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全球化悖论：在焦虑中成长

　　本报记者 刘 晖

　　世界是平的吗？即使是，也可能是一个倾斜的平面。

　　多重镜像正交织在处于ＷＴＯ过渡期最后一年的中国身上。变化是如此之快：当初中国开放时希望“世界改变中国”。而现在，“中国将如何改变世界”却成了主题。

　　从被动卷入“世界的旋涡”，到主动进入世界贸易体系，百年中国的历史混合着对“世界”的创伤记忆和浪漫想象，但最终会落到现实博弈上。“北京共识”引发的是“中国奇迹”的讨论，而与"中国制造“相匹配的”中国价格"却备受争议。

　　焦虑，本意是“狭窄、被束缚”，当世界的大门打开，新疆域并非就会顺理成章地到来。在中国这个“全球化最大的实验室”当中，现代化作为“普遍的溶剂”中，正改变竞争的底色。对于中国企业，不仅需要重新定义对世界的想象，更需要寻找新的竞争力，在焦虑中成长，在悖论中寻找平衡。

　　规则之重

　　欧盟贸易委员拉米曾经惊奇，在中国很多偏远地区，都知道“ＷＴＯ”这个词，有的了解程度比一些欧洲人还深。

　　且慢乐观。这并不代表我们对世界游戏规则的运用已经有多深。在世界对中国形象的投射和中国对自己的命名中，仍然存在着差异。

　　在目前的世界贸易体系中，中国既是一个产品特别是低附加值产品的供给者，也是一个资源的大量需求者。这既是“中国奇迹”产生的原因，也是“中国制造”面对天花板的结果。

　　在这里，无须讨论成因，因为在改革开放初期，相对于普遍的贫困，选择空间并不大，没有“完美的选择”，有的只是“不太坏”的或者“最不坏”的选择。“8亿件衬衫换一架波音飞机”这句话，其实暗含着两个含义：首先是因为变革，才有了生产和销售8亿件衬衫的能力；其次，中国还处于发展中阶段，在世界贸易中，中国并非利益的完全获得者。

　　而从自身的角度，作为供给者和需求者，中国企业的话语权应该如何增强？

　　以纺织业为例。从今年１月１日起，中美签署的《关于纺织品和服装贸易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生效，而且将持续到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１日，为期三年整。这个备忘录的签署，应当视为中美纺织品贸易危机暂告一段落。在条款中，中美双方纺织品企业的利益得失大体轮廓已定，对于中国企业来说，“特保”冲击已免，但对“中国制造”的遏制难除。美国纺织组织协会仍然指责中国操纵汇率和采取多种不公平的贸易手段来提高产品竞争力。

　　不独纺织业的情况如此，还有彩电业。作为“中国制造”的另一代名词，当年大批彩电出口美国，但国际化的喜悦未消，就遭受申诉。一个成立才６年的彩电装配公司以“不公平贸易”为名，要求对中国彩电产品征收８４％的反倾销税。“市场经济地位”成为整场诉讼的关键所在。

　　在ＷＴＯ的反倾销过程中，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往往采用第三国替代的办法，即采用与出口国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当的市场经济国家的成本数量来核算，计算所谓的正常价值并确定倾销幅度，施以对应的税率。这次选择的替代国是彩电生产量极少的印度。

　　在经过两轮调查后，美方虽然对于一些具体企业的税率进行了调整，但总体认为中国彩电业对美国彩电业构成了实质性损害。在整个过程中，中国企业从当初的仓促应战转为协同作战，可圈可点之处不少，但缺乏对国际诉讼环节的了解，却也是不掩的事实。

　　反倾销的名单还可以拉出一长串：鞋帽、五金、家具等等，而提出反倾销的国家不仅包括诸多发达国家，也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于反倾销，中国制造的低价格看起来还可以置入逻辑链条当中，但是为什么对于上游资源的掌控，中国企业同样没有获得话语权？

　　去年的铁矿石谈判中，以铁矿石涨价７１．５％告终。而此后，形成一系列的连带效应，钢铁涨价并波及下游的家电、汽车业等行业，最终向消费者传导。事后，有业内人士分析中国企业铁矿石的采购状况：中国从１９９６年起，钢产量突破１亿吨，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一，但是直到２００４年，才第一次出现在与必和必拓等国际铁矿石巨头讨价还价的谈判席上。而且，国内钢铁企业数目虽多，却散乱不齐，缺乏集中还价的实力。因此尽管连续多年中国到钢产量位居世界首位，作为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中国仍不具备对价格的话语权。

　　对于ＷＴＯ成员来说，关税壁垒等贸易限制手段的作用十分有限，但是技术手段等非关税壁垒成为了平衡贸易的重要手段，包括技术法规和积水标准，严格的包装和劳工保护要求，对保护环境和人类健康的绿色壁垒等等。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不仅要拓展中国制造的物理空间，更要创造中国企业的价值区间。

　　资源不是能力

　　“中国制造”存在着双面的神话：一方面是低成本劳力的持续幻象；另一方面，是对“中国制造”的价值区间的固化思维。

　　创新所需要提升的是整体能力，包括将技术转化为具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价值分布在要素的各个环节，而不仅仅是人力成本环节。如果不把资源转换为能力，中国企业将永远缺少竞争优势。

