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年底，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面向韩国招收30名韩籍空乘。在上海和广州进行了为期两个多月的培训后，30名空乘分别被分配到南航广州、大连、沈阳三地公司。南航大连分公司接收了10名韩籍空乘。根据公司计划，这10名韩籍空乘将不仅仅安排在大连至韩国首尔航线，还包括大连飞往日本在内的国际航线以及大连飞往国内其他城市的航线。

　　如果说大连飞往韩国的航线招收韩籍空乘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大连飞往国内其他城市的航线也招收韩籍空乘就令人费解了。因为，中国的企业理应为中国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承担本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为社会提供多少就业机会，是评价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指标之一，且属于具有法制性和强制性的企业责任。

　　目前，我国的就业状况并不乐观。国家发改委最近公布的《2006年就业面临的问题及政策建议》指出，2006年，我国劳动力供给增量达到峰值，劳动力总量仍然严重供过于求。就业的结构性矛盾随着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推进而日益突出，增加了就业工作难度。2006年16岁以上人口增长达到高峰，劳动力资源增量有1700多万人。劳动力供大于求将达到1400万人，比2005年增加100万人。

　　从表面上来看，招收几个外籍空姐对我国就业的影响不值一提，问题是，当多个企业普遍意识不到自己对本国公民就业所应承担的责任，将职位让给外籍人士的时候，就将增加我国的就业压力。据公安部披露，我国每年查处的外国人在华非法打工者就达2万人左右，没有被查处的又有多少呢？

　　值得警惕的是，在招聘人才方面，我国一些企业不仅有唯高学历倾向，更有媚外倾向。有些企业宁肯多花钱请不对口的外籍人士来充当门面，也不愿意花更少的钱招聘本国人。追根溯源，除了企业本身社会责任感缺失的原因之外，我国在外籍人士就业方面的相关法律不完善，也是一大因素。

　　笔者持这种观点，并非本人的思想狭隘，事实上，将工作岗位首先提供给本国人，是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政策选择。

　　以英国为例。为了保证英国国内居民充分就业，英国政府制订了严格的劳务政策。其基本原则是：欧盟成员国内部人员自由流动；限制欧盟以外的国家对英国进行劳务输入。当英国国内劳务供给不能满足相关需求时，英国用人单位必须首先从欧盟成员国中招聘劳务，当确定没有合适人选后，才能从欧盟成员国以外的国家招聘劳务。这种制度大大改善了英国的就业状况。英国的失业率从1997年7.2%，下降到了现在的4.8%，低于其他八国集团成员国，更低于欧盟平均8.0%的失业率的水平，是英国30年来最低的失业率水平。高就业水平，成为英国政府最引以为荣的政绩。

　　美国的做法更直接。2003年10月，为了迫使美国公司减少招聘外籍职员，美国政府决定减少下个财政年度H1-B签证和L-1签证（这两种签证是外籍专业人士在美国工作的主要合法身份）的核批数量。由于取得合法身份是在美国工作的前提条件，美国政府此举显然是在迫使美国公司雇佣本国国民。

　　而韩国对外籍人士的就业规定更为严格，韩国政府制定的《海外同胞法》，只是为了满足海外的朝鲜人到韩国就业的愿望，就业程序非常复杂和烦琐。如果是非朝鲜族外籍人士到韩国就业，更是难上加难。有专家指出，由于韩国的就业管理制只适用于外籍的朝鲜族人员，这样必然造成对同等条件的非朝鲜族人员的歧视，那些期满回国的汉族研修生，甚至是优秀研修生，那些在韩国同样有亲属关系的非朝鲜族人员，就因为民族限制而不能享受就业管理制的待遇。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就业问题至关重要。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坦承：“就业压力巨大”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长期性问题之一。中国的企业应该多一些社会责任感，尽可能多地为国分忧，为本国国民提供就业机会。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