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的“北京会议”确定了山西、陕西、四川、贵州四个省试点民间借贷，为中国日渐兴盛的民间金融寻找到了“合情合理合法”的突破口。2005年底，两家民间贷款公司在中西部诞生，但高达9500亿元之巨的地下金融资本，远非这些小额信贷公司能消化得了的。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傅航/西安报道

　　2005年年底，中国第一批民间贷款公司陆续浮出水面。

　　在山西省平遥县出现了两家小额贷款公司，他们的资金规模不算大，其中“日升隆”1700万元人民币，“晋源泰”1600万元人民币，都是由发起人的自有资金构成。据介绍，在放款对象和运作上，小额贷款公司用于当地农村经济的比例不低于70%。每户的贷款总额累计不超过10万元人民币。实行市场化利率，最高不超过基准利率的4倍。在两家民间信贷公司的股东中，绝大多数是近年来在山西快速致富的煤焦老板。

　　与此同时，位于四川省的广元市也成立了小额贷款公司，并正式面向海内外人士公开招标发起人。这是全国确定的四个试点省区中第一家对外公开招标的。根据广元市政府介绍，参与报名投标的时间有10天，目前有许多有意“抢占口岸”的投资人正聚集在广元。广元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500万元，不设上限，可由海内外最多5个自然人以自有合法资金设立，不得吸收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据悉，这家小额贷款公司计划在今年1月25日之前完成注册登记，相应的贷款风险控制以及催收，都将由中标公司来负责。其服务对象是广元市的农户、个体工商户和乡镇小企业。

　　“北京会议”确立“只贷不存”大原则

　　之所以能催生民间信贷公司，一切缘于2005年的“北京会议”。在此次会议上，央行确定在山西、陕西、四川、贵州先行试点民间信贷。

　　知情人士透露，早在2005年10月，央行在北京召开了四个省分行主管行长和金融稳定处、货币信贷处处长联席会议。会议明确成立小额信贷专题领导小组，吴晓灵副行长任组长，易纲等为副组长，确定央行金融稳定局为督导四省的联络机构。

　　会议责成央行市场司研究小额信贷的有关政策方向，组织四省试点的工作，制定详细的试点方案以及小额信贷组织的性质。

　　在“只贷不存”的大原则下，小额信贷组织的资金来源成为关键问题。会上，吴晓灵提出三种方式筹措资金来源：自有资金；受赠资金；委托人的转贷资金(即委托人通过银行将资金转贷给小额信贷组织)。上述知情人士透露，在三种资金来源方式上，央行更倾向于用自有资金做，因为委托人的转贷资金会牵扯法律上的有关障碍。对于自有资金来源，会议规定不超过5个自然人，并允许成熟的小额信贷组织可以到工商局领取牌照，对于组织的称谓，会议并没有作出明确限制。

　　在小额信贷组织的资金来源方面，除了自有资金外，央行明确将给各个组织以国际援助资金支持，每个省的试点组织分配有50万-60万欧元。对小额信贷利率实行放开，但不能是高利贷，不能超过法定利率的四倍。只能在所在的行政区域，原则上不能跨区域。

　　此外，在会上，有分行提出如果民间自有资金不足时，如何解决小额信贷组织的资金来源？吴晓灵认为可以借鉴江苏的成功经验，用财政撬动金融，提出财政担保机制，用财政担保来启动这项工作。会上，吴晓灵提出20%的担保基金比例，启动批发行制度，在批发行制度里设计了担保基金制，即用财政做担保来启动。

　　“风险由财政来承担。”一位参会人士透露。

　　据某参会人士透露，在如何组织推动试点工作上，央行明确提出大的原则，“不论如何推动，都要有免责条款，不要陷进去。”

　　对于具体四省的试点方式，央行提出两种方式，第一种是总行制定大原则，具体原则由分支行制定，第二种则由总行统一方案，分支行具体操作。会上，央行提出前一种方式更切合实际。

　　在对贷款对象上，会议初步明确主要针对农户，但吴晓灵提出不同看法，她认为在城市和广大农村的中小企业，他们贷款无门，将来的民间融资机构也可向他们进行贷款。而且，她甚至认为，在具体贷款地域上，总行不仅仅限于农村，城市也可以搞试点。

　　会议明确规定，针对将来的贷款比例，单笔最高限额在10000元以内。

　　此外，北京会议还讨论了四省如何联动发挥信贷登记系统的作用，建立农村小额信贷的咨询系统，以及如何发挥社区的作用，由社区来了解贷款对象的信用等问题。

　　每个省确定一个试点县，每个省自己拿出方案，自己来推动，最后的领导工作由当地政府来推动，央行站在后台。

　　央行还计划制定总体民间贷款原则，并要求四省务必在2005年年底放出第一笔款。

　　应该如何界定此类组织的性质？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彭兴韵认为，不应该简单地把该组织定性为金融组织，它应该属于互助性质的，类似江浙一带的摇会；但是也不能定性为企业，新组织仅仅是对原来的金融组织不足以提供金融服务的补充，对它的严格称谓应该是非正规金融组织。

