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前门天桥一带，是史上有名的杂耍之地，多少民间艺人都曾在这登台献艺。时至如今，虽然街头随便搭个台子就献艺的场面已经不复存在了，但在剧场、茶园里，仍然活跃着各种北京风味的传统表演。乍一看，你依稀以为是北平的旧貌呢。

　　只端详那南城的天桥剧场旁，敝旧的几条小街，一片低矮的小商铺，各种卖糖葫芦的，卖煎饼的，衣服带着油渍的，三三两两，搓着手在寒风中站着。门帘上刻着“乐茶园”三个字的，便是我们今天的受访者的据点了。听相声的票友都知道，每周末，一个名叫“北京德云曲艺社”的团体都会在这上演两场传统相声大会，班主是一个三十三岁的年轻人。

　　2006年，是郭德纲在茶园剧场坚持相声演出的第十一个年头了。“中国非著名相声演员”——见了不由得先唱个喏，只见他——他个子不高，穿着一件橘黄色的运动T恤，不时髦，有些敦实，腆着江湖人的肚子，憨憨的脸上一笑，就是一个酒窝的深坑，看起来小伙子像个聪明又厚道的掌柜人。自从2005年10月底被天津某媒体报道后，他突然蹿红，令人始料不及。

　　最早是津门媒体，然后北京媒体加入：报纸、杂志、电视台……要求采访的记者太多，于是采访变成了群访。高潮是在整个春节前后，从崔永元的《小崔说事》开始，各家电视台的各个栏目轮番出动，凤凰卫视甚至给他连开四场《春节相声专场》。当下的郭德纲，也许只能用“红得发紫”来形容。

　　还是元旦时节，记者赶到后台，后台早就一片繁忙景象，有老先生在一起聊天的，有演员整理着行头的，有即将上场的搭档对嘴的，有机灵的徒弟来回联络的……

　　我们的低调的、好脾气的主人公，已经被北京的好几家著名媒体带着话筒、摄像机，层层包围、堵截、追击。甚至有两家媒体因为争彩，爆发了局部的PK。郭德纲赶紧地、见缝插针地打电话说事儿，电话线一收，回头脸上又一个深坑：你们商量好了吗？

　　于是乎，扇动着金刚不坏的嘴皮子，兢兢业业地回答问题，采访间隙，还时不时和陆续到来的老先生打招呼，“来了您呐”、“辛苦您呐”，“这衣裳可真美！”，也还不忘交代徒弟“告诉小三去，前面活压着点”。有眼力架的小学员热情地递上凳子，不敢怠慢了师傅的客人。

　　某著名媒体的著名记者听着听着，简直要哭出来声，原来郭大红人接受采访的次数实在太多了，讲的段子都是大同小异，而主编发话了，要做15个P（页码）啊——这可如何是好！郭德纲也体贴地说， “以后干脆我录盘磁带，记者来了一人发一盘，省得你们这么辛苦。”而舞台上，灯光早大亮，三四百号人挤满了台下，张嘴瞪眼，跟鱼儿等水似的，翘首盼着他出场，再爆一个满堂彩——小伙子人缘是好呐！

　　郭德纲端着大茶水杯，顺着嘎嘎作响的楼梯走上后台，短短的距离内，给助理交代了些注意事项。一家电视台的三个女记者非要和郭德纲合影，他以平易近人的态度满足了女士们的要求，轮番来。灯光一片咔嚓闪烁，旁边一位老朋友揶揄他，“她们站直了都和你一般高”，他接过话头笑道，“以后媒体的朋友们来了都得先量量尺寸啊”。顺着眼光方向正巧站着一位二次来访的高个女记者，他立刻接着补充了句，“看到没，像她一样，个子比我高的，坚决不让进啊”。所有的人都乐了。

　　在笑声中，郭德纲转身赶到前台候场，马上就是惯例的压轴了，主持人名字一报完，他和搭档于谦的步子还没迈，台下就已经叫好声一片。他迅速地整整长衫，手一摆，抬步上场了。

　　“今天人来得不少啊，后面还有那么多站着的朋友，花了钱还得让您站着听，我心里真是感动啊。”几年前，他惯用的开场白还是，“除去空座儿咱就算满了……”

　　天津小孩三进京

　　郭德纲是道地天津人，红桥区的。父亲是警察，母亲是教师。小时候，父亲的管片儿内有一个红桥俱乐部，父母都去上班了，常把他撂在这个俱乐部的剧场内。当时剧场里，常有戏曲、曲艺各种演出。小娃子瞪了个骨碌眼，逮着什么看什么，这叫耳濡目染。说大了，就是从小“沐浴在艺术的乳汁里”。

　　小五是郭德纲的朋友，父亲是说评书的高祥凯，高先生第一次见到郭德纲，就喜欢上了，说他面相好，是“上人见喜”。后来得知他也喜欢这一行，就开始教他说评书——此时的郭德纲年方八岁。

　　之后，郭德纲为拜师求学，给高先生收拾过屋子，抄过从常九爷（天津著名相声演员常宝丰）那借来的内部资料“四大本儿”。连续三年，每天四五点钟起床，不管刮风下雪，顺着河边走到荒凉的西边，在那跑一跑，跳一跳，出出汗，练习基本功夫，出太阳了才歇息。评书、戏剧、曲艺、相声，什么都学，多累多苦，绝无懈怠（终于练就了日后对付媒体记者的嘴上功夫）。

