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是我国公有制的主要表现形式,是社会主义重要的物质基础,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是社会就业的主要渠道,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为共和国的安全、稳定、壮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改革不断深入,国有企业机制不活、效率低下的问题日渐突出。党中央十分重视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中心工作来抓。搞好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既是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经济问题,也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
一、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回顾
今天,我们回顾20多年来的国企发展之路,可以清楚地看到,改革是一条贯穿始终的主脉。国有企业的改革,大体经历了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经营、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配套改革、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等不同阶段。
“放权让利”阶段：改革开放伊始,“扩大厂矿企业的生产自主权,使每个工厂的生产能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揭开了国有企业以放权让利为特征的改革序幕,企业生产力也因而得到了初步解放。这一期间,党中央、国务院着眼于对企业政策层面的调整,颁发了一系列“放权让利”的改革措施。
“利改税”阶段：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实现政企职责分开的要求,从而把国企改革导入了“利改税”阶段。这一阶段的改革主要是在企业经营层面展开,国有企业的经营收益不再以利润形式全部上缴,而实行以税收形式部分上缴国库；与此同时,国家对企业的支持与投入也开始采取“拨改贷”的新办法,不再无偿投资,改由企业向银行借贷。实施“利改税”和“拨改贷”的目的,均在于推动国有企业逐步建立自负盈亏的经营体制。
“承包经营”阶段：这一阶段的国企改革仍然主要在企业经营层面推行。“利改税”后期,一度出现企业效益整体下滑态势,为改变这种状况,1986年春,全国开始大力推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实行之初效果明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承包制的弊端也逐步显露。从微观上看,企业经营者的短期行为未得到有效遏制；从宏观上看,企业负盈不负亏的问题未得到很好解决；从操作上看,一企一议的做法过于复杂而不规范；从体制上看,企业承包经营或租赁经营同市场经济运行存在衔接困难,易导致国家税收杠杆失灵。
“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阶段：1992年10月,十四大报告指出,转换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经营机制,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心环节。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这16个字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成了这一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的主攻方向。国企改革由此进入的以产权制度为核心的体制再造层面。
“配套改革”阶段：1999年9月,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明确要求国营企业实现股权多元化,发展多元投资主体的公司,以实现公司制改革的规范化。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进而成为这一时期国有企业改革的首要任务。这一阶段改革的战略性目标则是：用三年左右的时间,通过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力争到二十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
“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阶段：党的十六大以后,我们进入了通过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的新阶段。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使股份制成为共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2003年3月,国务院成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落实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
二、国有企业改革进展及取得的成效
