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保险报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的跨地、跨省流动越来越频繁，改革现行歧视性的户籍和学籍管理体制的呼声越来越高。在过去一两年里，公安部多次表示正在加紧起草意在促进人口自由、合理流动的户籍法，可是人们却一直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楼。

　　2006年两会，民建中央提交党派提案，建议政府应把实现农民工市民化，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家的重要任务，提上议事日程，让农民工早日享受市民同等待遇，这种市民化可从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农民工子女着手。

　　对此，公安部有关人士认为，鉴于目前城乡差别的现实局面，农民工户口放开不可操之过急。“现阶段城乡差别太大，户口放开后，大量农民工会涌向城镇，不论是小城镇，还是中小城市，其自身实力都无法招架，都无法解决随之而来的社保、就业、教育等多方面社会问题。”这位人士表示，在美国等经济发达国家，农民工市民化早已成为事实，但其城乡间生活质量没有明显区别，所以不少农民并不愿意进城当市民，“如果我国农民也不把进城当‘市民’作为改变终生命运的大事，不会涌向城市，那时才是取消农民工户籍限制的恰当时机”（《新京报》2006年3月5日）。原来所谓户籍法，敢情唱的是空城计。

　　按照这个逻辑，也许中国人永远等不来自由迁徙的那一天。因为城市户籍不开放，农民的人口将减少得非常缓慢，以人均不足一亩地的小农经济跟城市的现代化大工业相竞争，何时能有“城乡间生活质量没有明显区别”的那一天？

　　再说“大量农民工会涌向城镇，不论是小城镇，还是中小城市，都无法解决随之而来的社保、就业、教育等多方面社会问题”，事实真是如此吗？

　　首先，中国人进城的前提条件就是城里有比农村收益高的工作，而不是因为城里准备好了吃的、穿的、住的和失业、养老、医疗保险，等着他们不劳而获去享受。这样，“大量人口进城会带来就业问题”其实完全颠倒了事实关系；其次，随着人口老龄化步伐加快，中国的养老保障模式正在由现收现付模式转向完全基金模式，最近社会普遍关注的“做实个人养老账户”即是为此做准备。也就是说，将来的养老主要不是由同一时代年轻人为老年人付养老金，而是要由年轻人现在开始就为自己的养老做准备。但目前，上一代人的养老保障缺乏问题仍需我们这一两代人来“现付”。进城的绝大多数是年富力强的青壮年，他们的到来，不是在增加养老、医疗等保险的负担，而是在为现在已经步入老年的城市老人作贡献；第三，教育问题的确是各城市政府必须直接面对的大问题，但是根据现有规定，即使户籍问题没有解决，人口流入地政府也一样要承担流动人口的义务教育职责。因此，户籍改革本身并不会给人口流入地增加实质压力。而且，外来人口在购房等过程中也往往给了当地教育巨大的支持。像我所在的小区，七栋楼1700户左右，开发商就花了几百万元盖了一座漂亮的12班小学无偿送给当地教委，这些钱可是全都来自我们这些业主。

　　事实上，今日中国，户口对于成年人来说几乎已经没有任何用处。我过年回乡，看到很多“三栖现象”：在外打工的，稍有成就，一般是在农村老家有一处老屋；在当地县城盖一栋别墅，雇一个保姆或由家中老人照顾孩子读书；在实际工作的地方或买或租一套房。他们并不愿意在城市长久地待下去。至于户口在哪里，也根本无所谓。而那些不那么成功或者打工所得仅够养家糊口的，更是迟早要回到家乡去，因为城市的生活成本太高，无论从物质上还是从精神上，都不是他们安身立命之地。城市终归是年轻人的天下。

　　但是孩子就不同，户口有时对于他们性命攸关。这是因为中国不合理的高考制度跟户籍捆绑在一起，教育又高度垄断导致私立大学不发达。户口成为流动孩子高考的最大障碍。

　　综上所述，包括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户口的全面放开在中国其实已经不应有任何障碍。面对这种情形，我们不妨采取民建中央委员们的建议：优先让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员迈过市民化的“门槛”，而他们的父母和爷爷奶奶辈则无所谓。“80年代后”对城市的认同感较高，在思想意识和生活习惯上也基本上与城市居民相融了。更重要的是，他们面临着切实的高考权利，另外，这些在城市长大的“移民第二代”已经没有“原乡”可回了。如果城市对他们一味采取排斥态度，等他们这个群体一起来“排斥”城市的时候，城市将会遭遇巨大的灾难。这一点，绝非危言耸听。因为一个人、一个群体对待社会的态度和方式，通常是由社会对待他们的方式决定的。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