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铮

　　学者朱维铮：指导工农兵注释章太炎

　　■本刊记者 杨子 发自上海

　　1976年，复旦大学成立了一个工农兵法家著作注释组，成员是18个工农兵作者，任务是注释上边指定的最后一位法家章太炎，办公地点选在了历史系，还特意将正在监督劳动的历史系青年教师朱维铮从工厂里急调出来，协助他们工作。当时，这样的注释组全国大约30个，大多设在北京和上海，北京由梁效写作班子在抓，上海由罗思鼎写作班子负责。

　　朱维铮是著名经学大师周予同的弟子，1961年，周予同主编大学文科教材《中国历史文选》时，朱维铮是周的主要助手。这时，他的研究方向是中国土地关系史。

　　早在1952年复旦大学的那场思想改造运动中，周予同就已经是问题严重的被改造分子；1958年整风反右，朱维铮是重点批判对象，受过团内处分。“文革”开始后，周予同和朱维铮当然不可能幸免，周予同被打成反动权威，青年教师朱维铮也受到批判。“周予同专案组”将朱维铮视为周予同“三反”言行的主要知情人，不停地审问他。“多恐怖啊，我当时二十几岁，刚刚教了几年书，害怕得不得了。”

　　直到1975年底，朱维铮还以牛鬼蛇神之身，在工厂里监督劳动。对他的审查进行了8年，却一直没有定性，只说他是一个反张春桥的人物，审查不下去，又把他下放到工厂里。朱维铮呆过3个工厂，7个车间，最后在一个纺织厂里给纺织女工打下手。“那个纺织厂简直就是个女儿国，190个工人里只有3个男人。”

　　1975年12月，没给他做任何结论，突然命令他回到历史系。

　　每改动一处，都要向他们解释

　　1976年元旦那天，朱维铮到了章太炎注释组，和这18个工农兵一起“攻克”艰深晦涩的章太炎。

　　“他们没有历史知识，也不懂文言，完全不懂章太炎。我的工作是从教他们查字典开始，然后带他们到图书馆去找书，接着他们就在那里开始‘注释’，‘注释’完以后，所有的稿子我来改。我到注释组以前，已经有人给他们传达过了，说我这个人可用不可信，所以每个月他们还要批斗我一次。

　　“章太炎是值得研究的，这个人在近代中国思想界影响非常之大。在鼓动辛亥革命方面，他起了很大作用，当时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就是由他主编的。‘五四’运动以后那些比较活跃的人物，陈独秀、鲁迅兄弟、钱玄同等，很多都是他的学生。章太炎反清，写《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骂光绪皇帝是小丑，和邹容一起坐了3年牢。辛亥革命后，他反袁世凯，又被袁世凯软禁3年。但他绝对不是一个法家。因为毛泽东当时称赞过，说章太炎敢骂皇帝，就这么把他定成法家，最后一名法家。”

　　朱维铮在注释组的日子不好过，却也有一点“心甘情愿”的味道，因为借着这么个荒诞的事由，他终于可以重新接触中国历史了。“文革”前他研究中国古代史，现在他可以重新开始被“文革”强行中断的研究了。要吃透章太炎，就必须了解康有为和梁启超，往前要了解龚自珍，往后还要了解陈独秀。这是让他能够提起兴致的地方。

　　“章太炎这个人，学问渊博得不得了，20世纪的学问家里边，论文献方面，没有人能超过他，他对于诸子百家，对于历史，尤其对于明清以来到他这一段的历史，都很精通。他的文章是著名的难懂，被称为天书，他的影响不及梁启超，就是因为梁启超的文章半文半白。鲁迅说章太炎反对康有为体系的最重要的一本著作是《訄书》，但是就连他也读不懂这本《訄书》。章太炎的文章都刻意浓缩，每一句话都用典，注释起来非常麻烦。这些工农兵哪里懂这个东西？”

　　“对你来说有难度吗？”

　　“对我来说没有，因为我很早就是做文献研究的。”

　　“如果你改得太多，他们会不会和你发生争执呢？”

　　“我给他们每改动一处，都要向他们解释，这么改的根据是什么，为什么他的说法不合章太炎的原意。要不然他们就要批我了。”

　　那些工农兵加在朱维铮头上的最大的一条罪状就是知识私有。“为什么要等我们做了，你才说我们做得不对？你为什么不预先告诉我们？”朱维铮心想：我又不是你们肚子里的蛔虫，我怎么知道你们会在哪些地方出错？