二十多年来,国有企业改革是一步又一步在艰苦卓绝的摸索中向前迈进的。尽管它比人们在改革开放初期设想的要复杂、艰难、曲折的多,但确确实实在持续不断地扩展着、深化着,并取得显著成效。前些年,我国内地入围《财富》全球500强的企业还是凤毛麟角。2004年,已有15家企业入围,他们都是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全球500强排名的这个变化,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近些年来我们对国有经济实施战略性调整、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包括产权改革所取得的进展和成就。陕西省国有企业改革沿着党中央确定的方向稳步推进,按照“转换机制、创新制度”和“进而有为,退而有序”的基本思路,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尤其 “十五”以来,陕西省国企改革进入了一个大范围、多领域、深层次的攻坚阶段。这一时期的改革进程大体可用“六个逐步深入”来概括：一是从工业企业改革试点逐步扩展深入到改革所有工业企业；二是从改革工业企业逐步扩展深入到改革商业、外贸、建筑、房地产、金融、服务等各类企业；三是从以企业改革为中心环节逐步扩展深入到各项配套改革；四是从企业改革逐步扩展深入到调整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五是从企业的转机建制逐步扩展深入到包括技术、结构、管理和体制在内的整个制度创新；六是从单个企业的改革脱困逐步扩展深入到从整体上搞好国有经济。围绕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大力推进多种形式的改革,国有企业获得了新的突破和进展。
(一)改制和重组成效显著,国有资本有序退出加快
公司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种有效形式,陕西省通过吸引各种经济成份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股份制正在逐渐成为陕西省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一是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重要企业由国家控股,积极吸引民间资本、外资等各种战略投资者参与国有大中型企业股份制公司制改革,国有企业一股独大的状况正逐渐改善,一般竞争性企业国有资产已由绝对控股向参股或全部退出过渡。截至2004年底,全省大中型企业中,已有300多户进行了公司制改革,改制面达73.1%,其中国有独资公司占12％,多元投资主体的有限责任公司占41％,股份有限公司占38％。二是省属“三个一批”75户国有企业改制重组取得新进展。截至2004年底,75户试点企业改制工作已完成22户,占总数的29.3％；正在实施改制方案的21户,占28％；方案已经成熟正准备报批的企业15户,占20％；正在修订完善改制方案的企业17户,占22.7％。
(二)国有企业战略重组使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结构调整初见成效
国有企业通过改革重组、关闭破产等多种形式致使总户数逐年减少。以工业企业为例,2004年底,陕西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总户数为1222户,比1998年减少439户,年均递减4.4%。在国有企业总户数逐步减少的同时,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成效初步显现。改革重组进一步增强了国有企业活力。
1、以优势大企业为依托,加快推进结构调整,推动生产要素向优势企业流动和重组,努力做大做强支柱产业和优势产业,提升产业素质,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集团(公司)。近几年来,陕西省本着“不求所有、但求所在”的原则,面向国内外招商引资,引进战略合作伙伴,吸引外资、民营资本和沿海资本加盟陕西省优势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国有企业。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陕西省实施了一批资产重组项目,如青啤兼并汉斯、西安日化与运城盐化局合资设立南风日化、西安石化总厂整体划转中国新星石油公司、深康佳重组如意电器厂、海航兼并长航等,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以来,陕西省大力实施开放式重组战略,不断拓宽省外、境外企业参与陕西省国有企业改革重组的渠道,将国有企业内部转制与引进资金相结合,将存量调整与增量投入相结合,将企业改革与产品和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全面推动企业机制转换和产品升级,使重组企业成为陕西省国企改革的新亮点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2001年,完成了北人股份(行情,论坛)整体承债式兼并陕印机、湘火炬合资重组陕齿总厂的项目。2002年9月,陕汽集团与湘火炬合资成立了陕西重型汽车有限责任公司。随后几年里,相继有中国铝业公司对陕西有色金属集团公司进行了资产重组,法士特与美国伊顿的合作,比亚迪收购西安秦川汽车公司股权,陕西煤业集团公司完成组建并正式运营,浙江广厦(行情,论坛)集团成功重组陕西路桥工程公司,略阳钢厂引进民营企业东岭集团合资共同组建了陕西略钢有限公司,省高速公路集团兼并重组了陕国投,香港华润重组陕西天王集团,南京斯维特集团重组长岭集团,省水电工程局上划中国水电工程局总公司已获国务院批准。这一大批重组项目的推进,标志着陕西省国企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2、关闭破产了一批扭亏无望的企业。2000年至今,国家共批准陕西省64户企业列入政策性关闭破产计划,其中(中央驻陕企业26户、省属企业24户、市属企业14户),共涉及职工23.56万人(其中在职职工15.95万人、离退休职工7.61万人),资产总额116.7亿元,累计拟核销银行呆坏帐准备金和资产管理公司损失数103.35亿元。截止目前,64户企业中已破产终结项目33户,已进入破产程序项目14户。其中,列入国家政策性破产盘子的24户省属企业,共涉及职工12.79万人(其中在职9.08万人,离退休3.71万人),资产总额69.67亿元,共争取中央财政补助25亿元,核销银行呆坏帐和资产管理公司损失26亿元。截至上半年,三里洞煤矿等9户企业已破产程序终结。陕西钢厂等7户企业已经进入破产程序。在尚未启动破产程序的8户企业中,3户煤矿企业由中央财政托底,剩余5户企业将根据省财政托底资金安排情况,逐户安排启动破产程序。陕西省计划2005—2008年国有困难企业关闭破产总体规划和分年度实施计划方案,共涉及64户省市属企业,职工总人数12.4万人。
