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教授一向擅作惊人之语,不过这一回他的断言并不叫人吃惊——“中国没有真正的高新技术企业”——这几乎是业内流传已久的说法,被人在媒体上说出来也不是第一次了。
《科幻》一书仍能引起人们侧目的原因有二:其一,这是郎教授说的话,而郎教授刚刚在国内引起过一波又一波的轩然大波,正是当红炸子鸡;其二,他刚好在中国第三次举行全国科技大会、自主创新战略上升到国家战略、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正在大谈特谈科技创新之际,大声地说了这句话。
需要更正的“新”
郎教授如果在这句话中更正一个字,把“高新技术企业”中的“新”字去掉,那就要完善而且合理一些了。如果不去掉,马上就会有许多人来更正他:中国也许没有真正的高科技企业,但是高新技术企业还是有的吧?关键是如何给“高新技术企业”下个定义不是?
要知道,中国绝大多数省份、许多城市宣称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像北京、深圳、上海这样的城市,纷纷宣称其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已占到了其工业总产值的1/3甚至更多(上海的数字是40%强,深圳的数字是50%弱),如果郎教授这话成立,叫这些省份和城市何以自圆其说?
而且,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的科技主管部门,其中会有一个机构专门负责审定“高新技术企业”的资格,还有不少城市政府设有“高新办”,更不消说全国数以百计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郎教授岂不是要砸人家的饭碗?
其实郎教授也知道,这些饭碗是砸不掉的,观点嘛,仅仅是观点而已,最好的结果是能引起大家有一些反思,足矣。因为我们国家从上到下,用的都是“高新技术产业”的概念,而不是“高科技产业”,尽管有些无知者常把二者混淆——后者是指在全球真正领先的技术及产品,而前者,外延要大多了,一般来说要包括:全球领先;国内领先;国内较领先且比原来有改进。
中国真没有一家高科技企业?
即便一定要说高科技企业,难道中国真的就一家也没有吗?郎教授书中所列举的那些企业里面,一家也不是吗?没有被该书提到的呢?比如,华为(小声地)?诚然,中国真正意义上的高科技企业也许不多,郎教授所提到的那些现象让人刺痛,但是也许,还是有几家的吧(更小声地)?
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高科技落后的事实,中国的研究人员数量全球第二,与中国技术落后,二者并不矛盾。从技术革命的角度来说,中国100年来一直就是一个所谓的“追赶国家”,哪怕是越追越远,也仍还是个“追赶国家”。
“追赶国家”有多种追赶方法,说得拗口一点就叫“追赶战略”。比如说,人家领先的技术,一直未公开,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居然也掌握了,也许还比前面的人落后,但比后面的人已先进许多了,这是一种办法。
比如,人家发明了一种技术,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更进一步,或者在这种技术形成产品的工艺或功能改进上,玩出新花样,这也是一种办法,据说日本人就是用的这一招;
还有一种办法,技术也是商品嘛,你虽然研究出了新技术,但如果你愿意卖,而且我愿意买进,那就等于我获得了这种技术,这20年来中国实施的“技术换市场”,卖出市场买进技术,做一回交易,大概就是这种办法吧?这两年我们进行大反思,开始追求“自有知识产权、自有品牌”,大约是对这种方法的扬弃;
也还有一种办法,选择在技术完全更新换代的当口,在技术革命的节骨眼儿上,实行卡位战略,掐准了点儿,取得领先,这大概是韩国三星的办法吧?据说有人就建议中国的汽车产业采取此种战略,在传统汽车上咱是拼不过你们啦,但是在电动汽车上,大家都同时站在起跑线上,俺跟你玩命一把,说不定就此进入先进国家行列了呢。
只有批评没有解决方案
有意思的是,在科技界,甚至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据说对科技产业发展战略,已有了“南派”与“北派”之争,南派据说以“市场主导、企业主导”为特点,北派则以“政府主导、国家战略、依靠科研院所进行攻坚”为特点。
更有意思的是,在郎教授书中所列举的9个企业个案中,有四个——中兴通讯(深圳)、鸿海精密(台湾)、长江生命(香港)、三星电子(韩国),被“咸评”为成功的案例,除三星外,大约可归入“泛南派”之列,而四个大约被定性为失败的个案——清华紫光、方正、中关村(天哪!一间地产公司,居然被郎先生当成高新技术企业来分析?)、大唐集团,却恰恰大约可以归入“北派”之列。郎教授,我要质问你:你什么意思?是明目张胆地支持“南派”,否定“北派”吗?
争论归争论,就中央已出台的一些政策来看,隐隐已可以看出,经过修正的中国科技发展战略,大概会是以下三个方向同时进行:其一,认可“南派”的办法,鼓励市场化的高新技术大企业争取在全球获得竞争力;其二,修正“北派”的做法,使其与市场结合得更紧密一些,尤其是科研机构、大学的资金获得,会用更市场化的资金配置方法;其三,效法美国,将中国相对领先的军工技术民营化,或与民间产业结合起来(这是已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办法,既刺激科技产业进步,又刺激军事技术进步)。
人常说,“批评最易,辩护较难,帮人想出解决方案是最难。”郎教授选了最容易的一环,批评。
(责任编辑:崔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