　　“它应该属于《民商法》的调节范畴。”彭兴韵认为，新组织不在《商业银行法》的调整范围，也不隶属于《公司法》，因为它不是简单的公司行为。

　　9500亿地下金融须规范

　　四个省地下金融资本总共有多大？一位接近央行西安分行的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西安分行曾专门进行此类专项调查，陕西大概有上百亿地下金融资本在活动。民间高利贷利率大概是银行法定利率的5到6倍，但交易不透明，“其中存在不少问题，从事高利贷生意的大多带有黑社会性质。”

　　另一种现象也随之出现，即企业通过股权融资，空手套来大笔资金。“这些投资者拿着一张股权凭证，做着遥遥无期的发财梦。”一位深谙此道的业内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随着欺骗手段的不断翻新，受骗上当的人不计其数，有的人甚至多次被骗，仅西安市这类被套资金可达20亿左右。

　　中国财经(相关:理财 证券)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李建军和他的课题组不久前结束了长达两年的《地下金融资本调查报告》，他们组成76个独立调查小组，分别对包括民间金融比较发达的浙江、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各省以及地下经济比较盛行的黑龙江、辽宁、河南等省，同时，对云南、贵州等西南边贸发达和经济相对落后省区进行了实地考察。地下金融规模平均指数为28.7，即20个省地下金融规模与正规金融规模相较比例接近3成。以此为基础计量的地下信贷规模介于7400亿元至8300亿元。

　　另一个更新的数据则来自于央行，吴晓灵日前表示，根据央行调查统计司对民间融资的调查推算，我国民间融资规模为9500亿元，占GDP的6.96%左右，占本外币贷款的5.92%左右。

　　根据李建军和他的课题组的调查结论，陕西地下金融资本规模相当于银行正规金融资本规模的32%，李建军认为，越是经济落后的地区，农户从银行、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借贷的比重就越低。根据调查的三大地区平均情况看，西部农户通过非正规金融途径取得的借贷规模指数最高，超过六成，东部和中部均超过五成。

　　李建军认为，在中西部欠发达省份，农村金融体系落后，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不得不从民间进行高利贷活动，而沿海发达地区则不同，比如浙江虽然民间资本很发达，但有诸如台州民营银行等金融机构，其专门为浙江中小企业提供服务。李建军解释，这也是央行之所以选择中西部四个省进行民间贷款试点的原因。

　　试点方案不足

　　对于此次央行民间融资贷款试点方案，业界也有不同意见。陕西高新域律师事务所律师孟强认为，总体方案虽有利于民间融资合法化，但单笔贷款10000元的限制，仍然考验未来方案实施的长久性。

　　“中小企业至少需求在几十万乃至上百万，繁琐的单笔10000元贷款，可能会使有需求的中小企业重新回到借贷地下金融资本的老路。”孟强认为。

　　另外也有专家指出，民间商业性小额信贷管理与当前的贷款通则、担保法、商业银行法等内容都有一定冲突。对它的发展，在央行和银监局没有确定相关制度前，仍有不少疑问让投资者们心忧。

　　据陕西省社科院一位专家指出，首先，如何保障资金来源的可持续性。为了规避金融风险，央行目前暂定这类机构“只贷不存”，不允许其吸收存款。但从国际经验看，允许吸收公众存款，是小额信贷机构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只靠发起人的资本金和有限的捐助资金，这种小额贷款组织也只能停留在试点阶段。有关专家认为，在经营规范、条件成熟的时候，商业小额信贷公司可以转为银行，进行更大范围的融资。

　　其次，小额信贷机构如何监管。作为一种具有商业性的民间金融机构，小额信贷公司必须纳入金融监管，力避重走类似农村基金会的老路，但是目前银监会仍未出台相关的监管办法。

　　一位从事小额信贷的政府人员告诉记者，监管之难在于，既要有效调动投资者的积极性，又要合理控制风险。为了控制委托业务过度扩张导致风险集中，小额信贷公司不良资产超过10%时，停止其办理委托贷款业务。

　　为了提高投资者积极性，平遥县提出在试点期间可以比照农信社改革的政策，享受税收等方面同等优惠政策，但这些涉及税务基本政策，同样需要国家权威部门做出界定。此外，商业小额信贷公司的定价利率、风险控制、经营地域等问题都是亟须明朗化的界定。

(责任编辑：田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