3、放开搞活了一批国有中小企业。陕西省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以产权改革为重点的实质性阶段。1999年,又适时地将放开搞活国有小企业的政策扩展到国有中型企业。截至2004年底,通过各种形式改制、改组的国有小企业已达4500多户,占国有中小企业总数的90.3%。国有小企业已基本放开搞活。
4、国有企业改制和国有产权转让进一步规范。在推进国企改革中,亟需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统一、规范、有序的产权交易市场。为此,陕西省于2004年1月18日成立了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陕西分所暨西部产权交易所,对促进国有产权流动,吸引战略投资者,规范产权交易行为,加强交易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西部产权交易所成立至今,共完成25宗产权交易,交易总额33.3亿元,融入资本5.87亿元,资产平均增值率13.87%。
5、随着股份制改革工作的不断加大,企业上市工作也取得较大进展。截至2004年底,陕西省共有股份制有限公司320多家,进入市场辅导企业70多户,完成辅导验收的企业21家,上市公司33家(其中国内上市27家,香港主板1家,香港创业板3家,新加坡2家),总股本达到61.4亿股,国有股(国有法人股)30.51亿股,国有股权占56.8%；流通股25.62亿股,占全国上市公司总数的1.99%,居全国第19位,西北地区首位。另外,陕西省煤业集团公司等几户企业的海外上市工作正在加紧进行。
(三)国有企业资产规模扩大,资产由传统行业向支柱行业集中
以工业企业为例,2004年底,陕西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资产总额3400.08亿元,比1998年增加1951.52亿元,年均增长22.5%。在国有企业总体资产规模扩张中,国民经济基础产业资产向支柱产业集中。分布在基础性行业纺织、冶金、机械等的资产达到890.62亿元,占全部国有企业资产总额的26.2%,该比重比1998年的34.7%下降了8个百分点；分布在煤炭、石油化工、有色、电力、电子等支柱行业的资产为2168.21亿元,占全部资产总额的63.8%,比1998年的48.7%提高了15 个百分点。
(四)国有企业体制架构及其与政府的关系已发生了深刻变化,从计划经济的生产主体到面向市场的经营主体的转换已初步完成。国有经济的控制力逐步增强,国有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持续大幅增长。
自1999年国有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止跌回升后,到2004年已经连续5年创历史最好水平,其中：实现利润从1998年的-25.08亿元提高到2004年的213.61亿元,增加238.69亿元。2004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实现税金总额158.48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税金总额的85%。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增利润中,有80%以上来自于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国有经济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和领域的控制力进一步增强,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持续快速增长,确保了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总量的稳步增加。
三、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几年来,陕西省国有企业经济效益连创历史新高,但我们应该看到,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尚未解决。也要清醒地看到,国企改革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长期过程。前一阶段,由于改革不配套,规则不健全,国有资产出资人没有完全到位,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比如,在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中,一些地方将其片面的理解为“国退民进”,甚至一卖了之,损害了出资人、债权人和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引起相关职工的不满和社会各方的关注；再比如,在企业改制和产权交易中,一些地方也局部存在着暗箱操作、低估贱卖、自卖自买、转移藏匿等不规范的作法,出现了侵占、侵吞国有资产的违法违纪行为,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又如,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实际工作中,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还没有真正转移到适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轨道上来,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结构还没有真正形成等等。在经营业绩上,一是仍有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处于亏损状态；二是效益增长不平衡,利润主要集中在少数行业中的大型企业；三是一般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中小企业效益普遍偏低。
