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郭宏超 孙建芳 北京报道

　　春节过后，中国证监会基金监管部副主任祁斌的办公室悄然从富凯大厦的8楼基金部搬到了22楼研究中心所在楼层。

　　证监会最后一个“海归”祁斌正式接替李青原出任研究中心主任。李青原则以54岁的年龄卸任。

　　李青原，中国证券史上不得不提的一位关键人物。早在1988年，她就和高西庆、王波明等人起草了《关于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与规范化的政策建议》，并成为中国证券市场早期设计者之一。

　　2002年，李青原第二次进入证监会，以其直率敢言成为中国股权分置改革的鼓吹者，辅佐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做成了前任周小川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

　　而今，股权分置改革大局已定，李青原选择了离开。这位精通声乐、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为证券监管体系中的“海归派”划上了一个休止符……

　　规划委角色

　　2002年7月，应当时的证监会主席周小川邀请，李青原出任中国证监会规划发展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那一年的6月23日，国务院叫停在股票二级市场减持国有股。这距离国有股开始减持不过一年。

　　中国股市大跌。

　　规划发展委员会，按照周小川的意思，是仿照央行的设置，在证监会设置一个研究局，规划发展委员会大约有20多个委员，主要是为决策提供研究报告。

　　“她来到这个位置，可以说完全出于公心，就是为了推动股权分置改革。”现在的上海睿信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李振宁指出。

　　此前，李青原和李振宁曾联名给证监会主席周小川写信，她认为，解决股权分置问题应该引进一种机制，让非流通股和流通股股东共同表决。

　　本来就跟李青原很熟的周小川希望李青原出山。

　　李青原当时正出任高盛(亚洲)的国际顾问和凤凰电视台首席评论员，香港政府刚刚给李青原发了香港单程通行证，还有每年上百万美元的高薪……

　　这些李青原都放弃了。

　　李振宁说，李青原是欣然应邀到规划委任职的，“当时她看到股市糟糕的状况，感觉有责任去做，同时也觉得能做成这件大事也值得了。”

　　“为此李青原的个人牺牲很多。”他说，“当时她已经50多岁，作为一个女同志，提拔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在股权分置这个问题上，当时很多人认为，国有股减持是国务院叫停的，改革就应该由政府出面推动，“规划委这样积极推动有‘阎王不急小鬼急’的味道。”一位市场人士回忆说。

　　那时候没有人会料想到，李青原不仅在市场上喊出了全流通的概念，也就此成为股权分置改革的鼓吹者和旗手式人物。

　　李青原

　　在中国证券发展史上不能不提李青原。

　　她是中国证券市场最早的推动者和设计者之一。1988年，她和高西庆、王波明、王巍等人起草了《关于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与规范化的政策建议》。

　　随后，李青原与高西庆、王波明等人创立了“民间机构”——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简称联办)。她任联办的研究开发部主任。正是联办的推动才使中国证券市场得以在计划体制下孵化出来。

　　早在1992年，她就曾协助刘鸿儒筹建证监会，曾担任中国股票发行和交易规则起草小组协调人及内地与香港证券事务联合工作组成员，也就是现在的国际部主任。“李青原是证监会的元老级人物。”一位市场人士说。

　　李青原经历颇丰。她去过北大荒、上过工农兵大学。1976年从北京外语学院毕业。曾任联合国纽约总部传译员数年，也曾先后游学于曼彻斯特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

　　1990年，李青原获得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担任国家体改委宏观司副司长至1993年，并参与国库券从行政摊销改为承购包销的发行方式改革，同时促成了第一家国内基金——山东淄博基金的诞生。

　　在离开了短暂任职的证监会后， 1994年，李青原在纽约获得证券业从业资格，并被聘任为高盛(亚洲)北京代表处首代。1997年，她出任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中国政策顾问，1999年6月，重返高盛(亚洲)，担任国际顾问。1999年，她担任香港联交所创业板工作小组成员。

