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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振华因松花江污染事件去职后，环保总局依然高调为政，“举一反三”，却不“明哲保身”
环保总局屡屡发威，与其说是“提高地位”，不如说是“恢复地位”
环保总局在挺直腰杆中遇到的最大阻力：地方领导干部的观念、干部政绩考核标准、地方保护主义以及现行的条块分割环保体制
环保事关全民利益，最易达成社会共识与共赢，是进行民主法制试验的最佳领域
2月7日，国家环保总局打出重拳：从即日起，对9省11家布设在江河水边的环境问题突出企业实施挂牌督办；对127个投资共约4500亿元的化工石化类项目进行环境风险排查；对10个投资共约290亿元的违法建设项目进行查处。
一场“环保风暴”，又从国家环保总局刮向各地。
此前的1月24日，上任不久的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披露，松花江污染事件后，环保总局已对全国沿江沿河化工企业进行了拉网式排查。“我们要在春节后把这些企业曝光。”周生贤说。
两周之后，受周生贤委托，副局长潘岳将查处情况向媒体公布。
“但我必须再次声明，这不是来得快、去得快的‘风暴’，而是长期坚持不懈的执法行动。”2月7日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潘岳表示。
这位46岁的副局长，一年之前曾代表环保总局对电力行业刮起了首次“环保风暴”，叫停了没有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30家特大项目，一时间被人称作“潘旋风”。
当“潘岳为官高调”的评论纷纷而至时，他叹息道，自己这样做与其说是“博得美名”，倒不如说是“不负良心”。正常的履行职责激起这么大的反响和争议，恰恰说明在此之前，“环保”在重大决策和公共视野中缺席太久。
而此间的背景，则是新一届政府“以人为本”理念及“可持续发展观”的确立——在以前，诸如环保总局这样的“弱势部门”，潘岳这样的“个性官员”，难以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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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明哲保身，不怕树敌太多
记者：2005年，环保总局做了很多事情，有声有色，但在松花江污染事故后，板子打到环保总局身上，解振华局长去职。有评论说环保总局应该吸取教训，做事不要过分高调。在很多人认为要明哲保身的时候，你们却又刮起环保风暴。做官为什么要如此另类？
潘岳：松花江事件将在中国环保史上留下永远的印迹。它证明了“环境危机”不再是危言耸听的预言，也宣告了中国的发展由此进入了一个环境高风险的阶段，应对这一风险，成为执政者最严峻的挑战之一。
松花江事件反映出环保系统在危机处理上有深刻的教训要吸取，例如信息披露制度与应急速度等。中央希望我们“举一反三”，我们正在这么做。但举一反三的结果不是“明哲保身”，而是继续改革，勇于战斗。
现在的这次行动完全符合国务院的要求，得到了周生贤局长的大力支持，环保总局领导班子的认识也高度一致。我不觉得自己孤单，因此也不觉得自己“另类”。
记者：你当国有资产管理局副局长时，清查海外国有资产和国有资产流失大案；当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时，亲临现场收拾造假企业；当体改委副主任时，提出政改报告，呼吁宗教改革，得罪了不少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任环保总局副局长没多久，就提出绿色GDP和改变干部考核指标；刮环保风暴，更是直接得罪各种大利益集团。你不怕树敌太多？
潘岳：我个人的言行向来一以贯之，不会因追捧而“高调”，也不会因挫折而“低调”。至于树不树敌，我想起一句老话，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这永久的利益就是国家利益——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记者：但很多人为你的仕途担心。你不担心吗？
潘岳：为了国家利益，我只要有一点机会，有一点权力，就要这么干。
记者：最近两年，公众空前关注环保问题，也空前关注环保总局，这与环保总局展现的强硬形象有关。你们的腰杆突然硬起来的原因是什么？
潘岳：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回答，就是“时候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八九十年代是实施改革开放；未来20年将是在此基础上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年代。中央先后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念，环保是推行科学发展观的前沿阵地，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最佳试验场，我们甘当马前卒。
记者：有没有这样一种原因：作为“弱势部门”，你们想提高自己部门的地位；作为个人，想获得良好的名声。用不好听的话说，就是炒作？
