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光临搜狐嘉宾聊天室。
欢迎大家来到经济观察报社研究院月度话题论坛。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出售股份等于国有银行改制成功吗？”首先介绍一下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实验室执行主任、研究员刘煜辉，刘博士对中国的金融市场有着深刻的理解，并多次参与金融监管层的讨论，2005年岁末引起金融业内外广泛关注的“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报告”引起很大反响，刘博士是此课题的主持人及执笔人之一。 另外一位嘉宾，北京赛洛经典商业顾问公司总经理曹文，曹博士以前有过多年的银行从业经历，留学归国后创立了赛洛经典咨询公司，是国内首家金融业的独立咨询机构，也是惟一一家系统研究商业银行竞争力的机构。我是此次讨论的主持人，《经济日报》金融编辑室王智。
这次讨论的主题是“出售股份等于国有银行改制成功吗？”为什么讨论这样一个题目，主要是去年10月27号建行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之后引起一些质疑和反质疑。质疑者认为金融业作为高利润行业，引进战略投资者是否意味着将巨额财富拱手相送，另外质疑在上市过程中银行的国有资产是否被贱卖了。反对者的声音认为根本不存在国有银行被贱卖的现象。
国有银行改革的成功标准到底是什么？出售股份是不是意味着国有银行改革的成功？首先在这里请两位嘉宾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刘煜辉：各位网友大家好，很高兴经济观察报和搜狐财经(相关:理财 证券)频道组织这样一个论坛，银行业改革现在比较敏感，这个话题也非常热烈。自去年10月份建行和交行在联交所上市之后，这种海外上市的模式引起大量公众的质疑，特别是去年上海证券(相关:理财 财经)报有一篇文章《谁掌控中国的金融》，一石激起千层浪。在这样一些观点当中大概有四类问题是参与讨论的焦点。
一个是海外上市的模式、以改革促开放的模式是不是国有银行改革选择的惟一模式。第二个，引进战略投资者本身是不是能达到我们设想的预期效果。引进技术、文化、管理，国有银行整个治理水平绩效能不能得到真正的提升。第三个，在国有银行私募以及之后IPO的定价过程当中是不是存在价格被低估的可能，就是刚才主持人说到的贱卖。第四个，关于外资的引入，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在全球金融自由化的大背景下，会不会危及到国家的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
曹文：各位网友非常高兴下午和大家讨论这个严肃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在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各省级行的行长研讨时我说过我的观点，对于国有银行的改革我有三句话：国有银行改革肯定会取得成功，国有银行改革成功的成本究竟有多高现在不确定，国有银行改革成功所花的时间要多长现在也不确定。这是我对国有银行改革的基本定论。
前一阵子引起争论的问题，我想在这里先谈几个概念，第一个概念关于谁掌控中国金融业的问题。从字面上理解，我理解掌控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谁在整个金融市场上有主导作用、核心力量，显然依托金融体系的控制力量应该是控制在国家的手上，最基本的控制能力就是中央银行，这是国家自主权利的体现。第二个掌控，包括对金融业，包括对银行业控制的手段也就是监管，监管的主体在中国就是央行和银监会。第三个层面，运营体系，商业银行自身的运营体系。我从字面上讨论的分析来看，他们谈的掌控是基于第三个层面，就是银行的运营体系会不会被出卖，或者说被出让给外方控制。
显然中国的金融控制权即第一个层面没有任何国家不能做到，一国的央行对一国的货币发行就有主导权。第二个层面对于金融监管，每个国家都有它的金融监管主体。第三个层面银行的运营，我的简单理解是只要解决第一层面和第二层面，第三层面不存在谁控制谁的问题。任何在中国境内经营的外资银行都受中国中央银行和银监会的管控。我们的管控手段和世界上其它管控措施是一样的，比如说对机构的审批准入、人员认证、产品、经营范围等一系列都可以实行掌控。网上说的谁在掌控中国的金融业，显然这是一个伪命题，不存在谁掌控谁的问题，永远是中国的监管主体在监管中国的金融业银行业。即便是在中国的外资银行，也受到中国监管主体严厉的监控，不可能在我们中国大陆会出现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的银行。
