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当下高校教育高收费和乱收费问题，《新京报》与北大、复旦等国内七所名校的掌门人进行了对话，全国政协委员、中山大学党委书记李延保认为“笼统地提高校乱收费不合适”，他觉得“实际上，现在的收费项目已经非常少了”，并“语重心长”地提出：应该更理性地看待当下的高校收费问题，现在很多人用农村的平均收入和高校学费相比较，这样是不太合适的，应该营造一种更理性的氛围。（3月7日《新京报》）

　　我知道，李书记这番话并非无的放矢，两条“用农村收入和高校学费相比较”的新闻曾广泛传播：一个本科生4年的学费，相当于一个贫困县农民35年的收入，这还没有考虑吃饭、穿衣、医疗等费用；一个4口之家的西部农村贫困户家庭，即便有3个身强体壮的劳动力，一年的纯收入也供不起一个大学生。李书记的意思很明显：农民太穷了，不能拿最穷群体的收入来衡量高校学费的高与低，高校收费应该有一个较高水平的基准线。

　　笔者觉得这样的“理性”非常残酷。农民是当下中国社会的“最少受惠者”，农民占有中国人口的绝大部分，教育差不多是农家子弟摆脱贫穷、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惟一途径，拿他们的平均收入来衡量高校收费怎么就非理性了？换句话说，基于农民的弱势地位，拿农村平均收入来比照高校学费应该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基本良知，高校收费应该时刻不能忘记这个基准线——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基准线，它关系到社会最基本的公平。

　　中国不是一个发达工业富国，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国家，农村占了这个国家的绝大部分疆域，以农业为生的农民占了这个国家绝大多数的人口，如果高校的收费让这个国家绝大多数的人读不起大学，这样的收费能算不高、这样的教育能算成功吗？媒体拿农民收入来比照高校收费，其实就是出于这样一种良知，当下的高校收费已经高得让这个国家大多数的人不堪重负，3个身强体壮的劳力都供不起一个大学生，何况一般农村家庭。

　　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基于资源的贫困和发展机会的狭窄，教育差不多是农家子弟摆脱贫穷、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惟一途径，高校收费如果放弃对农民收入的基准性关怀，也就制度性地把农民排斥到了“念得起大学”的群体之外，他们靠什么摆脱代际的贫穷？前段时间媒体曾报道过“富裕被垄断、贫困在代际间转移”的现象，我想，很大一个原因正在于教育通道的堵塞，因教致贫，因贫不能受教。大学不是简单的知识传承，它还承载着调节贫富差距的社会功能。

　　拿农民收入衡量高校学费，这不是一种简单的比较，而是在底线选择中体现着一种基本良知，它包含着对弱者的生存关怀，对“最少受惠者”的发展关注，对大学高收费、乱收费的道德自省——“3个劳力供不起一个大学生”的鲜明对比时刻提醒着我们：政府欠农民的太多，教育欠农民的太多，高校收费让这个社会的绝大多数人不堪重负。如果提高基准线，以城市中产收入衡量高校收费，收费是“显得”低多了，可中产之下那些贫困的农民兄弟呢？

　　□曹 林 （北京 媒体从业者）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