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桦是第一位在国外拍戏的中国导演。1990年夏天，他在纽约排舞台剧《傅聪和傅雷》，认识了王国兆带着来看戏的李安，两人从此成为朋友。当时，李安刚刚完成《推手》。

　　拍片子就跟写文章一样，文如其人。你无法在李安身上找到所谓的“性格”，他的性格，是一种没有“性格”的性格。他身上体现的就是东方文化人的特质。

　　我去看他拍《卧虎藏龙》，在片场，当时有一个镜头，杨紫琼坐下，负责服装的人已经把她的衣服摆放好，忽然李安的节奏就变了，“啪”地站起，说“不对”，迅速跑过去把她的衣服拽好，接着拍。章子怡光是一个镜头，李安就跑上跑下，让她演了7遍。我们导演一般不会像他这么折腾。李安对现场所有的东西都非常清楚，同时知道该放的就得放。《卧虎藏龙》的打戏，他就是完全交给袁和平去做的。

　　李安很重感情。他不是很善言谈，比较腼腆，但对朋友特别好。去片场看他，他都忙着给你搬凳子，倒咖啡，做这些很琐碎的事情。虽然是最好的华裔导演，也没有什么派头。他在北京拍《卧虎藏龙》的时候，病得很厉害，不停地咳嗽。第二天，我带了几盒“金嗓子喉宝”给他。他一接过去，就跑开了，原来他跑去拿给章子怡，她也在咳嗽。他对演员很关心。当时，我跟他说，另外一个导演胡天明在隔壁拍电视剧，他马上说你带我过去吧，把胡天明乐得很开心——很有面子嘛，一个大导演在病中还主动跑去看他。

　　我们一起吃饭时，他会不时地给家里打电话，交代、商量家里这个事那个事。他是个很顾家的人。他面临的诱惑是非常多的，所以我说，文如其人，一个导演要有人格力量，在各方面都要优秀，李安就是这样的人。我们这个圈子里有两种人：一种人原来是这个样子，过5年10年出名了，就完全变成另一个样子；还有一类人，经过10年20年，做好做大了，还是原来的样子，譬如李安、吴宇森和谭盾。　　

　　你猜李安讲了什么？

　　■贾樟柯

　　有机会跟李安见面，是在伦敦电影节。那一年的伦敦电影节正在放他的《卧虎藏龙》。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美国著名影评家汤尼·雷恩。一天傍晚，汤尼·雷恩说，带你去见一个中国朋友。我们穿过伦敦的大街小巷，到了一座很阴暗的建筑跟前，进去以后才发现高朋满座，李安就在那儿。第一印象是李安特别瘦弱，从他的眼睛里你能感觉到他长期缺觉。当时我问他是不是特别累，他说因为跟着《卧虎藏龙》做宣传，基本上没怎么休息。然后他谈起了我的电影《站台》，他在纽约已经看过了。之后我们聊了些中国电影的现状，和各自喜欢的中国导演。这期间我去了趟洗手间，回来之后就看到汤尼·雷恩看着我笑。人越来越多，李安的那个特别能言善道的犹太人编剧，正在那儿说，《卧虎藏龙》其实是武侠版的《理智与情感》，李安把西方人容易接受的概念和中国的武侠结合起来了。

　　以前我们一直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到头来，我们的电影竟开始编造所谓的“民俗”，偏离到一个很奇怪的方向。但李安的电影一直在讲一种共性。我记得李安曾说，他在美国是一个中国人，在中国是一个美国人。我不太同意他的说法，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受了很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人。他先是在台湾读书，再去美国。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延续在海外是没有被中断的，他们没有经过“文革”，没有经过“革命文艺”的改造，所以李安身上的这种文化传统没有因为去美国读书、接受西式教育而消失，他身上早已深深打上了最基本的中国人的人文道德的烙印，中国人对事物的看法对他影响至深。他站在传统文化的角度，看到中国人几千年的深藏在血液里的处事方法和处事哲学，看到中国人做事情的方法，中国社会里面的秩序。他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角度，一个很平静的角度。李安的电影能够取得这样好的成绩，我一直认为，是因为他很清楚中国人生活里面的人际关系和诸般困境，这种困境《喜宴》里有，《卧虎藏龙》里也有。人们往往觉得李安看起来像是一个非常儒雅文弱的书生，其实他有很强的意志力，他拍《卧虎藏龙》的时候，经受了很多压力，包括长时间的等待，最后他开创了武侠片的新格局。在对传统文化价值作判断时，他比我们敏感了很多。

　　那次见面，他讲了非常多的拍电影的经验。分手后，汤尼·雷恩问我，你猜你去洗手间的时候李安给我讲什么呢？我当然不知道。汤尼·雷恩告诉我，李安对他说，你作为一个影评人一定要爱护贾樟柯，因为他很有才华，很不容易。汤尼·雷恩讲到这个的时候，我内心非常感激。作为一个同行，作为一个前辈导演，他对一个新导演有这种关心，挺让我感动的。这也符合他的性格，他不会当着我的面说这话，而是在我不知道的时候跟别人讲。所以尽管我并不很熟悉李安，但透过他的作品，加上跟他的有限交往，能感受到一种同行之间的亲密。可能因为大家有共同的使命，所以那种亲近感是油然而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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