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45岁的马胜利还只是石家庄造纸厂销售科的科长。他所在的这家国有企业已经连续3年亏损50万元以上，是当地有名的破落户。而此时，正逢国家进行经济体制改革，马胜利以“实现年利润70万元”的豪气承包了他工作了9年的造纸厂。

　　他在承包了造纸厂后，推行“层层承包，责任到人”的管理方法，使长年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家国有企业，很快就扭转了亏损局面，当年就盈利140万元，第二年又盈利180万元。承包4年，利润增长21.94倍。到1987年的时候，他竟承包了全国100家亏损企业。

　　辉煌时期的“马承包”曾4次受到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当选为中共十三大代表，荣获全国轻工劳动模范、中国优秀企业家、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等荣誉称号和两次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时世造英雄，马胜利的成功离不开特殊的时代背景。

　　那是一个靠炒瓜子、缝衣服就能成功的年代。无论是年广久、步鑫生，还是马胜利，他们都曾受惠于那个年代。物质生活资料的匮乏为他们创造了巨大的现实需求，而新的生产关系由于代表新的生产力发展方向而具有一往无前的巨大能量。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他们成功了。

　　当时的马胜利身上既有着深深的时代烙印，也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征。

　　他曾这样自述当年承包100个造纸厂的标准：“首先是亏损的，你这企业亏损不亏损？亏损，开得了工资，不包。开不了工资亏损的，我就包了。我包了100个企业，没有一家不亏损的，我就要这个劲。”马胜利当初的许多举动现在看来可能有些哗众取宠，甚至不可思议，但在那个年代，他是无比真诚地信仰这些。“当时来讲我老马就是大公无私的。后来《人民日报》有个头版报道，老马是出于公心，就是一心为公，你越说这个，咱就越来劲。”

　　时代给了他成功的机会，但似乎也膨胀了他的个人英雄主义情绪。

　　许多年后，他这样回忆：“我那时好胜心强，个人英雄主义，承包对象必须是亏损企业。先是把厂里中层领导派出去，最后连班组长、工人也派出去了。结果外面的企业没搞好，还累及大本营。”

　　　1991年5月，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宣布解散。4年之后，马胜利被上级主管部门免职。拿着每月135元的退休金，他黯然回家。虽然最终的审计表明马胜利在经济上是清白的，但这个原本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突然间所有的待遇都被取消。最困难时，马家天天吃大白菜。

　　后来又在街头卖过牛肉包子的马胜利，回望来时路，竟然有些无法理解当初的自己。

　　“今天我在想，当时为什么你老马，特别是我后来惨到卖包子的时候，当初那钱，老马，为什么你自己就不留着？”现在的他，即使是自己敲着脑袋也想不出当初怎么会把将近500万的承包奖金，又是交党费，又是救灾区，还给托儿所，但自己却一分都没有留。而事实上，当年的他是多么坚定地相信自己应该大公无私地为国家做贡献。

　　2003年，对65岁的马胜利而言，可能是人生的一个新的开始。只是这次，曾经得过7大箱奖状的他，理想已然变成了要做亿万富翁。马胜利这么想本无可厚非，但在这强烈的反差背后，是否还有一些更加耐人寻味的东西呢？

　　是时代变了吗？还是说人性正在自然回归？恐怕都是，但又不全是。

　　一个经历了20余载沧桑变故的中国改革风云人物的今昔对比，留给我们的是不尽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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