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小收入差距是近期以来政府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日前公布的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地23个主要城市春季用工需求调查显示：大部分企业春季用工需求旺盛。计划在春节之后的2个月内招用新员工的企业超过80%，其中有40%的企业将在春节后半个月内招用新员工，届时企业招用的外地员工人数将比春节前增加15%。

　　这一结论和此前某调查结果不谋而合：民工对工资上涨预期明显，估计今年平均工资将达到1100元左右。

　　提高社会无保障、低收入阶层，尤其是民工的收入是缩小我国收入差距的核心任务。从目前的状况来看，改善民工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子女学习等各项保障制度受制于社会体制、民工就业状况等实际因素的影响，需要进行长期的完善工作，短期内恐难奏效。而扩大民工就业覆盖面，借此提升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无疑已成为当前的首要任务。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乃至普通人收入增长并未同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近期载文指出：曾在2004年美国总统辩论中引起各方激烈争论的“无就业的经济增长”开始在亚洲新兴国家抬头。国际劳工组织从事就业趋势分析的杰夫?约翰逊说：“我们在亚洲许多国家看到的情形是：经济增长过去一直与就业增长有非常紧密的关系，现在再也不是了。”亚洲开发银行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观点：20世纪80年代，中国每增加1%的就业岗位需要经济增长3%。到了90年代，达到同样效果(即就业岗位每增加1%)，经济则需增长7.8%。

　　就业水平得不到提高加剧了中国劳动力市场过剩状况，这也是中国中低收入者工资多年来未有提升，全国范围内收入差距日渐悬殊，老百姓从经济增长中获益不多的根本原因。前几年的“民工荒”正是这一症结发展到极致的表现：企业自恃劳动力供给过于充分，不断压低劳动力成本，致使民工外出务工的净收入与在家务农净收入相差无几。

　　简单的逻辑往往受到忽视，许多专家认可中国劳动力供给充足是吸引外资的主要手段，但是却一直忽略就业水平不充分是导致中国劳动力过剩的主要原因。相关专家甚至提出中国民工的工资不能提高，否则会降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这样的论调最终使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多年徘徊不前，而高收入阶层却因监管不到位滋生各种灰色收入而节节攀升，最终收入差距越拉越大。

　　2月5日，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发布《对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分配结构现状的总体判断》，称当前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已比较大，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达到合理值的上限0.4左右，并认为这种分配差距在相当程度上是不合理的。

　　虽然提升低收入阶层就业水平的工作难度远大于简单地给公务员加工资，但却是我国宏观调控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纵观发达国家的宏观调控，国家采取直接手段干预经济的行为极为罕见，大多采用间接的指标控制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取向，进而实现既减少对市场行为的干涉，又达到调控预期的目标，就业水平即为其中最重要的指标之一。

　　城乡二元体制打破之后，我国的隐性失业开始显现，而此时国家的着眼点始终放在经济增长的效率上，而对于充分就业和收入分配的公平关注较少。公平与效率最终是相辅相成的，失去了公平，效率也难以持久。虽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就业数据表明情况有所好转，但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仍应进一步采取措施提升低收入阶层的就业水平。

(责任编辑：毕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