潘岳：我不认为这是炒作。不管是“叫停30家”、“圆明园听证会”，还是这次的行动，我们无非是不折不扣地贯彻科学发展观，无非是真刀真枪地履行使命，无非是按照中央的要求公开行政。
正常履行职责的行为为什么激起这么大的反响和争议？恰恰说明，在此之前，“环保”在重大决策和公共视野中缺席太久。因此，与其说环保总局是“提高地位”，倒不如说是“恢复地位”。
而且，这些所谓的“炒作”激起了一场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大讨论，环保从此超出了专业的小圈子，真正走向了社会公众。在圆明园听证会上，发言的人有从外地赶来的70岁退休职工，也有12岁的小孩子，他们都拿着自己搜集的资料，对讨论主题发表严肃的意见。科学发展观要得到真正落实，必然要有强大的政治动力；催生强大的政治动力，就必须要凝聚强大的社会共识。从这个意义来说，此类“炒作”就是一场普及运动，一个预热过程，一个提升阶段。
对我个人而言，坦率地说，任何一个了解中国现实的人都知道，这样的名声并不符合许多潜规则，我这样做与其说是“博得美名”，倒不如说是“不负良心”。
记者：在挺直腰杆中，你们遇到的最大阻力是什么？
潘岳：无非是地方领导干部的观念、干部政绩考核标准、地方保护主义以及现行的条块分割环保体制。但一切阻力也是动力。
这次行动决不会虎头蛇尾
记者：你们究竟有多大的强制力？是不是还有一些不合理的大型规划，虽未经过环评，你们也无力干涉？
潘岳：从当前的实际工作看，规划环评并不乐观。有的地方和部门在产业发展上仍然
我行我素，我们无法提前介入。另外，规划环评的经费、人员也是个大问题。由于这些原因，规划环评的开展还很难，确实有一些重大的发展规划没有依法进行环评，就已“审批”通过，并且这种现象相当普遍，不仅是地方上有，国家部委也有。我们只能尽一切努力加强沟通和协调。
虽然环境影响评价法与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对这个问题有明确规定，但实际上环保部门的话语权和强制力很有限。环保部门仅仅组织规划环评文件的审查，规划环评报告书的结论以及审查意见并不具有强制效力，只是供规划审批部门参考。也就是说，环评是不是能发挥实际作用，完全取决于规划的审批部门。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很被动，如果审批部门不采纳规划环评的意见，可能连个说明都不给我们，我们也没办法。
记者：那你们遇到阻力怎么办？如果这次地方政府与企业不配合，过了时限依然故我，你们有什么强制性措施？
潘岳：如果真出现了不配合的情况，我们将双管齐下，一是对其下达停产整治决定和经济处罚。同时我们还将联合监察部，依据即将出台的《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处分暂行规定》，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
二是将检查情况和查处结果及时向上级机关报告，并向全社会公开。这次行动决不会无疾而终，虎头蛇尾。我们要对一些受到种种力量保护、“屡教不改”的污染企业，动点真格的。
环境问题是个政治问题
记者：近几个月来，中国重大环境污染事故频发，你作为主管环境保护的高级官员，请告诉公众，我们生活的环境安全吗？
潘岳：中国的发展已经进入了环境高风险时期——污染已经不是单个企业、单个地区的污染，而是布局性、结构性的污染。比如大量高污染高危险的建设项目布设在江河湖海沿岸、人口稠密区，一旦发生事故，就将威胁数百万老百姓的安全。比如中西部争上能源电力重化工基地的规划，完全不顾有限的淡水资源根本无法支撑如此大规模的开发活动；比如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在进行“摊大饼”式扩张，城区空气污染日甚一日……而且，随着经济开发活动的日益扩张，环境风险将逐渐超越地区疆界，变成全民性的问题。东部、西部，城市、农村，穷人、富人，谁也无法独善其身。
记者：为什么会产生这么严重的环境危机？
潘岳：在观念上，有不少领导干部把单纯的经济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把经济发展等同于财富积累，把财富积累当成整个社会的惟一追求。一切资源都以眼前的市场价格来定价，而忽略土地、水源、环境、生物多样性等稀缺资源的潜在价值。
不正确的发展观必然带来不正常的发展结果。比如GDP主导的干部考核机制，比如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比如强大的部门和集团利益，比如环境法律数量虽多却难于执行，比如条块分割的环保体制，这些都直接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
记者：应该通过哪些手段来解决这一问题？
潘岳：第一，用绿色GDP代替传统GDP。绿色GDP扣除了生态和环境损失，能够更全面地考量经济发展的质量，避免虚假业绩。
第二，一定要把环保指标纳入现行的官员政绩考核体系。这是最立竿见影的方法。
第三，一定要进行规划环评。这20年来，决策部门在制定开发建设规划时很少考虑环境影响，明白过来之后木已成舟。如果不从现在开始实行规划环评，我们将永远陷于防不胜防、治不胜治的恶性循环。
第四，要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用各种手段让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开发地区对保护地区、受益人群对受损人群进行利益补偿，让上游地区和保护地区专心致志地保护资源环境。
第五，要全力推动公众参与。
