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差距扩大，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市场化改革带来的，更多是改革不到位造成的。政府应从制度和政策上保证收入分配上的公平性，财政投入要向公共服务倾斜

　　当前不少人把收入差距拉大归咎于市场化改革。对此，常年从事收入分配问题调查和研究的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李实持不同观点。他认为收入差距扩大不是市场化改革造成的，而是因为市场被扭曲、改革不到位和社会保障机制不配套。

　　民工工资为何长年不变

　　《财经(相关:理财 证券)时报》：现在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日益严峻。广东省GDP十几年来增长了好几倍，而２０００万外来民工的收入基本上没有增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

　　李实：民工问题反映了中国城乡差距问题。民工中很大部分是作为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的。他们在农村的收入本来就很低，其边际生产力甚至可能是零。这种情况下进城就业的机会成本相对较低，只要城市提供可以满足其生存的工资水平，他们就会愿意到城市来。

　　此外，由于长期以来的城乡分割，农村剩余劳动力突然间大量涌向城市造成城市劳动力过度供给，这会压低劳动力供给价格，使工资水平难以提高。在劳动相对于资本处于弱势地位的情况下，工资被压低、劳动时间延长、缺乏劳动保障等现象很难避免。

　　《财经时报》：如何才能改变劳动者弱势地位，做到公平调节收入分配？

　　李实：一是通过工会等组织，加强集体谈判力量，迫使资本做出让步。二是通过政府的介入。政府应制订相应的政策法规，如限制工作时间、规范劳动条件，强制企业为民工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这两方面都是应该而且能够做到，而中国目前在这两个方面是欠缺的。市场之外的制度因素缺失造成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力量对比失衡，这种情况下劳动者地位很难改变。

　　不是市场化的错

　　《财经时报》：现在有很多人把收入差距扩大归咎于市场化改革，你怎么看？

　　李实：这种论断缺乏对背后原因的深入分析。首先我们需要了解收入分配差距本身的构造。

　　造成当前收入分配差距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城乡差距。我们的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占全国收入差距的４０％左右。１９９７年后，城乡差距不断扩大，远远超过城市内部差距和农村内部差距，成为过去一段时期内全国收入差距扩大的最大推进因素。

　　可以说，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与市场化改革本身几乎没有关系，相反，它们是由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造成的。长期以来的城乡分割制度和政策倾斜，带来城乡之间巨大差距。如果由市场发挥作用来调节收入分配，收入差距问题不会这么严重。

　　中国的政府往往会干预市场，而且政府本身并非一个中立的机构，它有很强的利益倾向。这种情况下的市场必然是扭曲的市场。

　　《财经时报》：那么市场对收入分配差距究竟有什么影响？

　　李实：我们的调查表明，在过去十几年中，教育收益率不断上升，也就是说，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群收入越高。

　　不同文化程度的人群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应该归结于市场机制。市场按个人对市场的贡献分配收入，对人力资本的回报越来越高了，这是中国社会的一种进步表现。人们不会对这种收入差距产生不满。

　　当然，市场本身也会带来负面影响。中国目前的市场仍处于初级阶段并遭到扭曲，市场本身的运作存在很多问题。即使是成熟的市场，也会存在市场缺陷。这种不成熟的、扭曲的和有缺陷的市场，会产生很多突发性的暴利机会，这种暴利机会可能被小部分人抓住，从而导致收入差距扩大。

　　此外，市场化改革会带来经济结构调整。这种调整必然会使很多人失业下岗或收入下降，从而导致收入差距扩大。

　　不应让个人承担转型代价

　　《财经时报》：国企改革打破了铁饭碗，却没有提供相应的社会保障机制。这是不是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李实：这方面的收入分配差距，是由于改革不配套，政府推卸责任造成的。当时的改革步伐可能是走得太快了，政府还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承受，因此只能把转型代价转嫁到个人头上。

　　政府在改革之前，应该设计配套的社会保障机制，缓冲改革所带来的后果。当然这方面并非一时就可以做到的。

　　此外，政府应该事先就考虑到，改革的代价可能会落到哪些人身上，应预先从财政上制定详细预算计划，对那些可能为改革承受代价的人做出补偿。从财力上讲，这本来完全可以做到。然而政府宁愿把钱投向别处，也不愿用来补偿国企下岗工人，使得大量下岗职工个人为社会承受转型的代价。

　　《财经时报》：如何看待收入差距问题和公平之间的关系？

　　李实：收入差距问题和公平问题并不是完全对等的。并不是说收入差距越大，就越不公平。人们认同个人能力、个人努力、高教育水平带来的收入差距，但不认同权力和关系等带来的收入差距，如以权谋私、贪污行贿等现象。从不平等指数上看，即使它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不大，但是对人们的公平感带来很大冲击。

　　政府公共服务要跟上

　　《财经时报》：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会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带来什么影响？

　　李实：收入分配差距太大会导致内需不足，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更多依赖外贸出口，这会受制于国际市场的风险；此外也迫使政府依靠发行国债、扩大政府投资来拉动内需，这种政府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令人怀疑。因此有很多人担心中国宏观经济的长期稳定性。

　　内需不足还有一个原因是政府在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投入太少，从而给消费者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导致了居民谨慎的消费行为。

　　《财经时报》：怎样减少收入分配差距？是不是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就可以减少收入分配差距？

　　李实：不完全如此，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首先要用市场机制来决定收入水平。比如要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应该促进城乡劳动力流动，保证农民进城后的基本权利和平等的社会地位。要缩小地区收入分配差距，就应促成生产要素由市场来配置，减少政府的地方割据，减少垄断部门对资源的控制。

　　同时，政府在公共财政资金的分配上应更强调公平性，没有公平性，就不能称之为公共财政。比如说同样一个项目，政府投资建于一个发达地区，可能会比在一个落后地区建得更好，但这个项目对于两个地区人民生活带来的边际效用是不一样的。这时政府财政部门就应该在公平性问题上进行权衡，不应简单地按“商业公司”的“效率”逻辑来决定投资去向。

　　《财经时报》：如果政府能先解决社会保障机制问题，消除人们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后顾之忧，那么人们的创业和消费需求就会大大增加，这种情况下爆发出来的经济增长，可能会带来远远大于政府财政对于某个具体项目的投资回报。

　　李实：这涉及到长期效应和短期效应之间的权衡。教育是长期项目，几年之内难见效应。现在政府的任期制，导致官员更多地关心短期效应而不是长期效应，从而导致短期行为。所以很多问题，归根结底与体制因素和政府行为有关。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