至于谈到国有银行改革成功的问题。成功在企业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就算国际一流的银行也不能说今天成功，过去也有失败，也有过快要倒闭的时候。我们银行业的成功也是有几个层次性。第一个层次，必须建立起现代企业的治理结构。第二个层次，必须建立起银行内部的运营和管理体系。第三个层次，必须建立起现代银行业的文化。从整个治理到运营到思维方式要彻底地转变。我比较同意过去姜建清行长提到的，我们是一场长跑，也许是很长很长的路，中间也可能会出现波折，但是对于银行业改革成功这种标准的判断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刘煜辉：刚才曹博士主要谈到我讲的第四个问题，外资的进入是不是会危及到中国的金融安全。曹博士认为不会危及中国银行，因为掌控权牢牢掌握在政府的手中。是不是能够通过外部投资者的引入真正达到引入管理的技术，达到引入信用的文化，达到治理效果的提升。
主持人：一般的老百姓觉得外国人蜂拥而至抢着购买国内的银行股，实际并不是如此。建行准备引进战略投资者的时候设定几个目标，在全世界大银行里面选符合它目标的也就二三十家，最后向全世界招标的时候，提出意向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和一般老百姓想象的有所偏差。包括建行上市的时候，去路演的时候老外问一个问题，“给我一个理由为什么要买你的股票(相关:理财 财经)。”外国人对于中国银行的资产认证实际是比较怀疑的，包括中国银行引进的苏格兰银行，刚一宣布要入股中国银行，马上它的投资者就用脚投票，抛售它的股票，股格跌了很多。外国投资者觉得买了中国银行的股票，投资收益要减少。这是一种反差。
再一个反差，建行上市的时候我参加他们的活动，出现两种不同的看法：国内觉得你卖这样的价钱太低了，而到香港那边境外投资者认为银行的定价太高了。对股价不同的判断为什么差别这么大？
刘煜辉：现实结果来看，交行上市六个月比IPO的时候升了34％，建行上市两个月也涨了24％。可以反映出国外投资者对中国银行业的热烈追捧程度。
曹文：我研究到，我们民营企业也有入股中资银行，可是他们为什么在入股以后没有取得像境外战略投资者入股国有银行巨大的盈利呢？
主持人：这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为什么引进战略投资者，不引进国内的企业？
曹文：民营资本入资以后并没有取得境外投资者入资中国国有银行的成效，这就引起人们的思考，实际上投资人的身份、背景和实力在资本市场上是有一个效应的。为什么苏格兰皇家银行入股中国银行之前，它的投资人会怀疑，但是一旦他说服他的投资人采取战略行动之后，那么境外的投资人本身在资本市场上的品牌和力量就会立即显现出来，在价格上面显现出来。
刘煜辉：现在来看，苏格兰皇家银行对于现在的股价感到非常满意。
曹文：为当时的迟疑表示后悔。很多人说这个问题，我们也研究，为什么民营企业入资现代的国有银行达不到好的效果，拿民营资本入资国有银行绝对达不到境外投资者引起的效果。
刘煜辉：为什么价格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价格争议主要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私募阶段，IPO路演之前有一个引进战略投资者一对一的封闭式谈判过程。确定以后再做路演成为公众公司到联交所上市，这是一个IPO的过程，这两个过程价格反差很大。第一阶段，引进战略投资者的价格只是建行或者交行净资产很少的一部分，交行比较多1.89倍，建行只有1.08倍。从第一个角度来说，在引进战略投资者的过程当中，在私募过程当中我们采取封闭式一对一的谈判，这样一个谈判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既把潜在国内有意愿参股的商业银行投资者、私人资本或者国内大企业国内的投资者排斥在外，另一方面，相当多可能成为未来竞争对手的也排斥在外。一个私募的进程实际上是竞争不是很充分的过程，是封闭式一对一的谈判过程。
主持人：如果是很充分的引进竞争，应该以什么样的形式来体现？
刘煜辉：前不久花旗银行广发行竞标是241亿人民币，这个过程当中完全不同于建行、中行和工行一对一封闭式谈判的过程。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可以说广发行的溢价达到2.27倍，也就是说它的125亿资本金卖到了241亿人民币。这样一个过程是一个竞标的过程。作为广发行来说，政府并没有对它的不良资产进行很大的剥离，或者进行很好的财务处理，不像中行、建行这样全面进行了所谓的“财务外科手术”，大量注资。广发行这样一个股权的糟糕程度应该比四大国有银行要差很远，要糟糕很多。