第六，要制定一系列环境经济政策，奖励可持续发展，惩罚高耗能生产。
记者：公众参与能起到什么作用？今后影响环境较大的重大工程中，公众如何才能参与决策？
潘岳：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在环保等公共事务上，市场向来是失灵的，转型期的政府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时刻，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往往显得力不从心。这就需要依赖公众的力量。公众是环境最大的利益相关人，拥有保护环境的最大动机，只要有合适的渠道，就能释放出巨大能量。
我们身边就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日本。日本是岛国，其人口资源环境结构比我们还要紧张，但却是世界上环保搞得最好的国家之一。上世纪中叶，日本工业化进程中经历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从1960年代起，日本公民发动了大规模的法律诉讼，媒体和民间组织也针对污染企业进行大规模斗争。1970年，反对“经济至上”的市民人数第一次以45%对33%占据社会主流，这使日本召开了首次“公害国会”，专门讨论污染问题，颁布了一系列环境保护和建设循环型社会的法律。10年之内，身为工业大国的日本形成了一个人口资源环境文化相互协调的循环型社会。这个例子充分说明，公众参与能够在可持续发展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中国公众目前的环保参与程度还很低，原因不是公众环保意识淡漠，而是缺乏参与渠道。去年环保总局对圆明园防渗事件进行了首个全程公开的听证会，就是想做一个环境决策民主化的试验。整个过程中反响之热烈和影响之深远令人深思。
在中国目前的国情下，良性的公众参与不仅能补政府力量之不足，还能大大提高公众对政府政策的认同度，更能提升国民的公共道德素质。更何况按照宪法，参与公共事务也是公民的权利。政府有义务去保障公众的这项权利。什么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佳体现？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最佳实践？什么是科学发展观的最真切的落实？什么是现代执政理念的最好贯彻？全看公众参与和政府决策间的良性互动。这是道之根本，也是大势所趋。
记者：听说你们制定了一个环评领域的公众参与办法。这好像是中国第一个部委制定让公众有渠道参与决策的办法。
潘岳：这个月我们就颁布这个公众参与办法。
记者：你曾提到，中国的环境问题不是专业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怎么解释？
潘岳：这个“政治”是一个“大政治”的概念。环境问题是工业社会的痼疾，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面临的共同难题。不管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民主主义国家，都在把“生态主义”吸纳到自己的意识形态体系中。
比起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更具备解决环境问题的基础，因为马克思主义在强调“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强调“人的全面发展”。我们与经济至上论者不同，要求珍惜自然资源，杜绝浪费；我们与环境原教旨主义者也不同，不赞成彻底否定工业文明，而是寻求创造一种既能满足需求又能减少浪费和副作用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便是我们正在研究的意识形态体系。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里，已经充分体现了这些内涵。
环境问题还是社会公平问题。公平是社会主义的一个主要政治目标，环境公平是社会公平的主要组成部分。解决了环境公平，就能够为解决社会公平问题提供经验。
环境还是一个民主法制问题。中国政府尚未完成向现代行政体制的转型，大量对环境产生重大影响的大规划、大工程、大项目在“黑箱操作”中上马，公众不知情，也没有渠道表达自己的意见，公共利益被一些利益集团大量侵蚀。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实行民主与法制，就要提倡公共参与，就要政务公开与阳光行政。环保领域既关系着全民利益，政治敏感性又相对小，最易达成社会共识与共赢，是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试验的最佳领域。
环境领域每一个问题的解决，都能为中国的改革提供借鉴。解决了绿色制造业问题，就能同步解决核心竞争力问题；解决了环境公平问题，就能够为解决社会公平问题提供经验；建立了民主科学的环境决策机制，就能够为全面的行政体制改革提供范例；解决了环境文化问题，就能够进一步完善充满活力的可持续发展文化思想体系。只有拥有这样的视野，才能够真正理解环保对于当今中国的重要性。 (责任编辑：王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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