对较高,但是按当时煤价行情来看,吨煤的成本费仅40元左右,山西最贵的洗净煤可以卖到500元每吨,最低的也有150元每吨,按300多元每吨的均价计算,吨煤可以净赚220元,甚至更多,一个煤矿假若日产300吨煤,煤商每天即可进账6万多元。投资10年便是1亿元以上的收益。为此温州商人不惜通过多种方式筹措资金,向亲朋好友筹借,向地下钱庄借贷,以房产抵押向银行贷款等等,大批温州商人义无反顾地涌向了山西煤炭行业,这也就决定了温州炒煤团的投资方向集中在9万吨以下小煤矿中。

    有消息称到2004年底,山西境内约有400余座中小煤矿(包括地方国有煤矿和乡镇煤矿)由温州炒煤团承包,约占山西中小煤矿总量的60％,他们的投资额高达40多亿元人民币,所控制的煤矿年产量达8000万吨以上。这相当于山西省煤炭年产量的1／5,全国煤炭年产量的1／20。

    对于此种说法,浙江方面认为有夸大之嫌,因为据《关于温州人投资山西煤炭产业情况的调查报告》统计,目前在山西由温籍投资者经营的中小煤矿有300多个,累计投入资金约30亿元人民币,年总产量约2000万吨,占山西煤炭年产量的4.5％,全国的1％。

    不管是哪种说法,温州炒煤团在山西的投资控制了山西小煤矿的半壁江山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这也为他们遭遇今天的困局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