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编辑部

　　30年前的1976年，是现代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关键的年份，中国人民已经在文化大革命的梦魇和浩劫中忍受、挣扎了整整10年；坚持现代化方向的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在举国悲痛中辞世；天安门广场上抗议的怒火被暂时扑灭，但悲愤的地火在神州大地深层运行；夺去近30万人生命的唐山大地震既是在苦难之上的一次猛烈打击，又象征了对倒行逆施的天怒人怨。

　　在这一年的9月，主宰中国命运的毛泽东主席从他的终身国家元首的位置上离开人间；紧接着，“文革派”领导骨干“四人帮”被成功抓获。后来的一切以此为发端，1976年，因为毛泽东的离去，中国的命运改变；1976年，因为“四人帮”的覆灭，中国的道路转变了轨迹。

　　1976年的政治大地震为随后的“解放”制造了契机：国家摈弃长期占支配地位的左倾路线，个人摆脱人身依附的愚昧状态。

　　中国人没有一错再错，作出了正确的选择，表明我们在毛泽东离去后，不愿意继续生活在现代迷信的阴影中，在“最高指示”的提法不再流行后，不愿惟圣贤和经典之言是从，而要根据现实和自己的意愿决定前进方向。

　　历史证明，1976年是这样一个起点：国家的命运，人民的福祉，不再取决于某个人的生死，不再取决于一个人的意志、喜好、判断，这当然是一个漫长的、曲折的过程，但历史的方向不可逆转。

　　我们终于回归人类文明，而没有游离于全球化的格局之外。

　　从1976年到现在的30年历史，既是新颖奇特的，又是普通正常的，它的奇特在于新鲜事物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不能纳入我们过去的经验和旧有的思想框架；它的正常在于一切都可以用普遍的人性要求和人类经验来理解和解释，只要每个中国人对未来有梦想，对前途有渴望，只要人们的雄心与活力不被压抑，聪明才智不被扼杀，一切都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

　　所以，我们看到了知识青年返城的大潮，看到了已届而立之年的“老三届”与下一代同进考场，同入校园。新一代大学生中的77、78届迅速填补了科学、技术、文化、艺术、教育的断层，成为社会中坚，在各个领域里扮演主角。当然，我们也不会忘记他们只是同代人中的佼佼者和幸运者，他们的众多同伴失落在社会底层的各个角落，成为改革大潮的旁观者和改革代价的承受者，需要社会和同代精英的关注。

　　我们看到，获得土地的亿万农民迸发出惊人的生产积极性和致富的创造力，看到以前的“引车卖浆者流”成为个体资本的拥有者和经营者，看到高学历的白领和机关干部放下身段投入商海、汲汲于利，看到海归们回到故土冒险和重新创业。那些在经济上大获成功的人收购文化产业，并有进发政治领域之志。对这个新兴的富有阶层，有人不吝阿谀颂扬，有人警惕和指责。其实，转型期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当属自然，有产者的作用和地位需由时间和历史论定。

　　在1976年之前，“人民”、“群众”、“工农兵”被说成是历史的主人、社会的主角，但他们只是抽象的概念，他们的主人翁地位只落实在纸面上。之后30年见证了大众文化的兴起，一个明星时代也应运而生。政坛、体坛、文坛的明星，演艺界、产业界、金融界的明星粉墨登场，港台之风大盛，粤语北进，符号和商标压倒精神实质，掩盖文化资源的匮乏和精神的失落，也消解着旧式计划型、指令性的文化生产体制。

　　如果说，30年前我们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怀着简单的理想，分享改革开放的共识，那么现在是处于十字路口，面临复杂的矛盾和分化的利益；如果说，30年前的问题与争执是要不要改革，那么现在的问题与争执变成了要什么样的改革；如果说，市场经济在当初是必须为之正名和鸣锣开道的新生事物，那么现在它成了备受争议的现实；如果说，当时人们不假思索地认为效率、富裕和公正、平等联系在一起，那么今天一些人以苦涩、无望甚至愤懑的心情对待自己被边缘化，成为弱势群体。改革的代价由谁来付，这是当前最尖锐的问题。

　　如果说30年前是拨乱反正、肃清左毒的时期，那么现在出现了左倾思想回潮的趋势。面对严重的社会不公，面对猖獗的腐败，有一些人开始怀念“文革”前和“文革”中的所谓清廉与平等，向往毛泽东式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式的对搞特权的解决。他们忘记了或者是不明白，那是一个“全面专政”的时代，是父母和子女都不能讲真心话还要划清界限的时代。因为眼前的恶而淡化甚至美化过去更大的恶，是幼稚可笑的，是好了疮疤忘了痛。腐败和特权问题只能靠规范市场、健全和加强法制来解决，“文革”式的政治运动决不能重演。

　　时光以令人生畏的速度流逝，1976年呱呱坠地的婴儿，现在到了可以成为社会中坚的年龄。他们没有历史的重负，“文革”对他们是遥远的、稀奇古怪的故事，他们以“红歌黄唱”的方式领略当年的狂热和虔诚，通过红色旅游体验40年前的大串连。也许，经历过“文革”的一代不该用过去的苦难和荒唐干扰他们玩电脑和考“托福”，但难道我们真有把握不担心精神现象的重复，当社会分化惊人相似或变本加厉，当极端民族主义浪潮再次兴起，当大国梦变为领导世界革命的狂想？

　　1976年的中国人单纯，充满理想和希望，认为应该追求意义，必须彰显真理。今天的中国人复杂、世故，甚至犬儒，因为周围的世界由热变冷，由色彩鲜明、黑白分明变得驳杂、灰暗，由二元对立变得多元杂陈。在这意义稀薄、理想淡漠的今天回顾1976年，回望一路走来的30年，我们禁不住要呼唤当年的热情、天真。确实，我们应该找回当年的活力与激情，因为只靠计算、惯性、照章办事与应声服从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

　　新的历史和命运从30年前开始，更新的历史和命运要从现在开始。

　　本期开始，本刊将陆续推出大型专题系列——“回望三十年”，通过一系列被宏大叙事忽略了的个人，一个个或隐或显的群体，呈现30年来中国的巨大变迁，敬请广大读者关注。

(责任编辑：李淑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