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极》在很多方面都是个未完成的作品，虽然里面也有些打动我的地方。《千里走单骑》故事太离奇也太简单了

　　张元的电影“又在国外”得奖了——本来算不得新闻。张元，“地下”导演出身——尽管他正在越来越“地上”，所以在国外获奖不能算多意外，即使是“又”。那么说它是新闻，新在哪里呢？因为，这一次，影片里的主角们的平均年龄只有三五岁；这一次，观众们（目前还只是国外电影节上的国际友人）是从头笑到尾的；这一次，我们要被引领着，回到童年，回到童年的孤独。

　　人物周刊：“杰出电影艺术创新”是个什么性质和级别的奖项？您的获奖感言是？

　　张元：这是个惊喜。因为本来只是参展，不知道有这个奖。是离开时去机场的路上，得到的通知。这个奖是欧洲院线老板联合根据观众投票和影评人意见评出的。与我以前所得的奖相比，似乎不那么重要，但是我还是非常幸福。因为这部片子，是我过往全部片子中投资最大的（1000多万人民币）、付出精力和感情最多的，也是拍摄难度最大的一部影片——一群3岁到6岁的孩子，最多的时候达到300个。

　　人物周刊：《看上去很美》是参展的唯一的儿童影片吗？获奖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张元：柏林电影节是有一个专门的儿童电影单元，《看》并没有在这个单元里。确切地说，这是一部由儿童来演的给成年人看的影片。国外的评论是这样，我自己也非常清楚。至于儿童，他们也能从中看到很多自己的生活趣味来，也会很乐，但不一定看得懂。我们在编写剧本的时候，也试图用方枪枪（片中5岁小男孩）的视角进行描绘，结果行不通。后来改用成人回忆的视角。

　　在柏林，我和观众一起观看（这）影片，看到观众随着电影一起笑；在美国，第一次上映是在夜里，第二天早上街上有人冲着我们喊电影的名字……观众的反应是非常强烈的，非常喜爱的。孩子们的表演非常好，打动人心。

　　人物周刊：关于儿童的表演，您有什么特别的理解。因为我们看到片中的主要演员年纪都在３岁到６岁之间，这个年纪的孩子，自我意识刚刚开始发育，开始社会化、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学习扮演自己……您是怎么分辨他们是在流露自己还是扮演影片的角色？怎么使他们更多地扮演您的角色？

　　张元：这个问题不仅仅对孩子来说存在，对职业非职业演员都存在。一个人，不管是演谁，都存在自己形象的面具。孩子更是，他是方枪枪也是董博文（方的扮演者），她是南燕也是宁元元（南燕的扮演者）。在拍摄的很多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在看角色，还是他们本人。当我看到宁元元（张元女儿）在画面里跑来跑去，我觉得那就是我的女儿；但后来剪接，我就知道她是南燕。曾经有个电影节的口号说得好——“got reality，forgot reality（得到真实，忘记真实）”。我希望有这样一个过程，在拍摄的时候，让他们尽情流露他们的情感，让他们觉得那就是他们的生活；然后在剪接的时候，尽量忘记，回归到故事里来。

　　人物周刊：影片中，我们还是看到一些中国符号，比如红墙大院。另外也有些社会主义中国过往的一些特别的情境——除了小红花评比的重要庄严性，还比如上百个小朋友睡在一个大屋子里；还有影片中出现过多次的，小朋友们排成一长溜蹲厕所、应着口哨声，挨着个让老师给擦屁股，等等。这些，对国外观众和影评人，有理解障碍吗？或者相反，刚好是很满足好奇心很讨巧的元素？

　　张元：在国外看到观众的反应，也和一些影评人聊过，我觉得他们是读懂了。一些中国符号的运用，比如绿树红墙——外景地在太庙，我是觉得它本身就很美。关于集体主义，关于一个孩子、一个出生时孤独的个人，怎么必然地要融入到一个集体中去，也是影片的主题之一。当然我也希望它们带有某种象征意义。我做了一些寓言化的处理，淡化了时间，希望能不做作深奥，轻松、有幽默感地，让观众有所体会。