这样一个过程私募能够卖到2.27倍，国有商业银行只能够卖到1.0几倍，难道倍数之差完全取决于控制权溢价吗？国有商业银行为什么引起价值争议，因为封闭式完全一对一的谈判把很多潜在的竞争对手实际排斥在外。这样的过程特别是公共财产改革的过程在国外应该是有一个很严密的公共听证制度，有一个严密的监督、约束机制。无论从英国的国有资产私有化过程，还是从印度的国有银行改革过程来看，实际上都有这样一个监督的机制。无论是听证还是成立专门的各种监督委员会进行审计，实际有这样一个过程来保证公众一定的知情权。如果信息不对称的话，难免会受到一些非议。
IPO过程当中，从国外的意义来说，所谓的IPO溢价是现代金融学当中比较有争议的问题，上市一段时间以后的价格比IPO的发行价可能会高出很多。高出很多是不是因为IPO过程当中存在价格的低估，这是很多学者一直探讨的问题。前不久百度上市的时候，它的发行价格是27块，上市之后一段时间达到上百元的价格。这样一个事情无论对于百度这个公司来说，还是对它的承销商来说，都是比较不光彩的事情。实际上影响它自己对自己公司价值的判断，判断失误。
再来看建行和交行几个月就升值了20％甚至30％，如果把它仅仅解释为国有资产的增值，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说是不是应该值得仔细推敲？
曹文：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应该严格区分，这是两类不同的银行。国有银行的改革模式取向和股份制银行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的银行改革除了经济上引进更多的资本金，首要目的就是要建立起国有银行的现代企业公司治理结构，提高运营和管理的水平，创建一个新型的现代金融文化企业。这是核心的核心，资本是没有属性的。每个单位的英镑、美元和人民币没有属性，但是资本后面所代表着本身的人或者说出资人是有属性的有区别的，本身之间差别很大。不同的投资人对于一个公司的管理理念和水平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所以国有银行的改革是从多数里面选少数，从少数里面选精干的，从精干里面决定极少数可以完成我们双重目的的境外投资者。
我们银监会之前就有一个对境外合格投资者的界定，四大国有银行改革的时候，引进境外投资人也详细界定了什么是符合本行的投资人。而且后面专门把合格的境外战略投资人和财务投资人加以区分。这是有严格的限制。如果作为一个企业想出卖银行的股份，那么这个银行是国有银行，第一个层面的背景会弱化，经济层面的背景加强，更多会关心价格，这是不一样的。
主持人：国有银行改革和股份制银行改革是不同的性质不同的判断标准，国有银行改革成功的标志到底是什么？国有银行改革是不是要引入战略投资者或者卖股份？2004年初之前和2004年国有银行改制之后，国外舆论对国有银行改革的评论是截然相反的。包括03年认为四大国有银行从技术指标分析已经破产了，到04年之后开始对国有银行改革有很多的赞扬。国有银行改革为什么要改？不是为了引进几个战略投资者，资金不是问题。关键还是解决公司治理问题，前段时间谈境外投资者会不会危及到国家的金融安全。如果国有银行巨额的不良资产处置不好，处理完一批又有新的不良资产出来，这是最大的不安全。国有银行改制的手段应该怎么运用好才能达到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应该是什么样的？
刘煜辉：中国的金融改革方向到底是什么，实际这个问题是回答中国的金融风险产生的根源在哪儿。我记得02、03年有一个调查，对中国的银行体系不良贷款形成机制做了一个摸底归类，大概的结论非常有意思，认为中国的不良贷款70％以上来自于政府的干预或者是行政干预，仅仅20％左右主要是银行的金融管理不善、风险控制能力不强。从这样一个角度我们可以发现，中国金融风险的根源是一个体制，是一个制度的问题，或者说中国现代不良贷款的产生，或者中国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形成主要不是来自于体系之内，而是来自于体系之外的体制或者机制的问题。中国的整个改革开放实际上是政府主导的过程，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一直是政府主导下的资源配置。银行是由政府垄断的进行资源配置，这个过程当中金融机构自身不可能形成市场定价或者风险分散的机制，从而造成金融风险不断累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自80年代以来，虽然政府一直在讲要减力放权，转变政府职能。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对于资源的权利或者范围实际在不断加深，80年代固定资产投资由政府交给银行，但是政府没有放弃对投资者的掌控。各地各个项目的贷款很多是由政府所主导的，由当地的某一个省长或者某一个市长来召集所辖市来开会讨论项目投资者的论证会。
