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和效率不是一个天平的两端

　　----访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中国政协报

　　记者 任一龙

　　一、2005年是改革“争议年”和“修正年”

　　记者：您如何评价就要过去的、被人民寄予希望的改革年的2005年的中国经济社会的改革？

　　仲大军：2005年可以说是中国的改革“争议年”，或者说中国改革的“修正年”。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从来没出现象今天这样大的分歧，有些改革甚至遭到社会的强烈反对。社会民众包括专家学者对改革从未产生过这么大的分歧和质疑。以前的分歧和争论主要集中在改革步伐快与慢、集中在改革的技术问题上，而今天却是对某些改革目标进行否定和反对。

　　尽管有些批评是比较激烈的，但是这些争论都是在平和的、商榷的态度上展开的。改革开放以来有过很多争议，有的甚至以政治斗争的方式来进行解决，而今年这场分歧却是以前所未有的温和、商讨方式进行的。左右各派尽管立场分明，但都变得相当理性，这说明中国社会已经进步了，阶级斗争式的心态已渐渐淡漠，社会开始学会如何交流不同意见，人们已经开始用民主社会的方式方法探讨和解决问题。

　　公平和效率是两个完全不对等的概念

　　记者：十四届三中全会时，中央提出了效率优先的说法，从去年开始又不提了，对此您怎么看？

　　仲大军：一些问题如果从历史的源头开始梳理，答案就会很清楚。

　　改革开放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从一个以政治为中心、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体制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体制中，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打破平均主义和大锅饭所造就的社会普遍的效率低下现象。强调效率正是针对这种问题提出的，提出效率优先是对以前忽视效率的矫正——让人民从阶级斗争转向追求效益，这在当时是非常有益的扭转。26年过去了，我们回头看改革的历程，就会发现关注效率的做法已经对社会产生了强大的作用。

　　记者：中国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与速度分不开的，中国的改革如果不讲效率，是否会影响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仲大军：效率是永远要强调的，要永远讲下去，问题是在讲究效率的同时还要讲究公平。现在的问题是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没有政治方面的改革相配套，所以出现了许多不公平、不公正、不正义的问题。说到底，中国的改革是一个单腿改革，以经济为中心的改革，这种单腿改革最终是要影响到效益的。

　　公平和效率不是一个天平的两端，不是讲了效率，公平自然会下沉，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对等的概念。效率是经济问题，公平是政治问题。如果经济发展没有一个好的政治制度相配套，那么这样的效率就有问题。

　　追求效率和注重效率，没有错，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追求效率，但不能提什么“效率优先”这样的口号，最好提“注重效率，强调公平”这样的口号。如果把效率放到高于一切的位置，这个社会就不正常了，那就要看谁的权大，拳头硬了。关键是更要看效率是通过什么方式得到的，是不是以破坏公平、人权、尊严和法律得到的？现在的社会有一些人很有钱，但挣钱手段是残酷的，这还能叫效率吗？

　　我们所说的弱势群体不是因为他身体弱，体质不好，而是没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和能力。现在掌握话语权的人都是成功的企业家、学者和官员，社会大众的声音得不到有效的通畅的表达，而改革的意愿是由这部分人决定的。

　　如果改革是多数人为少数人让道的改革，是为一部分人服务的改革，那么这样的改革的效率是要打问号的，是要遭到广大人民反对的。公平和正义的缺失也将导致社会出现严重问题。总之，我们的改革不应该是“单腿改革”，应当是既讲效率同时也讲民主公平。

　　举个简单的例子：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很低，很廉价，人们辛苦地工作，换来的却是国内产能过剩，由于劳动者们缺乏消费能力，本应成为拉动内需的产品却因为国内需求不足只得向国外出口，而这些低成本带血的贸易又换来了国外的种种制裁。如果给这些廉价的打工者稍微提高一下工资待遇，就可以提升国内需求，解决一部分生产过剩问题。

　　因此，不是不讲效率，我们是要更高的效率，更能带来人民福祉的效率而不是破坏公平的效率，这样中国经济才能踏上健康快速发展的道路。

　　不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

　　记者：你如何看待中国现时贫富差距问题的呢？

　　仲大军：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是整个社会都分享改革成果和经济增长成果的年代，从1990年代后期到现在则是受益不均的年代，社会矛盾也凸显出来。这主要是因为人们的收入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能人和强者的经济收入大大超过了普通劳动者。