　　人物周刊：我看到您博客上转载的国外的影评，说《看》有趣而让人心碎，有淡淡的警觉和苦涩……还谈及影片的社会意义。这些分析说中了您的初衷吗？

　　张元：每个人都是从童年长起来的，但是有很多人都记不起来了。这个故事帮助我们回忆。童年是完整的大人世界的折射，所以它其实也是反映成人社会。比如那种童年人的孤独，也是大人的孤独，不过童年更天真、自然、随性。

　　人物周刊：至今为止，您知道的负面评价是什么？

　　张元：哈哈。会不会负面评价都不当着我面说呢。我当然希望听到批评。对这个影片，我给孩子们的表演打100分，大人的表演打95分，工作人员90分，我自己80分吧。

　　人物周刊：据我观影的感受，我猜测会有人觉得故事情节没有推进、没有高潮，有些平面化、细节化，而因此显得结构模糊、缺乏冲击力。

　　张元：我就是这样设置的。也可以说，我不希望它是一个线性的故事；而是由很多小故事组成、在生活细节的积累上完成的，也不想编造一些大起大落的情节。结构是内在的、细腻的、含蓄的。

　　人物周刊 ：去年就听说您有意拍摄王小波的《黄金时代》。现在进展如何？

　　张元：报批过一次，没有通过。如果拍的话，我希望不做删节，反映原著的全貌——这个难度就很大。我们现在没有明确的审查标准，这是中国电影人除了市场、资金之外面临的特殊问题。我也很无奈。

　　人物周刊：关于您的定位，有种说法是，您已经从“地下”到“地上”，由“边缘”到“中心”，甚至由“艺术”到“商业”。

　　张元：我今天工作的状态也和过去确有不同。比如资金来源，以前主要靠国外的奖金、资助，现在来源更广一些。从《过年回家》开始，我给自己提了个要求，就是要让自己的电影面对国内的观众。毕竟这是自己生活的地方，即使是摸着石头过河、带镣铐跳舞，也必须如此，否则我有越来越强的脚支不到地的感觉。我需要反馈，它可能帮我找到更真实的东西。

　　人物周刊：说说您的自我评价。您自我评价参照系是什么，您和谁比。

　　张元：前几天一个德国影评人问了类似的问题。他很困惑，我拍过的片子，《妈妈》、《北京杂种》、《绿茶》，《疯狂英语》，很难归为一类。我的回答是，我是个非常不成熟的导演，到今天，我也不认为自己定型了，是个形成了自己风格的导演。我拍什么怎么拍，是给自己找兴奋点，没有一定之规。而且我也不认为有什么大师存在，也不特别景仰。我不大相信有完美的东西，我喜欢有缺陷的东西，只要它包涵了新的元素，带来新的感觉。

　　人物周刊：您好像对于自己、作为电影人，以及对电影本身，都没有强烈的非此即彼的态度。这是一种生活策略吗？

　　张元：我是真的觉得电影……仅仅是电影本身。现在把电影看得太重了。这种看法可能有渊源，比如从前把它看成革命啊、宣传的工具啊。但实际上电影能影响多大？真能改变人的灵魂和生活吗？我自己是干这个的，我也干不了别的，但也还是觉得情况没那么严重、没那么神圣，不必那么夸张。当然我反复强调这个，就是觉得理想的情况应该是，什么电影都可以拍、都可以让观众看。没什么大不了的。

　　人物周刊：尽管您这样淡泊，但我还是得问一下，您怎么看中国电影人的奥斯卡情结。

　　张元：方枪枪在幼儿园要争小红花，导演要争奥斯卡、金熊银熊，性质都是一样的。（您自己没有为此奋斗和改变吗？）之前没有。不过，好啊，今后我也学方枪枪吧。

　　人物周刊：还有就是，评价一下您的两位著名同行，陈凯歌和张艺谋，他们的新作吧。

　　张元：《无极》我觉得在很多方面都是个未完成的作品，虽然里面也有些打动我的地方。《千里走单骑》故事太离奇也太简单了。

　　人物周刊：您觉得他们找到自己的位置了吗？

　　张元：我不太清楚。从这个意义上讲，前面谈的关于电影的，也可以是针对他们俩的。电影就是电影，导演就是导演。觉得是别的什么，我就不太相信了。对一个人来说，幸福可能更多来自对智慧的追求，而不是对位置的。

(责任编辑：丁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