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的最后一天，中国几大门户网站都在同时转载了一篇文章，题目也做得颇为扎眼：《改革将迎来法学家主导时代？》。文章引述了上海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马光远的话：“如果说经济学家的任务是把蛋糕做大，那么法学家的任务就是把蛋糕分好。”

　　在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备受公众质疑的2005年收尾之际，这篇文章无疑受到了各方的关注。

　　人治→政策之治→法治

　　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在伦敦金融城附近一个小巷的中餐馆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研究生院副院长李曙光一边喝着酒，一边也在对我讲着类似的话——

　　“经济学曾经是中国改革初期的‘显学’，但如今，法学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法学家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

　　他甚至做了一个大胆的预言：“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是工程师治国，现在是工程师与经济学家合作治国，未来则要进入法学家治国时期。”

　　我与李曙光是相识20多年的老熟人了。他这次来英国参加一个国际破产法学术讨论会，离开伦敦前一天晚上，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邀我一聚。酒酣耳热，我们的话题也不知不觉地转到了去年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所遭到的非议之上。

　　“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其实是代人受过。”李曙光燃起了一根烟，“我认为，去年围绕着经济学家而生的那场网上风波，实际上是有关改革方向、改革路径的更为深层的争论漩涡的余波，这种深层辩论其实自从中国经济改革启动以来一直就没有停歇过。”

　　“但中国经济改革启动以来，至今已近30年，为什么如今社会各界对改革方向、改革路径的分歧，甚至比上个世纪70年代末更深了呢？”我这样问他。

　　“因为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分化得更深了，因为改革能够使各阶层‘利益均沾’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他字斟句酌地回答说，“另外，也因为中国的经济形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中国政府的管理模式却没有实现相应的转型。”

　　在餐馆嘈杂的环境中，李曙光不得不提高音量，进一步解释他的话：“市场经济有两种，正如有些经济学家所说，有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之分，但他们并没有说明坏的市场经济是怎么样的。我认为，坏的市场经济实际上有两种：一种是畸形的市场经济，另一种是混乱的市场经济。中国现在正处于畸形的市场经济阶段，而畸形的市场经济，是以政府的高管制度为特征的。”

　　在李曙光看来，1978年经济改革启动以前，中国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全能政府时代，1978年到1992年间是高管制度政府，1992年到现在，中国则处于高管制度向中管制度转型的时期，这个时期可能会一直持续到2010年。这一阶段属于高、中管制度的手段都有，以中管制度为主。到2010年以后，则是中管制度向低管制度走，而混乱的市场经济可能会从中管制度向低管制度过渡期间开始。

　　李曙光的思绪似乎与他吐出的烟圈互相缠绕，言谈则与邻桌的杯盏交错声相互挤撞：“在高管制度向中管制度转型的时期，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市场经济的利益集团和利益主体力量逐渐增大，形成了一种市场主体和政府谈判的机制。利益主体之间有博弈，跟政府之间有博弈，与劳动者之间也有博弈，这个时候就可能会出现软政府，或者说低管制度政府。接下来就会出现混乱的市场经济。畸形的市场经济还是政府的力量比较大，混乱的市场经济开始以后政府的力量就弱化了，市场的力量跟政府可以进行博弈了。混乱的市场经济可能最需要的就是法治——如何降低谈判的成本、交易的成本、冲突的成本，只有通过法律。”

　　离开餐馆后，我们在周末夜晚的伦敦金融城漫步，李曙光仍边走边谈：“中国改革近30年来，出现了很多国家都没有的高速经济增长，速度是惊人的，GDP的增长幅度在全世界一直名列前茅，但另一方面，现在中国也出现了大量的问题：如‘三农’问题、两极分化的问题、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下岗的问题、腐败的问题。这是中国完整的改革的图景。为什么会呈现这样一个图景？就是因为中国选择了一条政策之治的道路，这是中国改革的主线。政策的特征是短期化的、灵活的、就事论事的，遇到障碍、具体问题就采取对应的一些对策的。中国改革的下一步路径实际上是要完成从政策之治向法治的历史转变。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实际上就是从人治向政策之治、再从政策之治向法治的转型。”

　　“那么，政策之治与人治有什么区别呢？”我忍不住打断他。

　　李曙光略作思考后说：“改革开放以前，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是处于人治阶段，改革启动后，人治的影响力还存在，但更多的是通过政策之治这种治国理念方式来表达出来的，这当中也渗透了一点法治的理念。由于它不是完全的人治和完全的法治，政策之治有非常强的政治特征，政策之治主导了中国的改革。像大家讲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还有我们现在的宏观调控，在学术界和企业界都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大家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这都跟政策之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密切相关。中国下一步如果不能完成从政策之治到法治的转型，那中国的整个经济转型、政治转型和社会转型就会出现重大的问题。”

　　做蛋糕与分蛋糕

　　与李曙光分手后，我又联想起律师马光远去年岁末的一席话：“过去十多年来，由于经济学家在效率优先的思想指导下所建议的一系列政策对公平有所忽略，因此，今后中国能否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关键是法律规则的制定，必须由法学家对以往的法律进行重新清理，注入公平的观念，让民众恢复对法律的信心，确立法律的最高权威和尊严，因此未来改革更需要法学家发挥更多的作用。”

　　不过，李曙光和马光远都是从事法律工作的，可能难免出于偏爱而对本行业的作用过于高估。

　　回到家后，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又上网搜索了一番，不料搜出了我原来在中国的新闻界老同事王安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经济学家走下神坛 法学和社会学应成显学》

　　文章倒数第二段这样写道：“在改革开放20多年中，经济学家确实风光，但也遭骂不少。学者卢周来认为，经济学家错位了，他们挨骂是在公共领域，而不在经济学领域。中国经济学家启蒙之后就该归位了，或者叫边缘化了。现今经济改革已是政治层面的改革，这时候经济学到了应该淡出的时候，法学和社会学应该是显学了。”

　　我和王安也有10多年未见面了，别的变化我不敢猜，但有一点我十分清楚：王安不是学法律的，他是学统计出身的，后来也一直为中国报章撰写财经(相关:理财 证券)评论。他文章所引述的卢周来，则是一位经济学家。

　　但普通的中国网民似乎谁也不买账。在搜狐网岁末发表那篇《改革将迎来法学家主导时代？》文章不久，一位网友立即跟帖说：“专家害人还不够吗？？”

　　另一位网友也跟帖质问：“什么时候才轮到我们老百姓主导呀？”

　　还有一位网友针对马光远的“法学家分蛋糕”一说，如此回应：“为什么不在经济学家做蛋糕的时候，同时让法学家把分蛋糕的规则定好呢？就好比一个家庭，菜饭做好，也需要把每一个成员的碗筷准备好呀！所以，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的作用，不管什么时期，都同等重要，而做蛋糕需要大家动手，分蛋糕，更需要全体成员的监督！”（摘自《金融时报》中文网络版 ）

(责任编辑：雨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