　　一位朋友评价，李青原是一个热爱生活多才多艺的人。

　　李的歌唱得很好，尤其是美声唱法相当出色，她曾经在巴黎声乐学院学习过，现在练歌也很勤奋。李青原在香港联交所创业板工作小组工作时，还偷偷去考过香港爱乐乐团，而且居然考上了。

　　接受周小川的邀请，是她职业生涯中第二次进入证监会。

　　在证监会的日子里，“她说了太多的东西，胆子比较大，所以有些人甚至会里的人可能对她有些意见。”证监会的一位人士评价她，“但在规划委内部，大家对她都非常尊敬，对她的能力都十分认可。”

　　她是学者，也是官员。朋友说，她的性格中包含较多直率的因素，有时表现出来的是对所谓官场规则的不太懂。

　　这一切都因她在股权分置改革推动过程中的所作所为而起。在资深市场人士水皮的印象中，李青原是第一个公开提出全流通的证监会官员。

　　在朋友眼中，李青原去职并不意外。

　　私下里，李青原曾不止一次对朋友说：“完成了股权分置改革我就可以离开了。”在李青原心目中，“只要占总市值60%的两三百家上市公司顺利进行了股改，改革就应该视为成功完成。”

　　她的朋友说：股权分置改革到了今天，可以说大局已定，李青原觉得她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

　　李青原卸任研究中心主任一职后，证监会仍然保留其正局级研究员一职，并且为她保留了一间办公室。

　　全流通“鼓吹者”

　　“李青原到规划委之后其实做了两件事。”李振宁说。

　　第一件事，是她负责起草了《中国证券市场九五时期到2010年发展规划草案》白皮书。因为李青原认为，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要有规划，要总结经验。

　　白皮书起草完成之后没有正式发表，但是很多要素都写进了以国务院名义出台的《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九条)。

　　第二件事，就是将她置于风口浪尖上的股权分置改革。

　　2002年12月27日，尚福林接任证监会主席，其后李青原由规划委办公室主任改任规划委主任。同时“全流通研究小组”成立，小组成员共有三人：李青原、规划委委员波涛、市场人士李振宁。这个三人小组开始着力研究股权分置改革，寻找从广受诟病的统一组织集中决策向统一组织分散决策上转变的办法。

　　早在1993年，李青原就曾从不同渠道提出，证券市场不能搞成双轨制，初期还可以，但要尽快解决。在出任规划委主任之后，她终于有机会真正去推动它。

　　李青原在市场上引发或组织了三次关于股权分置的大讨论。

　　在2003年10月30日举行的中国改革论坛上，李青原作为大会的发言点评人直言：“股权割裂的制度设计严重影响了资本市场的发展，这个问题不解决，做任何事情都走不动。”

　　10天后，尚福林发表题为《积极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署名文章，首次对全流通问题公开表态。

　　11月12日，全流通小组已经成型的改革方案中的理论部分，以李振宁博士的名义在《中国证券报》头版发表，题为《变统一决策为分散决策实现全流通》。据透露，当时李青原与尚福林商量应该把方案拿出来征求社会意见，但考虑到如果直接以全流通小组的名义太敏感，才以这种方式公开。

　　第二天，证监会就有官员出来回应道，“这篇文章代表了社会上广大人士的一个认识，我们也同意其中的一些观点。”他表示，这是解决全流通的最佳时机。

　　紧接着，李青原找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等人召开一个研讨会，会上达成一致意见，认为分散决策可行，并建议设立对流通股股东补偿的机制，全流通可授权中国证监会先行试点。

　　当时有媒体称之为“全流通总动员”。

　　在2004年1月10日举行的第八届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上，李青原明确表示，2004年是解决全流通的一个很好的时机。

　　2004年2月2日，国九条出台后机会已经成熟。但当年4月宏观经济调控开始，加上证监会内部认识并不统一，股权分置改革被推后了。

　　2004年6月，李青原再次组织了一次大讨论，呼吁加快落实国九条。尚福林也亲自出马，到国资委，到中央党校作讲座，推动此事。“中国一直是危机改革，惰性较强，所以需要不断地去推动。”李振宁说。