十一五当中，政府掌握更为重要的资源配置所谓土地批租权。我们拿到土地的配置权或者资源配置权实际等于是拿到银行贷款，这个跟国有银行一抵押实际换来的就是货币。我们看到在现行的政府GDP政绩考核机制和现行的人大监督机制缺位，不能从追求政绩的角度，政府喜欢把这样一些项目，高能耗、高投资、高产值这样一些项目很容易得到政府政策或者是土地配置的支持。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产业，这些企业往往得不到政府或者得不到银行的支持。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形成一个链条，政府对资源的控制权，各个地方政绩的竞争造成重复建设，国家宏观调控产业就过剩，产业过剩直接反映到银行的不良贷款产生，中国的金融风险。这样一个过程实际对银行来说，体制不改，机制不变革，实际上自身出台一套各种各样的规定，成立战略委员会之类机制，很难起到作用。
主持人：刚才刘博士说的是金融生态环境的问题，金融体制改革首先依赖于外部环境的改善。是不是只要外部环境改善好了，还是说金融机构的改革只有等到外部环境改善才能实施？
曹文：企业又像航行在大海里的船只，什么是外部生态环境？就是阳光、风、海平面各种构成的。说现代企业很难说哪一天会起风，哪天打雷下雨，很难说外部环境什么时候好什么时候不好。中国国有银行的改革我觉得不能从技术层面来看待这个问题，应该从战略层面来看改革。中国国有银行的改革我也赞同刘博士的观点，首先必须建立一个阻断产生不良资产的链条这么一个机制，一定要先把它切断。不要再使国有银行向负面方向发展，这是首要的，在这个基础之上再使国有银行向正方向发展。我们首要的责任是首先不向负面方向发展，不要再向生产不良资产的机器方向去发展。没有现代企业治理结构，还是像过去一样由国家直接控制管理国有商业银行，产生不良资产的链条是不会被切断的。
新的治理结构，建行建立新的治理结构，形式上已经像一只蝴蝶了，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思维方式上是蝴蝶还是毛毛虫，但是形状上已经有了这么一个结构，从指标上看已经是符合一个好银行的标准了。剩下来的问题，讨论和关心的问题，按照公司治理结构怎么样去落实新的发展战略，提高我们的管理和运营水平，产生一个新的现代银行业的文化出来，才能把这个银行管好。如果看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不能停留在技术层面。
大家谈论IPO的价格，价格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叫做货币计价，还有很大一部分叫做非货币计价。比如国有银行的改革，你们看到的价格2.1、2.5，非货币的计价存在于银行思想、管理体系和文化体系的改变。根据我最近的观察，中国的国有银行确实在改变，这就是所谓价格的非货币计价。交易的过程当中，双方除了纯粹的价格索取之外，交易双方还有其它的目的需要计价，这在很多的讨论里面我观察到没有人把它弄清楚。
刘煜辉：您认为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非货币这块的价值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
曹文：在价格的非货币计价方面，主要体现在四个层面。管理一个现代银行的经验是什么？我们有没有这批富有经验的人，本土有没有管理大型商业银行富有经验的职业人。第二个问题，有没有管理大型商业银行的管理技术和经验。第三个问题，我们有没有把现代的银行文化引入国有银行的机制。第四个问题，我们的国有银行能不能向良性的方向发展。这四个层面是判断非货币计价的根本表述。如果不把这些问题搞清楚，只停留在货币计价方面很难说清楚价格。
我们小时候去城里卖柴，有人出两块，有人出五快，因为我要赶着去上学，要快点把柴卖掉，我选择卖两块，放弃卖五快，这就是货币计价和非货币计价。
主持人：市场供求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不是一厢情愿的。如果价格想卖到40、50块钱没有人来买，这也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这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引进战略投资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帮助国有商业银行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现在包括苏格兰皇家银行在帮助中国银行做一些事情，它已经入股了，它是中国银行最大的股东。另外有一个股票的锁定期不能卖掉，为了提升中国银行未来的市场价值，必须帮助它，这可能是一个由被动到主动的问题，帮助中国银行在公司治理方面做一些事情。