这些问题不抓紧解决,陕西省国有企业就不能适应建设西部经济强省的需要,不能适应全国统一市场发展的需要,不能适应加入世贸组织后对外开放形势的需要,有可能丧失当前深化国企改革的良好机遇,面临的困难将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
1、改制不彻底,改制“夹生饭”普遍,遗留问题较多。部分已改制的企业成为“翻牌公司”,没有真正触动产权,产权多元化推进迟缓,国有资本在国有控股企业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特别是集团公司几乎都是国有独资公司,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一些企业的母子公司体制不规范,在财力、资产、人员及机构等方面没有真正分开,母子公司的体制性矛盾突出,母公司侵占子公司利益的现象比较普遍；一些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不规范、不完善,大股东操纵和“内部人控制”现象突出,国有资产出资人没有真正到位,“新三会”和“老三会”的关系不明、权责不清,常常产生相互掣肘和内耗现象；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尚未形成。由于改制不彻底,存在很多遗留问题。例如,一些改制企业的职工身份未转变,现在来解决此问题就很难；以资产安置职工的企业股权十分分散,现在要集中股权很困难,这种平均持股方式对企业决策很不利等等。
2、有些改制企业的经营机制并没有真正转变,经营状况没有根本改观。部分企业的经营决策仍然依赖个人或少数人,没有形成适应市场经济的科学决策机制；“三项制度”改革不彻底,没有形成优胜劣汰、奖勤罚懒、不断创新的激励机制；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动力仍然不足,缺乏发展后劲。由于改革不到位,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仍然很弱,经济效益没有明显提高。
3、巨额资金缺口困扰着国企改革推进的步伐。目前,陕西省国企改革已进入攻坚破难阶段,要解决长期积累下来 的各种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尤其是解决“钱从那里来,人到那里去”的问题,需要付出巨额的经济成本及社会成本。虽然陕西省通过资产和土地变现、政府补贴、资本运营、调整政策等措施筹集和降低了部分改革成本,但国企改革成本的巨大资金缺口仍是需要倾力破解的主要难题。具体表现为：一是政策性破产企业所需财政托底资金严重短缺。国家已经批准陕西省政策性破产的24户省属企业中,由于财政托底资金不能及时到位,致使改革成本不断增加,也造成企业不稳定隐患增多。2005年,陕西省拟推动5户省属企业进入破产程序,经测算共需托底资金5.85亿元,而省财政预算中用于破产托底的费用仅为1亿元。另外,从陕西省结构调整的角度出发,预计有28户省属企业要进入破产计划,涉及职工10万多人,预计需要托底资金近35亿元,现有的财力无法支付。二是企业改制需要清偿拖欠职工的各种费用数额巨大。陕西省企业拖欠职工工资、“三金统筹”、集资款等费用现象普遍存在,在亏损、停产、半停产企业中尤为突出。省国资委监管的120户省属企业中,就有35户亏损,47户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根据对陕西重型机器厂等30户省属企业调查,拖欠职工各项费用合计13.7亿元,人均拖欠1.86万元,其中15户停产半停产企业拖欠费用合计9.9亿元,人均拖欠费用达到1.2万元。拖欠职工的各种费用不能及时清偿,已严重影响国企改革进程。 拖欠职工的工资和社会统筹费用直接影响到职工的生活和正常退休,极易引发不稳定事件。三是今年要基本完成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办法向失业保险并轨。从2005年6月起,省上将不再拨付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将有大量的下岗职工出中心。这批人员年龄偏大,技能单一,再就业难度大,情绪不稳定,与企业的矛盾十分尖锐,职工安置问题对企业的压力很大。据劳动部门提供的数据,今年拟出中心的职工大约8万多人,其中省属企业2.4万人,预计需要由省财政支出的经济补偿金和接续社会保险等费用8亿多元。陕西省属欠发达地区,财政是吃饭财政,新增就业的机会有限,职工历来有信任和依赖政府的传统习惯。如何从陕西省的实际出发,在不过多增加财政负担,又坚持政策原则的情况下,妥善安置职工,降低改革成本,不出大的乱子,需要认真研究,妥善处置。
4、不少企业的债务包袱比较沉重。上世纪80年代中期实施的“拨改贷”、“利改税”改革措施,在取得明显成效同时,实际操作中也出现了一些负面效应和后遗症。由于当时我们的税收体系尚未完整建立,税收界限一时难以准确区分,加上企业经营体制正处于急剧改变的过程之中,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还发生着重要作用,造成一些企业向银行大量借贷却逾期难还,从而埋下了国有企业负债率过高的根子。尤其一些是以银行贷款为主新建的企业,从建厂之日起,就一直背负着沉重的债务包袱。西安煤矿机械厂始建于1951年,企业经过五十多年的发展,已成为我国生产综采大功率采煤机的的重点厂家之一。该企业债务负担沉重,所欠债务中,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贷款本息合计为2.37亿元,占总负债的64.4％,每年仅付利息就高达1300万元。累计拖欠税金3978.9万元,拖欠职工工资1350.8万元,拖欠职工医药费累计1500万元。另外还有1560名离退休人员,企业每年承担额外补差工资46.8万元,医药费100多万元。这种状况在陕西省的国有企业中普遍存在。陕西华电材料总公司是我国生产电子信息产业基础材料的军工企业,1959年在山东建厂,1965年因三线建设由山东迁至陕西洛南,企业曾是国内覆铜板行业排头兵,电子行业利税大户。企业“三线”搬迁及建新厂,正赶上国家宏观政策调整,特别是投资体制“拨改贷”政策的变化,使总投资3.14亿元中约85％为银行贷款,而且又有相当一部分资金用于企业非经营性资产投资,从而导致公司从一开始就出现资金成本过高、银行债台高筑,筹资、融资无门等弊端,使得当时启动“八五”生产线所需7000万元流动资金未能到位,新建覆铜板生产线难以发挥其效能,生产经营陷入极度困境,举步维艰,从1996年至今连续亏损9年。债务压力加重了企业的负担。