　　“你的工作就是负责章太炎著作的注释的纠错和修订，至于把章太炎的著作和法家、和当时的政治斗争扯到一块，就和你没关系了吧？”

　　“那就是他们的事了，就是那几位工农兵的事。”

　　给毛主席做《訄书》大字本

　　上海的几个法家著作注释组，都是由上海市委直接控制的。朱维铮发现，章太炎著作注释组的成员对局势非常关心，好几个人都写过批邓文章。朱维铮是没资格“批邓”的。

　　“当时感受特别深的是，邓小平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忽然复出，复出以后又突然打倒了。这些都在我们法家注释组传达了，注释组的信息是直接从上面来的。上边希望掌握一批人，为的是将来能够控制理论界。

　　“那一年最重要的是批邓。对于邓小平的复出，上海的舆论从来都没有赞同过，上海是姚文元他们的基地。邓小平主持工作的时候，上海有3本刊物——《自然辩证法》、《朝霞》和《学习与批判》。那时国内没有什么刊物，突然有了这几种，所以很红火，在全国影响很大。这几种杂志,到了1975年以后就是‘四人帮’直接控制的舆论阵地，上边的很多文章《人民日报》都会转载，把它看作风向标。

　　“邓小平复出以后，《朝霞》提出了一个著名口号，叫‘警钟长鸣’，意思就是要警惕有人想翻案，我们注释组基本上就是这样传达的。”

　　朱维铮长年在工厂里劳动，对当时的政治形势，不是很清楚。他明白自己的角色就是“服侍”这18个工农兵，就是“一条条整理他们那些乱七八糟的注释，那些胡说八道”。早晨6点，他就要赶到注释组去扫地，给那些人打开水，晚上12点才能回到家中。

　　1976年朱维铮还做了一件事，他从上海写作班子那儿接了一个任务，将章太炎的《訄书》做成大字本，给毛泽东看。毛泽东晚年眼睛不好，必须看大字本。他不知道毛泽东最后有没有看到这个大字本，但是记得，在毛泽东逝世以前，大字本做好了，送上去了。

　　这一年，和往年一样，朱维铮的一言一行，还受着严密的监控，“整天就在注释组里面，不允许跟外界有任何接触，私下里他们见了我也很害怕，见了我都躲着走。跟我来往的，只有三四个老朋友。”和老朋友见面也是胆战心惊的，每次都很仓促，把最重要的消息说一下，立即分手，害怕别人盯住。

　　这一年，当然是没有日记，没有书信，也没有照片的。

　　“四人帮”垮台后，章太炎著作注释组并没有立即解散，又维持了一段时间。“因为这是毛泽东的意思，‘两个凡是’里不是有一条吗？毛泽东肯定过的东西，你不能动的。上头没人了，大家自己在这里运转。”

　　1978年朱维铮平反，这才重新回到复旦大学历史系，教书，做学问。

　　抓“四人帮”的时候，

　　复旦的气氛可怕得不得了

　　人物周刊：1976年的这些大事，当时您都能看得很清楚吗？

　　朱维铮：当时斗得非常厉害。他们传达毛泽东的话，传达张春桥的话，这些话的基本意思就是要保卫“文革”成果。后来就开始批邓了。章太炎组的这些人都写文章批邓小平，粉碎“四人帮”以后，审查章太炎著作注释组，查出来不少文章。

　　周恩来去世，当时在复旦就是两种反应：一是哭声一片；还有一种很轻松——这个巨大的障碍终于除掉了。

　　我记得很清楚，华国锋生病的时候，从写作班传来的消息是一种猜想：华国锋的身体怎么样？他到底有什么病啊？大家非常关注。那时已经有人说王洪文是扶不起来的阿斗了，但是对华国锋也吃不准。没有人敢公开议论江青和张春桥。周恩来去世以后，对这两个人的议论就多了。

　　谁也弄不清方向，忽如其来地，就感觉不对头了，上海的那个气氛，真的很压抑。有人传出风来，说我们这里要孕育大事。我记得有几天，就是毛泽东去世以后的一个多月，抓“四人帮”的时候，复旦的气氛简直可怕得不得了，太压抑了，所有人见了面都不说话，特别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你说错了一点，就可能被上纲上线。

　　人物周刊：毛泽东逝世的时候，您有什么感触？

　　朱维铮：别人号啕大哭。我没有掉眼泪。我想，一个时代结束了，另外一个时代开始了，这个人去了，谁来代替他？当时整个社会有没有转机，我是看不出来的。当时的氛围是，毛泽东去世了，上海就把矛头对准了华国锋，拼命宣传江青接班，宣传“四人帮”接班。当时看不出来整个中国是什么情况，会走向哪里。

