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何春中

　　“公车使用实质上是一种职务消费，”清华大学廉政建设研究所任建明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公车私用和长期以来领导干部的职务消费制度不合理有很大关系。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就明确提出，要“规范职务消费，加快福利待遇货币化”。但一个不容乐观的事实是，公务用车的货币化改革虽然说了好几年，但各地的推进力度还是“雷声大，雨点小”，只有极少数地方在做一些尝试性的改革。

　　长期关注中国廉政建设的任建明认为，全国各地公车配备的范围太广、太多，又不让领导干部亲自开，只能由专职司机开。按理说，如果官员自己开公车，不是还能更节省成本和更有效率吗？但湖南省一些领导干部擅自驾驶公车频频引发事故的事实说明，不仅加大了成本，而且产生了不好的社会影响。

　　“党政机关的公车号码一般比较小，很容易识别，”任建明说，“这种特殊号码实际上也是一种特权思想的体现，许多公车在高速公路、国道上不用交通行费，至少在本省或本市如此。可不要小看这些细节，它会慢慢滋长官员的特权思想！”

　　在此前提下，地方交警遇到一些领导干部开公车违章，执行起来有时也会走样。如果出了车祸，有许多是在媒体曝光后才得以对官员进行处理的。

　　任建明表示，在公车使用上，各级领导干部应起表率作用，带头遵守法律，严格要求自己。一起交通事故，对于普遍百姓来说，可能就仅仅是一起事故，但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却会严重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人民群众对官员私驾公车屡屡引发的交通事故深恶痛绝。因此，对公车管理应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

　　据介绍，宁夏回族自治区出台的《严禁领导干部驾驶公车的规定》，对全区党政机关公车实行统一标识制度，将全区1700余辆挂“宁0”专段民用号牌的车辆全部换成地方号牌，取消了特权车。一些市、县(区)还作出规定，不准领导干部上下班乘坐公车，深受群众好评。

　　任建明表示，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公车滥用现象，就要对公车进行货币化改革。除考虑到国家领导人和省部级领导出于安全配备公车外，要最大限度地取消公车(司法机关和特殊部门除外)。同时，政府也要相应地改革公务员的工资制度，在今后步入“汽车时代”后，中国应该让绝大多数公务员买得起私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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