陕西省国有工业企业的债务负担高于全国水平。2004年,陕西省国有工业的资产负债率为64.6 %,比全国工业59.3%的水平高 5.3个百分点,在全国31个省(市)低于青海、江西、贵州、河南、广西、湖南、山西、四川,排第9位。2004年各省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资产负债情况
省份 资产总计（亿元） 负债总计（亿元） 资产负债率％
青海 867.72 626.27 72.2
江西 1843.65 1275.47 69.2
贵州 1653.39 1116.58 67.5
河南 4680.82 3152.1 67.3
广西 1627.55 1092.26 67.1
湖南 2899.02 1940.51 66.9
山西 3708.35 2463.74 66.4
四川 4142.34 2736.38 66.1
陕西 3400.08 2197.19 64.6
河北 4817.41 3089.12 64.1
宁夏 529.37 338.47 63.9
内蒙古 2029.5 1282.28 63.2
甘肃 1985.62 1234.36 62.2
吉林 3107.46 1923.88 61.9
安徽 3088.87 1894.87 61.3
江苏 5440.3 3279.16 60.3
天津 2921 1756.8 60.1
重庆 1822.58 1096 60.1
辽宁 6587.14 3948.34 59.9
山东 8374.07 4908.78 58.6
湖北 6194.38 3604.41 58.2
黑龙江 3812.71 2152.91 56.5
新疆 1860.04 1048.68 56.4
海南 295.41 166.29 56.3
福建 1806.07 1006.12 55.7
广东 6416.43 3553.07 55.4
云南 2495.21 1313.65 52.6
浙江 2330.15 1179.36 50.6
北京 3801.26 1870.07 49.2
上海 6979.88 3024.44 43.3
西藏 75.99 19.63 25.8
分企业看,2004年陕西省规模以上国有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高于80%的工业企业共有501家,占陕西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16.1 %。其中220家企业已经资不抵债,占陕西省工业企业的7.1%。
5、效益较好的企业比重不高。目前,陕西省国有工业的效益状况不容乐观。2004年,陕西省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有547家发生亏损,占规模以上国有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44.8 %,比全国平均水平35％高出9.8个百分点,在全国31个省(市)只低于天津、新疆、云南、广西列第5位。93 家企业的盈利为零,占8.02 %；有62家企业的盈利在万元以内,属微利企业,占5.3 %；有96家企业的盈利在10--50万元之间,占8.3 %；有47家企业的盈利在50--100万元之间,占4.1%；盈利超过100万元的企业有251家,占21.6 %,其中盈利超过1000万元的企业113家,占9.7 %。2004年各省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亏损面情况
企业单位数（个） 亏损企业（个） 亏损面％
天津 1333 870 65.3
新疆 656 323 49.2
云南 855 397 46.4
广西 1258 576 45.8
陕西 1222 547 44.8
辽宁 1156 483 41.8
贵州 974 402 41.3
宁夏 138 56 40.6
黑龙江 974 388 39.8
安徽 708 274 38.7
广东 2009 770 38.3
福建 826 310 37.5
北京 1331 494 37.1
海南 268 99 36.9
江西 984 358 36.4
吉林 943 322 34.1
甘肃 690 231 33.5
重庆 537 176 32.8
湖南 1598 520 32.5
河北 1670 540 32.3
湖北 1464 451 30.8
浙江 848 258 30.4
青海 225 67 29.8
江苏 1141 333 29.2
内蒙古 549 160 29.1
河南 1667 480 28.8
山西 1139 324 28.4
上海 1575 432 27.4
四川 1022 271 26.5
山东 1832 472 25.8
西藏 157 28 17.8
6、国有企业生产能力闲置问题比较突出。目前,陕西省很大一部分国有企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开工不足的问题,产品不能很好地适应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的要求,单位资产产出率大大低于全国同行业的平均水平。从2004年的情况来看,单位固定资产净值实现的工业总产值1.13亿元,低于全国同行业平均水平0.36亿元。其中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2的企业共有710家(其中91家为零),在陕西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这部分企业的数量占27.9 %,资产占25.1 %,从业人员占20.9 %,工业总产值占11.7 %。
7、人才流失严重。陕西省国有企业大多没有完全建立合理、有效的人才资源管理、调配和激励机制,国企职工相对贫困化,其收入水平越来越与外企、合资企业、其他非公有制企业等拉大距离,造成国企人才优势逐步丧失。尤其是陕西省一些“三线”老国有企业,地处秦岭山区,地理位置偏僻,职工收入水平和住房条件差,致使专业技术人才流失严重,给企业安全生产和职工队伍稳定带来许多隐患。企业的发展需要人才。但由于条件太差,大学本科以上人才难以引进。人才难以补充,在岗的技术开发人员和稍有经验的技术工人和技术骨干却不断流失,加重了企业高科技人才匮乏的局面。