　　到了2004年12月，股指已经从1700多点跌至1200多点。李青原大声呼吁，股权分置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2005年1月15日，在北京第九届中国资本论坛上，李青原干脆提出了一个时间表：今年要解决股权分置问题，“如果快的话，上半年就要解决”。

　　但是在证监会内部，对于是否尽快解决股权分置问题，仍然存在着不小的分歧。证监会市场监管部主任谢庚说，“你们把解决股权分置问题看得太简单了。”

　　实际上，改革实施阶段正是由市场监管部操作的。“股权分置这个概念也是谢庚他们在给更高层领导写文件时提出来的，这比‘股权分裂’、‘全流通’等尖锐的提法柔和很多，也易于接受。”李振宁说。

　　此时，规划委已更名为研究中心。

　　尽管市场对李青原的历次表态争论不休，但作为股改坚定推动者的华生仍然说：“她在上面的口径不清楚、领导的态度不明确的情况下在各种场合表达自己的观点。积极参与各种研讨会，不管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一直在全力推动这项改革。”

　　海归派告一段落

　　李青原去职后，海归派在证监会可以说至此告一段落。

　　在2001年，证监会中的“海归人士”近50人，占证监会总人数约20%。他们在到证监会之前，或者在海外高校任教，或者在华尔街投资机构任职。

　　当时除高西庆和史美伦担任副主席外，其他大多担任部门副主任或者规划委员会委员(副局级)，包括张新、祁斌、周春生、张宁、李青原等人。上海证券交易所两位副总经理刘啸东和方星海也来自海外。曾有人开玩笑说，在当时的证监会不说英语是找不到朋友的。

　　高西庆、史美伦和李青原可以说是海归派的代表人物。他们在证监会全力推进法制化和市场化进程，开始大量引进现代监管思路。

　　在史美伦主持下，证监会对上市公司发动监管风暴；证监会还提出，证监部门不会调控股票指数的涨落，更不能将调控股票指数作为工作目标或工作方针；国有股减持启动和被叫停也都在这一时期。

　　2000年10月，受美国NASDAQ市场、香港创业板市场指引，国内准备设立创业板市场，但不为市场理解。1年后，这件周小川认为“很有戏”的事就偃旗息鼓了。

　　B股开放是周小川任期内做成的一件大事，结果却被市场人士指为“解放全世界，套牢全中国”。

　　他们为中国证券市场带进国外成熟经验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市场在一段时间内的批评也较多。主要是质疑很多政策是否适合中国国情，是否在引进后活学活用了。同为海归派的市场人士华生说：“确有一些海归派人士不仅没有完全吃透西方的那一套政策，而且也没吃透中国的国情。”

　　后来离开证监会后的高西庆说：“我们选择走这样一条技术改革的道路的确是无奈之举。”

　　中国证券市场从2001年开始步入熊途。

　　也许是历史发展阶段性使然，证监会里的海归们慢慢都有了新的岗位。高西庆去社保理事会出任副理事长，史美伦回香港，张新随周小川到央行出任金融稳定局局长，汪建熙到汇金公司，宣昌能到建行……

　　“海归”推崇的是美国模式或香港模式，即所谓的“完美市场”。但是在基础薄弱的中国资本市场，这一套模式进行的并不顺利。

　　在一位市场人士的眼里，尚福林更懂得韬光养晦，他在上任之初并不急于大刀阔斧地对整个市场进行改革，而是在寻找合适的机会。随着中央政府对资本市场的认识更深一步，尚福林开始争取高层支持。“国九条”以国务院名义下发即是一例。“他深知证券市场的问题不是证监会一家能解决的，必须要把握改革的步伐和时机。”这位人士指出。

　　也正因为如此，尚福林啃下了证券市场最难啃的一块骨头——股权分置改革，同样在其他部委的配合下，券商、上市公司、资金输血等几大难题也开始向前推进。

　　“这就是中国模式。”一位券商高层说。

(责任编辑：张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