　　与之相配合的是思想文化，当前的社会是英雄崇拜的社会，财富崇拜的社会。这主要表现在电视台出镜率上，出镜率最高的都是那些成功人士，成功的企业家，影星歌星，赚钱人士，他们俨然成为这个时代的神话。工人、农民毫不引人注意，社会追踪和崇拜的都是财富英雄。工作中心的转变导致整个社会对财富怀有一种宗教般的崇拜情绪和信仰。

　　在这种社会分化的状态下，困难群体落入了物质和精神双重压力之下，生存极其困窘。

　　一部分是英雄，一部分是相对贫困的群体。终于在2005年等到了一个怀旧的年代，整体的社会怀旧，怀念平均主义时代的人格平等、社会分配相对均衡。20多岁的年轻人可能没有什么记忆，40、50多岁 的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都有自己的记忆，历史是无法割断的，就是现在年轻人也有自己的看法。从农村走出来的打工者、大学生都对社会现象有着自己的看法。如果一个社会的改革是一个没有平民舞台的改革，这样的改革早晚是会被厌倦的。看看网上的下层舆论，便可以看出这种倾向。

　　记者：有人认为，现在不是富人太多了，而是富人太少了。

　　仲大军：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都不能离开自己的历史。社会的演变都是从自己的过去的基础上进行的。建国来，我们实行的是平均主义和均衡发展，共产党和马克思都是讲共同富裕的，都是讲均衡发展的。有人说贫富差距不是太大而是太小了，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根据什么信仰而来，是来自基督教理论还是儒家学说？实际上这是一种自私自利的思想。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来自哪里，是外国宗教信仰还是中国传统思想？我不知道有哪一条是这么讲的？孙中山说天下为公，孔孟讲均贫富，耶稣讲普救众生。

　　中国文化中有许多是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糟粕，譬如贫贱富贵的意识。追根溯源，中国有强大的封建人文根源，这些文化思想的本质是特权、等级和不平等。官僚与平民的不平等，富人与穷人的不平等，到了今天还要加上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在这样一些思想文化的氛围中从事经济建设，便会出现发展的巨大不平衡。

　　历史往往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从彻底的平均主义走到一个惟利是图冷漠无情的社会。

　　记者：过去的一年里，中国空前的社会变革和现实引发了更多的人对26年来中国改革发展走过道路的思考。所谓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争论，有人指责中国出现了以西方经济学理论来主导的中国经济改革，甚至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思想在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被边缘化了，出现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原教旨主义，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种现象是改革还未继续彻底进行而出现的问题，说这是新左派企图回到计划经济时代，试图反对市场化改革的借口。您如何看一年来，经济学界和社会民众对中国市场化改革方向和道路选择的种种思索？

　　仲大军：各种学说都有偏向性，互相制约和矫正便会走向“中和”，这是中国文化最高的境界，也是和谐社会的需要。其实对当前的争论用不着那么悲观，这是好事。这是在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出现争论是好现象，大家讨论清楚了，达到新的共识。这是国家的进步，也是民族和社会的进步，大家把遗失的东西找回来，把偏激的东西矫正过来，达到新的共识，朝着相同的目标前进。这次讨论是健康的，是良性的，争论是为取得新的改革共识。

　　民营企业要重视社会责任

　　记者：您认为民营经济在2006年应该注意那些问题？

　　仲大军：民营企业应该越来越重视社会责任。

　　民营企业在经济发展方面有着非常大的积极性，但是社会责任还是不太重视。现在民营企业发展的已经很充分了，今后应该从注重量的增加向质的提高转变，同时民营企业也应该有社会主义理想，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如果老板们都把在国内挣的钱转移到外国，子女都送到外国读书，办绿卡，而自己的企业还在污染着当地的环境，剥削廉价的劳工，这样的企业家和这样的改革是不会受人民欢迎的。

　　其实民营企业需要在一个大氛围力成长和生存，没必要刻意去为民营企业规定什么，有了一个大气候，企业家们是会去适应的。现在社会上很多事情都和拔苗助长一样。其实，企业也和自然界的生物一样有着自己的适应性，只要大气候有变化，企业自然会朝着相应的环境调整，不用刻意地给民营企业吃激素什么的，那样反而会适得其反。

(责任编辑：胡立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