8、企业办社会职能负担沉重,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和非经营性资产及相关人员难以有效分离。由于历史的原因,国有企业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企业办社会现象。学校、幼儿园、医院、招待所、甚至社区委员会、基建处、公安处、物业等企业主体以外的企业办社会或附属机构一应俱全。铜川矿务局从成立到现在已经49年,截至目前全局共有中小学校20多个,医疗院所24个,物业管理机构30个,各个基层单位还设有公安武装、计划生育、社区管理等公益性机构,年负担费用8000多万元。这些企业办社会机构都是在计划经济时期产生的,所有费用都由企业直接负担。虽然国务院出台了向地方政府移交企业办社会职能等政策,但因地方政府财力有限不愿承接。西电公司从事社会职能的人数约2000人,占现有职工的10％左右。据企调队对陕西省210户国有企业调查,目前每年要支付办社会的费用高达5.25亿元,平均每户企业支付250.18万元。西安市就有厂办幼儿园、中小学100多所,医护人员2万多人,每年需要支付的费用高达3亿元以上,这种现象无疑加大了企业的负担,也为移交地方增加了困难。随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陕西省国有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的步伐尽管有所加快。截止2005年3月底,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共完成13户大中型企业,新改制成立了26个单位,分流安置富余人员9224人,享受税收减免470万元。
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进展严重滞后。国有企业部分拨款、实行独立经营或承包经营仍然是大多数企业办社会的主要经营方式。在企业办的学校、幼儿园、医院诊所中尚有三分之一机构经费来源依靠企业全额拨款,企业办的食堂、宾馆、招待所中多数为独立经营或承包经营且自负盈亏。由于职工的自身利益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相对滞后,企业不好推出,地方不愿接收。另外,国家对中直企业分离办社会政策不统一。如在陕铁路系统分离办社会,铁路只负责3年经费,3年后地方政府承担。而对中石化等中直企业分离办社会,经费由财政部负担。同是中直企业,不同政策,地方政府不好协调。原应由社会承担的一些压力,全部压在企业身上,这是造成企业劳动率低下和经济效益不高,经济负担过重的一个重要原因。
9、部分军工企业存在问题突出。陕西省是“一五”、“二五”和“三线”建设时期形成的老工业基地,军工企业、三线企业数量多,职工队伍庞大且对企业高度依赖。这些军工企业在完成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任务以后,大部分已很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形势的需要,有的已经完全丧失了生存能力,存在许多问题：一方面,设备利用率低,大多企业因军品过时,任务少,新品开发费用大,资金压力重。另一方面,民品在本来就落后于市场经济的情况下,要想突破,在市场上占一席之地,除了决策、研制、生产上的层层超越之外,在市场运作方面也加大了难度,而军工企业把资金基本用于军品开发或解决历史包袱,用于民品开发的资金较少,有限的民品开发也大多是小打小闹,真正形成气候的少。另外当军品任务较多时,民品开发和生产受到挤压,也影响了其可持续性发展。
四、坚定不移地把国企改革继续向前推进
当前,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必须坚定不移地把国有企业改革继续推向深入。面对下一步国企改革和国有经济布局及结构调整的艰巨任务,我们必须坚持改革的方向,坚定发展的信心,大胆探索,勇于实践,坚定不移,积极推进。当前,需要着重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对国有资本进行有进有退的调整,抓大放小,使国有资本向国家必须控制的行业和领域集中。
1、国有资本是特殊的宝贵资源,它的重要作用是保障国家安全和国家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为此,国有经济应保持必要的数量,但更重要的是国有资本分布的优化和质量的提高。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资本布局,改变国有经济分布过宽,涉足领域过多,整体素质不高的状况。对广大中小企业,要以地方为主采取改组、联合、兼并、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更加灵活的方式进一步放开搞活。一般来讲,民间资本可以进入并愿意进入的竞争性行业和领域,新增国有资本就没有必要再投入。要发挥国有经济在关键领域和重要部门的主导和控制作用。主要发挥安全与稳定功能、调控与引导功能、支撑与服务功能。国有经济要着眼国民经济发展大局,在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和保证。国有经济要着眼发展公共产品和高风险的高新技术产业,为非国有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国有经济应该通过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来发挥其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
第一,国有经济重点发展和加强的领域。(1)运输和通讯,如干线高速公路、干线通讯网、铁路、空运、输电网、输油和输气管道。(2)能源或其他不能再生的矿物资源,如煤炭、大型电力工程以及重要矿物原料等。(3)某些最重要的支柱产业,如通信设备、医药、精密机床和仪器、汽车、飞机制造等。(4)科研、教育的发展以及高新科技和新产业部门的创建与开发。
第二,国有经济可不介入或非重点配置的领域。(1)一般的制造业,特别是轻工、食品业。这些部门的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需要有选择的配置。(2)零售和批发贸易。在这些领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国有企业发展迅速,国有经济的比重大幅度下降。
