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府谷县老高乡为所有工作人员统一配备了警服，该乡乡党委书记声称，穿警服可以保证在开展工作时的安全，“事实证明确实很有作用”—————近日，该乡就发生了5名身穿警服的乡干部将一农民无辜打伤的恶劣事件，“因为他们都穿着警服”，近百名围观群众“都不敢劝架”。（《华商报》1月15日）

　　为乡干部配警服，恣意殴打无辜百姓，即便算不上“与民为敌”，至少也是将百姓放在了公权的对立面。这显然证明，在老高乡干部们的头脑中，实际上并不是多么信奉“权为民所用”、“亲民爱民”等执政逻辑，而是另有思维方式。换言之，在正常的政治秩序和法治秩序之外，他们更强调“另一种秩序”。正因如此，他们才会将警服穿在身，并对百姓毫不客气地挥起老拳。

　　此处的“另一种秩序”，借用的是孙立平教授在论述官煤勾结时所提出的一个概念。孙教授认为，“官煤政治”本身就是“一种系统的秩序”，官煤勾结“与其说是这一种秩序中的弊端”，不如说是‘另一种秩序’中的有机环节”。（《经济观察报》2005年12月25日）

　　实际上，“另一种秩序”在当前已经成为一种普遍存在。乡干部配发警服，区区乡政府竟然敢以暴力手段治民—————配发警服，只是增加了暴力手段的“公然”性—————就是“另一种秩序”已经在当地登堂入室、甚至已与公权揉和为一体。除此之外，讨薪要靠“跳楼秀”，拆迁要靠断水断电，跑运输的要将“罚款”列入成本，个人升迁要靠“跑”，转移资金要靠“争取”，舆论监督要靠“异地”，关停危险矿井要由国家安监局直接监查（即便如此也还有的省份“一家未关”）……种种怪异之事，莫不是拜“另一种秩序”所赐。

　　正是由于“另一种秩序”日渐明朗化，乃至有经济学家堂皇讲出“腐败润滑论”：“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这段话虽然不乏荒唐之处，但不得不承认，其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当前“另一种秩序”的普遍及强大。

　　最新一期《暸望》刊出一篇题为《由弱转黑隐含哪些社会因素》的文章，更是令人看到“另一种秩序”的广泛性及危害程度。有些地方，基层干部成为黑恶势力的保护伞，而黑恶势力又成为了基层干部的“手下”：在东北农村，有的乡镇曾发生过黑恶势力到农户家“落实”退耕还林政策，或收取卫生费、电费的情况；在城区，则有黑恶势力在市场上“协助”工商执法，帮助城建部门搞拆迁；甚而至于，有的地方黑恶势力甚至还能身穿制服，直接“上阵执法”……该文在列举大量实例后指出：这种情况客观上为黑恶势力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土壤，当前弱势人群由“弱”转“黑”的现象越来越多。

　　当然，“另一种秩序”在任何社会都会有所存在，完全没有任何罪恶、任何阴谋、任何腐败的社会是并不存在的。但是，人类文明的概念，就是能够自觉通过政治、法律等手段对那些“非常秩序”进行抑制，不能听任“另一种势力”膨胀、“另一种秩序”取代正常的制度秩序。如果不能做到这点，便有可能引起社会剧变，导致发展成果毁于一旦。在此意义上，应对“另一种秩序”的潜滋暗长，实应视作当前全社会重要任务。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