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辛鸣

　　公平和谐不是对改革的质疑

　　我们一定要旗帜鲜明地说：当下对改革中的一些具体做法进行完善，使之更周全、更成熟、更科学、更规范，是进一步深化改革而不是否定改革

　　我们在中共中央党校进行“领导干部看中国”调研已经三年了。在调研中，每年我们都会总结出一些关键词。比如，2003年是“日新”的一年，新思路、新理念、新形象、新举措等让中国社会充满期待。在对刚刚过去的一年的总结中，我们发现，“公平”和“改革”是两个颇为值得关注的词汇。

　　在胡锦涛总书记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论述中，“和谐”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这里，公平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和谐要素。

　　胡锦涛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适应中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客观要求的重要任务，也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

　　然而，2005的中国又是对如何深化改革进行深层思考之年。从对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疑问到质疑天价医疗看不起病、教育高收费上不起学；从股票市场的低迷到房地产业的泡沫；从部分富豪炫耀性奢侈斗富到屡禁不止的矿难……中国社会中出现了对于现阶段某些改革具体做法的质疑。

　　也正因为此，一些人士就“断章取义”，产生理解上偏差，有意无意地得出社会上有人反对改革的结论，甚至暗示中国改革要停顿。

　　真是这样吗？当然不是。真正的问题在于，中国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历程，现在到了有条件、有必要对如何更加自觉、更加周全地推动改革进行审视的时候了。

　　更加注重公平并不与效率对立

　　刚刚过去的一年不仅是倡导公平的一年，也是实实在在落实公平的一年——

　　坚持“多予少取放活”，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追求城乡协调发展，实现城乡公平的重要之举；

　　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形成区域间相互促进、优势互补的互动机制，着眼点是区域间的协调与公平；

　　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规范个人收入分配秩序，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是对分配公平的体现……

　　如果要梳理能够通领刚刚过去的一年的几个主要关键词，公平无疑是最公认的选项之一。十六届五中全会在“十一五”发展规划建议中的一句话：“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公平的旗帜被举得更高。

　　与之相应的问题是：中国社会发展不再需要效率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过去离不开效率，现在离不开效率，将来也离不开效率。

　　我们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不够格的社会主义”阶段。之所以这样讲，就是因为我们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社会的经济基础不坚实，人民群众的物质财富不宽裕。我们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必须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效率。

　　不可否认，我们这些年在效率优先的过程中，一些时候出现了“播下了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的情况。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这一与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战略紧密相联的政策绝对没有错，而且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必须一如既往地坚持。同时，我们也应该审视通往这一战略目标的方式和路径，使之更加科学、规范和合法。

　　劳动和合理的非劳动致富是主流，但转移财富致富的现象也不能说没有。检索中国这些年的富豪榜，有一些富豪在上一年还默默无闻，可一年之间却能身价亿万。有人就怀疑这样的财富都是阳光下的收入吗？

　　财富在一定范围内也是遵守“守恒定律”的。打个比方，如果集中国50多年发展的成果和13亿中国人的财富来富裕少数人、少数地区，这再简单不过，也再快不过了。但这样的效率是真实的效率吗？是我们所希望和追求的效率吗？

　　过于悬殊的贫富差距不仅不可能产生效率，反而会导致经济的停滞乃至社会的冲突，对此各方给予了高度重视。不能让社会上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收益差距太大，要在注意不放松效率的前提下，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努力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共同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强调公平，并不是对于追求效率本身提出质疑，而是对在“效率优先”之下出现的某些非正常结果提出质疑。

　　邓小平同志曾在1992年指出，对于贫富差距，“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事易时移，变法宜矣。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乃至和谐，是处于“矛盾凸现期”的中国切实实现效率的选择，这样我们才会得到真正的、更高的效率，也才会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

　　改革力度不是小了而是大了

　　“改革”这个词在目前的中国，可以说是甜酸苦辣味味俱全。

　　2005的中国是改革之年，正如温家宝总理反复强调，中国在2005年的改革无论是深度、广度还是力度都是可圈可点的——

　　从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要求依法行政、依法执政，具体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我们的改革更加深入；

　　从推进现代市场体系建设到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从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到中央地方财税体制改革，我们改革的力度不是小了而是更大了；

　　从减免农业税、加大农业投入、力图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到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我们改革的速度不仅没有慢下来而且正在加速……

　　真正的改革精义在于，改革绝不仅仅意味着对改革前旧体制、旧机制的所作所为的改革，同样意味着对创建新体制、新机制的改革中一些做法的再调整、再完善、再改革。

　　改革本身就是一场全新的事业，前无所有，没有现成的经验，需要探索实践，在大方向正确，在大的方面成功，而在改革中一些做法的不规范、不科学、不妥当，从唯物主义的现实看，是正常的，当人们对此有意识时，正意味是深化改革、完善改革、促进改革的好机会。能从那些不见效、不成功或不规范的做法中总结经验，得到启示，使改革更科学起来、更规范起来，这是改革走向成熟的标志。

　　为人民改革，而不是为既得利益者改革

　　中国20多年的改革在整个社会和整个民众有巨大进步和巨大收获的同时，确实也形成了一个不均衡的利益结构，出现了一些取得“更大进步和更多收获”的既得利益群体。

　　他们中的一些人引起社会关注：因为市场经济的不规范而得到好处的，利用所处的特殊地位牟取暴利的，利用政府行政管制的漏洞而损公肥私的，直接运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

　　他们在社会经济推进市场化的过程中做着非市场化的行为，破坏了市场公正、公开、公平的原则，直接间接地损害着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

　　改革的规范和纠偏肯定要打破对他们这样获利的既有格局。

　　改革本身并不是目的，改革本身也不能成为目的。任何改革者更不能因为自己是改革者而享受不被改革的豁免权。我们的改革只有一个指向，就是为了人民群众最广大的根本利益而改革。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调研处从2002年9月开始，坚持在党校学员范围内进行“领导干部看中国”调研。此文系根据调研结果所撰。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调研处处长）

(责任编辑：胡立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