第三。不能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领域。这包括生活服务、餐饮、小商品的生产和供应等,这个领域大多是小企业。从国有经济职能要求出发,国有企业并没有进入这一领域的必要,这些领域的国有企业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
2、要大力推进国有经济不同实现形式的改革,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是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要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止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清理和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消除限制国有民营的体制性障碍,让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有同等待遇。
3、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垄断行业是我国国有经济最集中的领域,应放宽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国有垄断的格局,要对有条件的企业实施股份制改造,借力“非国有资本”推进多元持股,促进垄断企业转变经营管理机制,提高服务质量。
(二)改革国有资本的管理、监督、运营体制,使企业的国家所有权到位又不越位
市场体制与国有经济结合的基本途径是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与国家所有权职能分开,这就产生了一个国有产权委托代理和监督的问题。因此,建立符合市场经济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运行机制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项基本任务。企业追求利润的动力,防范风险的谨慎都来自所有者。离开所有者的激励和约束,企业内部人必然产生非正常行为,国有资产流失难以避免。国家投资和拥有股份的企业走向市场的基础条件是包括国家在内的所有权必须到位。政府在企业外过多的干预不能克服企业内所有者缺位带来的一系列弊端。现行的政企不分的国家所有权管理体制、责权不清的国家所有权委托代理关系是国有企业机制不活、国有资本运作效率低、甚至国有资本流失的重要原因。比如一些地方政府不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习惯用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生活,造成权力寻租,市场信用缺失等。在我国确立起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情况下,在我国全面对外开放的情况下,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已是当务之急。
(三)加快推进和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建立完善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国有企业的改制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必由之路,事关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大局,为确保国有企业改革顺利推进并取得实效,应着重抓好：
(1)力促改制与建制双向驱动
通过改制促成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健全,是国有企业发展与国有经济调整的条件和基础。因此,在推进改制的过程中,决不能“一改了之”,必须坚持改制与建制并举。我们看到,在以往的改制中,改制流于形式的现象和“重改制、轻建制”的倾向,在各地不同程度地存在,使改制效果大打折扣。不少改制后的大型国有公司制企业(集团),法人治理结构仍不健全。实践证明,改制与建制同步到位,才能确保改制的实效和国有企业的健康发展。
(2)确保改制操作科学有序
基于国有改制退出工作的复杂和任务之艰巨,作为行使国有资产所有权的政府,提高操作的科学性显得十分重要。在改制操作的宏观面看,要从以下方面提高改制工作的效率与实效。一是要有整体性,努力使国有企业改制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有机结合,与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的方向相结合；二是要有灵活性,根据企业的所处行业和效益等不同情况和条件,选择既有利于企业运作又符合区域经济长远发展的改制退出方式,并注意区分轻重缓急,掌握改制退出的节奏。
(3)营造国有企业改制退出的环境条件
对面广量大的国有企业进行改制,既要行政推动和市场推动并用,又必须提供必要的环境条件。从外部环境看,主要是健全法律法规、完善市场体系、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为此,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大力推进各项配套改革,努力降低国有企业改制的交易成本,消除退出壁垒；从企业内部看,主要是改制成本的支付、人员的流向安置、历史债务负担的划转等问题,处理好这些条件因素,是确保改制规范化运作、国有资产免于无谓流失的关键,也是做好社会保障、维护社会稳定的要求。
