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1月19日发布的《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几个问题》一文，是温家宝总理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温总理在文中谈到农村综合改革时，强调说：“千万不要以为农业税取消后，农民负担问题就从此解决了。如果改革不彻底，我们可能面临两种严重情况：一种是各种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卷土重来，农民负担出现反弹；一种是基层组织难以正常运转，无法履行应尽的职责。防止这个问题，必须坚定不移地将农村综合改革推向前进。只有大力推进乡镇机构改革，下决心转变职能，精简机构和人员，加快事业单位整合，妥善安排分流人员，从体制机制上解决农村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不适应经济基础的问题，才能最终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这与取消农业税本身相比，任务更艰巨，意义更深远。”

　　应当说，学者们担心“黄宗羲定律”作怪，让农民负担有增无减，是针对农村税费改革提出的。显然，这决非杞人之忧。肖唐镖先生最近在《中国乡村调查——政府行为与乡村建设研究》一书的序言中指出：“基于1990年代后期农民负担突出、农民收入持续下降，及其对农村形势的严重影响，在世纪之交，中央政府终于推出了人们久盼的‘农村税费改革’。2003年又进一步提出‘5年内全面取消农业税’。对这一改革，人们的预期普遍是正面的、积极的。但对其相关问题，包括笔者在内的部分人员却持有谨慎的态度。实际情况如何？在2002－2004年间，笔者同两位在乡镇党委或政府担任主要职务的徐剑平与徐建成合作，以他们所在乡镇的税费改革实践为例，一起来研究这一问题。在《农村税费改革对乡、村财政的影响——以C镇为例》中，我们从农村税费改革前、后乡、村财政收支情况的比较入手，对税费改革对乡、村财政的影响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发现：农村税费改革对乡、村两级财政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主要表现为：进一步加大了乡、村财政的缺口，已有的乡、村债务‘还债无望’，引起乡、村两级‘信任危机’；农村公共服务职能的丧失，危及基层的稳定。这一结论同样出现在A镇。而‘基层片段之四’《村干部为何不再是香饽饽了》所反映的，也是税费改革对村级工作的负面影响：农村能人、精英不愿再任村干部，纷纷卸职他往。”的确，我国税制改革出现了不少问题。事实上，从1999年到2004年，“三农”问题总体呈继续加重态势。不少地方农民收入增长放慢，甚至出现负增长，各种明的、暗的负担均有所加重。相当部分农民不仅难以承受生产、医疗等开支，更难以承受子女上学的开支。

　　我认同这样的观点，遏止农民负担加重，从根本上掘锄“黄宗羲定律”发作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是让农村变成工商型的社会，二是进行现代意义上的政府体制改革。前者使政府的开支不再依赖农业收入，后者则可以从根本上堵住政府自身膨胀的路。就目前而言，关键是后者。

　　温总理的讲话也说到根子上了。可以说，如果乡镇机构改革不彻底、到位，机构臃肿，职能低下，难以从体制机制上解决农村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不适应经济基础的问题，恐怕就很难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