　　“任何行当里，有唱主角的就有跑龙套的，全在自己用功不用功。得益于当年的基本功，才得以有今天的挥洒自如。”郭德纲说。

　　1980年代是相声的繁荣期，一到夏天，天津的各个公园里常有露天的曲艺相声演出，郭德纲第一次登台说相声也是在这里，在一个露天的长廊附近，小孩子没怯场，但也没让观众哈哈大笑。然而有件事他一直记到今天，当时台下有一个坐轮椅的观众一直看着他笑。对于第一次上台说相声的郭德纲来说，那个笑容让他头一回感受到了观众的鼓励。

　　1988年，北京的全总文工团成立了一个说唱团，应考的郭德纲留下了，这是他第一次进京。当时是有些急功近利，“就是要当大腕儿，要一场挣好几万”。但后来调动工作被突如其来的变故打乱，人事关系冻结，他只能打道回府。

　　之后，郭德纲又来过一次北京，这次很快也以失败告终，只呆了三四天，他无功而返。

　　1995年的秋天，郭德纲三次进京，只是为了不后悔。“我会说相声、说书、写东西、唱京戏、唱梆子、唱评戏——就凭着这几样，我有自信。哪怕在北京头破血流、折条腿，这辈子我不冤。如果等到八十了，打开电视，我只能跟孩子说，瞧见没有，上边这孙子当初还不如我呢，我要去比他强。孙子要问我：你早干嘛去了？那太没劲了。”

　　孤身闯京城的过程，岂是一个艰辛就能涵盖。

　　青塔附近的一间八九平米的小平房，大兴黄村和通县便宜的住房，西红门的桥洞，他都住过了。就是现在，经过这些“旧地”，他仍然忍不住要触景生情，追抚万千。混迹在电视圈的骗子，拖欠工资的剧团老板，都让他咬牙切齿过。在那段窘迫的日子里，他只有吃葱蘸糨子面，也曾为省下五毛钱的车费认真算计过。还有大半夜没钱坐车，徒步从城里走回大兴的经历——那时一个耿耿的汉子，也只想大哭一场。想起当年西红门桥栏杆边上看到的残星点点，提起发烧时靠卖旧呼机自救的细节，说到躲避房租的尴尬，郭德纲仍会唏嘘不已，“我对自己说，这些今后都是我的资本。”

　　日子是稀里糊涂过下来的，老天爷的脸是变幻无常的，什么叫“绝处逢生”？他心有余悸。自己不过是想吃相声这碗饭而已。他已经有些波澜不惊的架势： “我这个人，耳朵根子硬，现在除了我自己，谁也害不了我。”

　　“一个观众都不放过”

　　“我的相声是说给观众听的，第一不是给专家听的，第二不是给学者听的，第三不是给领导听的。我站在台上，几百人看着我哈哈大笑，我也高兴。”

　　相声还是要到剧场里去演出，这是郭德纲们的认为。“电视提供的空间比较小。我们一个节目四十多分钟，在电视节目里‘伸不开腰’。相声这个艺术，哪句话接哪句话，铺平垫尾，都是有讲究的，不可随便。”“电视上的相声确实和我的相声不一样，那不是我的路子，我干不了那个。”“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相声演员，我们从来不敢讲有能力振兴相声，充其量震动一下，让更多的人喜欢相声，已然就很知足了。”

　　想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从1996年开始，郭德纲在北京各个剧场演出。十年中，尴尬的事多了去了。

　　“那时候观众不认可剧场相声。好多年都不到剧场去看相声，已经成了习惯。怎么办呢？我们就定了几个要求，其中一条就是不管观众多与少都要演，一个观众的时候我们也演。”说单口相声的邢老先生，对着台下一个人，依然敬业。演出半截，观众的手机响了，台上的停下来，等台下的接电话，电话结束了台上的接着说。惨淡经营，不肯放弃。

　　漫天大雪时，全体演员拿着竹板，到剧场门口打板，招揽观众，进来三个人，马上就跑到后台穿上大褂去演出，一个观众都不放过。就靠着这样的精神气儿，剧场相声发展到一票难求，场场火爆的程度。

　　某一年，在天津演出，上场时前台有几个观众光着脚，把脚放到桌子上，吃东西，比演员声音还要大，在底下骂街啊，什么都有。郭来气了，“这样的演出宁可不演！”

　　摸爬滚打，他体会了前辈艺人的难处，“成角儿？三分能耐六分运气一分贵人扶持！盼着吧！”“影视圈太好混了，好歹写点东西就有钱。我真是纳闷，这些我不在乎的行当怎么做起来那么容易，相声上我费了这么大的劲，却一直不顺。”对有些人来说，相声是游戏，有些人把相声看作爱好，对郭德纲而言，相声连手艺都不算——这是他的命。

　　二十年前，在天津曲艺观众里颇有名望的常宝霆先生曾跟他说过一句话：“小子，你记住了，学相声最主要的有三点，天赋、兴趣、刻苦，缺一不可。”

　　郭德纲都占齐全了，这么多年过来，他已无一日能离开相声了。

　　（本文部分资料参考东东枪之《谁是郭德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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