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的必然要求。企业的体制不理顺,其他就无从谈起。目前,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框架已初步建立,但用规范的公司制标准来衡量,国有企业的改制还不够彻底、不够完全,如有些企业的公司章程还没有得到全面有效的贯彻落实；企业法人治理结构还不完善；母公司对子公司实施管理、监督、控制和协调的功能尚未有效形成；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之间的相互制衡关系在实践中还有待进一步理顺等等。国有企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改制,还有很多艰巨的工作要做。一是解决职工思想观念滞后的问题。一方面要组织广大职工深入学习《公司法》,为真正实现公司制运作奠定思想基础；另一方面要广泛地组织学习公司章程。公司章程是企业内部管理体制、经营机制的规范性文件,是企业各级组织和每个员工必须遵守的。只有了解和认同公司章程,才谈得上贯彻和落实公司章程。二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大胆改革与新体制不相适应的方面。企业管理层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发现和分析存在的问题,制定改进措施。对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新三会”与“老三会”的关系尚未理顺,管理机构的设置和人员编制不符合改制要求,劳动用工、人事和工资分配三项制度的改革没有实质性突破,管理手段不够先进,内部产权比较单一等问题,应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拿出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三是各项工作应与公司制相对接。想问题、订计划、作决策、办事情,要摆脱旧体制的束缚,在公司制的大环境下去思考和谋划。在工作方式上,既要注重过程,更要注重效果,讲求实效,提高效率,使管理方法适应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切实把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措施和要求落实到各项具体工作中。
(四)加快推进相关配套改革,正确处理改革和保持企业与社会稳定的关系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需要企业自己的主观努力,同时也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和相应的体制保证。为此,财政、税收以及金融体制等,都要做出相应的改革,以建立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和调整的稳定的资金渠道。特别是要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加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使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覆盖城镇所有用人单位及职工,实现各种保险管理和服务社会化。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们提出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以后又把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配套措施,但又没有许多实际有效的措施跟上。很多社会问题的产生与社会改革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滞后相关。改革不到位是主要原因。不加快改革,整个经济的平稳发展就缺少了制度保障。今后几年,经济的良好运行,将取决于三个重要条件：一是要有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和市场环境；二是要保持稳定的社会环境；三是要建立和完善以市场为导向的宏观调控体制。要具备这三个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转型和充分发挥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陕西省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建立,就业、住房、各相关要素市场、投资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也在逐步深入,但为加速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程,各项宏观配套改革仍须往纵深推进。
国有企业改革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变革,前进道路上面临着机遇,也充满了挑战。我们要破除一切妨碍发展的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按照党中央确定的方针政策,把握方向,规范改制,大胆探索,勇于实践,坚定不移的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保证国有企业改革沿着正确的道路继续前进,让不断发展壮大的国有经济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资料来源及参考文献：
《陕西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
陕西省国资委：《关于陕西省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情况的报告》
《经济日报》：《坚定不移地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课题负责人：王俊民
课题组成员：晁文庆 杨志俊 韩豫 赵娟 刘树枫(西安财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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