　　世界级的企业已有先例。沃尔玛的采购和成本控制十分有名，但是它的利润率比同行业企业要高得多。戴尔将成本、质量与服务“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改变了ＰＣ市场的规则。当人们在讨论“拯救底特律”的时候，往往将高企的养老金视为拖垮美国汽车业的关键所在，但是对于丰田，其人力成本并不低，为什么却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结果？

　　不要再为表象着迷：在沃尔玛的全球采购能力背后，在戴尔的直销模式背后，在丰田的精益生产背后，是整体的系统能力，拥有这种能力才能为客户创造价值。

　　对于这一点，华为的作为对于“中国制造”颇有启示。在任正非的带领下，这个企业不仅具有非凡的产业洞察力和想象力，对国际游戏规则的理解和运用也深谙在心。

　　在技术研发方面，华为从电信设备贸易商转为一系列技术的专利拥有者，转型之快可以说与世界级企业同步，虽然在基础科学方面，华为与贝尔这样的企业还有很大差距，但是在应用方面，可以与世界巨头比肩。在管理方面，华为相信不要干“重新发明轮子”的蠢事。而是通过“先僵化、后优化、再固化”的方式，提升系统的管理能力，“削足适履”看起来不可理喻，但是对于中国文化中的“差不多主义”和好变通却有克制之效。正是在这种改造之中，本土资源的植入才不至于变形。在和国际公司比如说３ＣＯＭ等公司的合作中，华为用国际游戏规则，顽强地将触角伸到了世界各地的市场。

　　尤其是在应对思科的诉讼中，华为不仅用３ＣＯＭ总裁来现身说法，而且选择用“美国的方式，在美国当地打赢官司”，更是明智之举。但仅仅是这样还不够，华为从１９９８年开始在组织、流程、财务、人力资源、质量控制方面进行管理变革，而且在产品研发方面，都按照是否违反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是否通过申请专利保护企业利益，而进行严格的自我检查。虽然华为的管理还在从“形似”到“神似”的转换过程中，但这种内功确实非一般的"中国制造"企业所能为。

　　在当初的彩电业倾销调查中，美国商务部对中国彩电企业的调查可谓严格。针对企业，开出了几百页的调查问卷，涉及到成本的方方面面，包括制造中使用的每一个零部件、螺丝钉和消耗性材料等等，此外，还要对这些物件提出来源解释与证据。

　　“中国制造”的崛起已为世界瞩目，中国需以善意沟通，但是未必每一个地方会以善意待之。中国企业必须具备滴水穿石之功，坚忍不拔，熟悉新规则，提升整体能力，才有可能获得新的价值区间。

　　积极变量

　　对于每一个民族国家的地图，自己的国家都位于世界的中央，这是观察世界的一个角度，也是建立想象共同体的基本方式。全球化看起来无远弗届，但是民族国家的边界和利益并没有消失。全球化恐惧症和全球化幼稚症在逻辑上都属于迷思：似是而非，却信以为真，都认为“开门”或者“关门”就能解决问题。

　　因此，企业提高竞争力是一个问题，而在全球化的真实游戏中，国家的角色至关重要。在后ＷＴＯ过渡期，非合作博弈如何走向均衡博弈才是理性务实之道。

　　今年年初，美国商务部宣布，２００５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达到２０１６亿美元，比２００４年上涨了２４.５％。对于这一结果，美国国会有参议员甚至提议废除中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ＰＮＴＲ）地位。

　　“中国制造”真的在“窃取”美国的就业机会吗？还是这只是新一轮“寻找替罪羊”游戏的轮回？

　　摩根士丹利的研究表明，在过去十多年里，中国出口的真正动力是由总部设在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精心制定的外购战略。换言之，中国日益强劲的出口机器上，其实贴满了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标签。

　　其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认为：如果世界经济一片繁荣，那么中国的高速增长就会大受欢迎。但是在全球经济仍然低迷的时刻，市场份额就成了非常稀有的商品。对竞争地位的任何威胁，加上就业缺口的问题，就可能触发充满敌意的反应。这些压力就像茶壶里的蒸汽一样，最终会释放出来。“寻找替罪羊”的危险游戏就得以推动。

　　对于中国自身来说，进入了ＷＴＯ俱乐部，就要不断承受压力。如何转换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如何刺激消费，仍然是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有经济学家认为，中国４０％的高储蓄率不可能持久，“人口红利”不可能永远透支，环境的负载也接近临界点，这种判断过于沉重，但是如果把它理解为对中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警言，也许可以更平心静气地获得变革的远见。

　　从世界贸易体系的发展历史来看，１６世纪航海发现引发了洲际贸易，主要是贵重物品和奢侈品的交换阶段；后来的蒸汽船带来了农产品和矿物的洲际贸易；２０世纪中叶可供远程贸易的商品从大宗农产品扩展到普通工业品；现在光纤和互联网正在带来第四场变迁。但是，前三次世界贸易的特征仍然叠加其中，尤其是对于中国这个发展中的国家来说。

　　在一个复杂而且动荡的世界贸易体系中，中国需要更多的智慧和勇气，成为世界贸易体系的积极变量。

(责任编辑：胡立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