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几乎所有外资企业一样，佳能曾认为中国不是大市场，而是生产基地，但2001年的“入世”改变了这一切

　　周五下班之后，重信隆就从办公室抽屉里拿出行囊，直奔北京火车站。这位50多岁的中年人中等身材，微微有点胖，穿着一件朴素的衣服。他的目的地一般是比较偏僻的地方，比如北京郊区，或者东北。如果遇上买不到火车票的倒霉时候，他会裹紧衣服在火车站候车厅过上一夜。

　　重是一位摄影迷，他的目的地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有火车经过的地方。他专门拍摄火车头，各种各样、各个时期的火车头。

　　“你看，这种火车头现在都绝迹了。”2005年12月，重信隆在位于中关村的宽大办公室内，指点着自己拍摄的照片有些得意地说。他面前的照片厚厚一摞，全是火车头，这是他多年的结果——当然，他使用的是佳能相机。

　　重信隆是佳能（中国）里的“中国通”。自1985年第一次来到中国，他几乎参与了佳能在中国所有的发展和重要的决策。现在他是佳能（中国）全资子公司佳能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1985年，佳能在中国天津投资兴办合资企业，重第一次来到中国。“1985年到1995年的10年里，我们认为中国不是大市场，而是生产基地。”重信隆说，他代表着当时几乎所有外资企业的普遍想法。因为政策的限制，外资企业只允许生产，不能在中国从事销售。10年中，佳能在中国动作不大。直到1995年中国对兴建外资企业的相关规定改变，规定跨国公司在满足3000万美元资本金等条件下可以在中国开设投资性公司，跨国巨头们纷纷闻风而动。重信隆也第二次到中国，成为佳能公司北京驻在员事务所所长。他当时主要的任务是考察投资地，以及处理公共关系。

　　1997年，佳能(中国)有限公司成立。“成立以后，公司主要做投资的业务，没有什么大的计划，好像皮包公司一样。”重信隆笑着说。当时佳能在北京有三个营业执照：佳能（中国）、佳能公司北京办事处、佳能（香港）北京驻在员事务所。重信隆兼任佳能公司北京驻在员事务所所长和佳能（中国）总经理，他的手下只有一名雇员。

　　从1997年到2001年，佳能（中国）基本有名无实。“最根本的问题是公司的收入从哪里来？我们不允许销售。”重信隆说，除了分红、利息收入、少量的咨询费之外，佳能（中国）就是那么一块牌子。“我们只能耐心等待。”重信隆说。但是到了2000年，他也不得不回到了日本，这意味着佳能在中国第一个阶段的结束。

　　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WTO。中国政府承诺在世贸组织的法律框架下进行全方位的市场开放。2002年，日本两大国际航空公司把每周前往上海和北京的航班增加了一倍，达到56个。“所以我又过来了。”重信隆说。2002年11月，足达洋六被佳能集团派到中国重建佳能（中国），之后，重信隆也回到中国。

　　仔细算来，从1979年改革开放到2001年，外商在华投资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79-1991年，外商开始进入中国，摸索市场；1992年起，外资开始了新一轮对华投资热，不仅扩大了规模，而且对内地市场的影响力也日渐增加；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相当多跨国公司如梦初醒，抓住中国才能抓住世界，成为大部分跨国企业都明确的全球战略导向。

　　经历了在中国试水阶段后，跨国公司们都有了自己水深水浅的一本账。在新一次投资热中，在中国蛰伏已久和刚刚进入的跨国公司都开始了投资规模和市场影响力方面的较量。

　　正是在这样一种“中国热情”的气氛中，佳能开始了在中国的新发展阶段。不过尽管本地化已经成为管理界的热门话题，佳能采用的还是一贯做法。由重信隆负责，从日本佳能集团内部招聘了40多位“佳能人”来到中国。重信隆完成这件事情的时间，是在我们记忆中还不太遥远的2003年的非典之后。这些工作结束后，佳能（中国）结束了投资业务，开始了销售工作。

(责任编辑：丁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