　　人物周刊：您觉得毛泽东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

　　朱维铮：你不能说他都是错误，他到底是懂得中国的，当年他确实在没有希望的时候把中国革命继续了下去，他确实懂得怎样去调整党政军民关系，蒋介石在这一块比他笨得多。毛泽东肯定相信自己能够控制一切，但是后来就不行了，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根本就不可能让那些东西再回去了，不听话了。历史上都是一样，包括拿破仑，自信得不得了，认为自己能够操纵历史，结果被历史所操纵。

　　人物周刊：您听到“四人帮”垮台的消息是不是很及时？

　　朱维铮：应该算早的了，他们受审查之前，我在写作班子的老朋友给我透露过这个消息，他急急忙忙赶到我家里来，悄悄说，要小心，不要在这个时候再碰什么了。

　　人物周刊：您得到这个消息什么反应？

　　朱维铮：当时非常震惊。我们中间有些人表现得很恶劣，“四人帮”抓起来的前一天，他们还不知道消息，开会的时候就跳上去，说我们要誓死保卫什么。第二天公开宣布了，又有人跳上去，说我早知道他们要垮台。一天之间，两副面孔。这些人，我把他们叫做“三年早知道”。

　　人物周刊：1976年，由于您的处境，您大概不能对形势有非常清晰的认识吧？

　　朱维铮：我也试图弄清楚真相，但当时真相扑朔迷离，其实在上海听到的东西都是一面之词。我非常想了解另外一面，但是了解不到，也不敢打听。

　　人物周刊：这么多年过去了，您对1976年发生的大事怎么评价？

　　朱维铮：真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我早先参与过反修论战，但是后来为什么我被清除出来了呢？就是因为我对上海的做法表示怀疑。毛泽东说过要安定团结，要促生产，怎么这些人老在制造事端啊？心里这么想着，不知不觉就说出来了，就被人告了密，从1968年就开始受审查了。

　　人物周刊：您在某次演讲时说过，上世纪50年代中，复旦大学历史系有一个群星灿烂的时期。到了“文革”，老专家打倒以后，复旦大学历史系以及整个复旦大学，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朱维铮：乱成了一团。有一些人其实是在“文革”里变来变去的人，他们不太有信念，也不再做学问了，对权力看得很重。在学术界，如果你要把权力看得很重，就必须要压制一部分人的研究，拔一些不怎么样的人。

　　“文革”以后，学校出现了一种现象，有一种人习惯于红卫兵的思维方式，根本不看重学问，把学问当作一种工具，搞来搞去；还有一种人，想做事情，但是缺乏训练。总而言之，我们现在普遍不及上世纪50年代中期，那是个很有希望的年代。

　　人物周刊：“文革”中复旦大学有没有几个人是在真正做学问，搞学术，并且做出了成绩的？

　　朱维铮：当然有，就是谭其骧先生主持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他还是坚持下来，因为这是毛主席交给的任务，非搞好不可，所以这个旗帜从来就没倒过。“文革”中断了两年，后来就一直坚持下来了，要赶着给毛泽东看。

　　人物周刊：1976年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是什么样的情形？

　　朱维铮 ：1976年历史系开始恢复招生，但都是工农兵学员，都是保送过来的，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批林批孔？批林批孔对于儒家文化是不是一种颠覆？

　　朱维铮：真正的儒家文化，不是批林批孔能够颠覆的。那个时候是政治批判，对儒家文化，并没有真正清理过。其实“五四”以后，我们的很多批判都是政治批判，表扬他是政治化，批判他也是政治化。现在搞新儒家，搞孔子教育，我觉得很可笑，让我想起了蒋介石原来搞的新生活运动。

　　朱维铮先生近年致力于中国经学史的研究，很少回想“文革”往事。但是，对于现实的忧虑并没有因为埋头于国故而稍稍淡化，比如，他认为，“红卫兵”的影子，不但今天还能看到，并且这影子很有可能还会投到我们未来的生活里；科研领域资源分配的失衡，令他恼火，也令他无奈。“同样是搞学术研究，有的题目可以拿到百万，甚至千万的经费，我和我的七八个研究生，做中国经学史的课题，只有4万元的经费！”

　　但是他没有一点“撤退”的意思。“要是我退休了，这个博士点就没了！”

　　（实习记者徐振江对本文有贡献）

(责任编辑：李淑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