刘煜辉：外资进来是做一个战略投资者的角色还是做一个财务投资者的角色，这个角色的选择、功能和定位是由自身的全球战略所决定的，这不是靠我们一厢情愿去设定十条标准或者五条要求这样来选择的。因为实际上作为一个外资的跨国集团进入中国市场，它实际上有多种模式可以选择，或者多种模式可以并存。一种是直接设分支行、代表处这样一个举措，第二条可以并购具有掌控权的中小机构，另外可以参股作为财务投资人的角度进入，或者多种方式并举。
我们可以看到参股国有银行的商业机构，在中国有它的分支行，同时又参股中国商业银行。它在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中参股定位的选择完全取决于它自身全球战略的安排。回过头来讲，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最看中的参股价值在什么地方？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四大国有银行包括交行在内都是处于市场垄断力的银行，只要参股这种银行，一旦随着体制改革的推进，外部政府改革的不断推进，只要体制转好，这些银行的潜在价值是无量的。
第二，特许价值，四大国有银行是从专业银行发展过来的，每家银行在不同的领域，它的相对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包括建行在固定资产投资领域，年增长率达到30％的角度，建行在这方面非常有优势。中行在外汇结算业务上具有优势，在中国所谓的外向型的经济模式不转变的情况下，它的优势也是相对明显的。交行原来是一个区域银行，在长三角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这些方面的特许权价格是它比较看中的一块。
第三，国家银行。四大国有银行承担国家宏观调控、金融稳定的职能。这样的银行政府会让它们出问题，会让它们倒吗？所谓大而不死。美国长期资本公司遇到危机的时候都要出巨资来挽救，何况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参股进来的风险，尽管把中国的体制各方面不完善有非常大的危险，但是在他们心目当中参股的行为应该是风险很小的。
第四，信息，四大银行遍布全国的网络，包括客户信息、高端客户信息。如果个人、企业参与进来的话，在中国有分支行，在这个基础上会选择，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是不是提供这样一个技术，提供管理或者提供信用文化来改善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通过这一条道来获取收益，我想这个问题就值得进一步探讨了，至少有多样的选择方式。
主持人：这个确实是引进战略投资者出现的问题。比如说建行有四五家有意项入股建行，要么联合发展，要么成立合资公司，这样的提法被拒绝。最初提出这种意愿的并没有美国银行，美国银行能够和建行合作，还是有双方互相合作的成分在里面。曹博士也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美国对本土银行投资到国外有很多法律限制，比如在国外银行超过20％的比例要随时跟美联储报告，要有严格的市场监管。但是它现在已经承诺入股比例不到20％的比例，如果保持建行入股之后的利润不断增长，还是应该做一些具体的事情。
国有银行成功的标志看公司治理结构是否改善，请问曹博士，在公司治理结构改善的过程中，什么在起关键的作用？目前在哪些方面做得还有些距离，包括引进战略投资者会不会有一些帮助？
曹文：这个问题是一个国有银行改革路径的选择，是不是只有这条路？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这条路对不对？实际是多个问题交织在一起。我的观点是，可能不只这条路，但是是一条比较适合的路。我们管理银行的水平和技术确实非常之低，我们对于风险的分析和判断，对于客户关系的管理都非常薄弱，这是非常基础层面的问题我们都很难解决。尤其一个大型的商业银行，整个机制上也是缺乏。如果我们不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的话，那么我们的银行还是由内部来控制的，又回到重新产生不良资产的道路上去。有很多选择对内资开放，对民营开放，但是境外投资者的作用可以说是其它投资人不可替代的。
网友：国有银行改革的前提实际需要金融体制改革，如果金融体制改革不到位，会不会出现国有银行的改革同样会进入其他国有企业改革的老路“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尴尬局面？
曹文：国有银行改革本身就是金融体制改革的一部分，所以不是一个前提。我们以前非常多的为改革设置很多前提，不存在这个问题。金融体制改革最主要的是国有银行改革某种意义上它的成功代表整个金融体制改革的成功。现在国有银行的改革是有步骤和战略的，这位网友提到像国有企业改革一样一放，我们没有放弃国有银行，并没有把国有银行私有化，而是加大对市场机制的给予。
刘煜辉：银行体制改革应该是从属于金融体制改革的，银行业改革如果取得相应的效果，必须需要后续或者整个大背景体制改革同步的推进，如果政府不转型或者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模式不转变的话，会让我们整个银行业改革无论是采取哪种方式，最后陷入比较尴尬的局面。在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从行政体制来说，经常可以看到董事会究竟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因为董事会上面有党委，党委在整个治理结构当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对公司决策或者对人事安排。
我们的国有商业银行管理制度是不是真正能够成为职业银行家角色的转变，而不仅仅是一个官员。因为官员的效应函数或者决策模式或者它的利益取向是跟整个银行家职业经理人的取向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这种行政的机制没有转变的话，银行改革无论是从技术上或者从管理上或者从治理结构的形式上有各种各样安排的话，可能不会真正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主持人：刚才我们谈论了关于境外战略投资者在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治理结构当中的作用。除此之外请教二位，从目前国有银行改革在公司治理方面怎么评价现在的改革状况？在哪些方面还需要做改进？
曹文：现在基本的判断是，我们已经上市的建设银行有了公司治理结构，从没有到有本身是一个进步。第二，董事会董事的结构现在也建立了由雇佣董事、相关董事、独立董事来组成一个董事会，董事会结构已经建立起来。第三个进步，董事会跟管理层班子之间的分工结构性的关系也在进行规划。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进行董事会的整合，董事会治理包括几个层面，包括董事会的来源、构成、职责、评估，和管理层之间的关系，它的绩效如何考核，所有这些都是董事会的责任。国有银行的改革，我们建立了形式上的董事会，接下来的重任是把新的董事会治理好。只要把新的董事会治理好，刘博士担心的问题能够解决。既然国家已经做出这么一种决定，那么这种建立现代银行治理结构的决定不会更改。现在是把这种决定变成实际的能够朝着现代银行方向发展。
刘煜辉：我还是坚持我自己的观点，我认为银行业改革核心应该是整个金融体制改革，整个政府主导经济模式的改革。我们参照国际的经验，实际中国的情况和印度的情况非常相似，都是国家对金融机构的控制权非常强。印度的金融改革90年代初发起，是一种内生的，它主要的目的就是打破金融垄断，放松金融压抑程度，发展资本市场，国有金融体系向私人资本开放，逐步培育竞争的金融市场环境。以开放促改革的取向做得比较保守，或者说对外资的引入相对来说有比较严格的限制。每年只发12张外资银行业许可证，外资银行的控制比例不能超过15％。
印度的银行业经过长达十年的改革完全取得了被国际市场所公认很好的效果，国有银行资本充足率达到9％，印度私人银行的资产收益率比国际水平还高，国有银行的收益水平也接近国际平均水平的标准。我们和印度一样要建立健全高效的金融体系，路径的选择我想不会是惟一的，我们实际有很多经验可以借鉴参考。
主持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讨论只能到此结束，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发言，也感谢各位网友的积极参与。中国国有银行改革是一项正在进行的项目，希望这次讨论能够引发您的一些思考。谢谢。 (责任编辑：丁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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