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文魁

　　最近，关于改革的讨论似乎比较热烈，一些倾向改革的学者和评论人士担心改革停滞甚至忧心改革倒退。我认为，讨论十分正常，担忧则大可不必，因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想停也停不了。

　　目前改革停滞了吗？所有制改革可以说是我国经济改革中最重要最关键的领域之一，不少人觉得国有企业改革基本停摆、民营经济受压，甚至有些人认为2006年将是民营企业的卖身年或者是国进民退年，等等。其实现实情况与舆论感知并不一样，有时候现实是静默的，而舆论所感知的是喧哗的。

　　过去一段时间里，许多地方都加快了国有企业改制的步伐，像东北三省这些国有企业比较集中的地区，以及北京这些国有企业改制比较迟缓的地区，都在2005年加快了改制，而且现在连大型国有企业的改制也在推进，比如徐工机械这样的大型企业，甚至可以算得上是行业的龙头企业之一，也在2005年迈出了改制的实质性步伐，计划把85%的国有股出售给境外的投资者，这在若干年前是难以想象的。不少已改制企业也在不断进行深度改制，即那些已经实现改制但保留了国有股的企业也在根据情况继续减少国有股的比重。

　　民营经济发展的确受到了2004年宏观调控和一些民营企业老板“出事”的影响，但和以前相比，这一次的影响可以说是最小的，而中国民营经济的生命力就是那么顽强那么百折不挠生生不息，它不但会继续自我发展，也会继续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最近公布的全国经济普查结果表明，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以及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许多人想象的要高得多。外资经济就不用说了，现在一年有600亿美元的外商投资，各地招商引资热情还在不断高涨，看不出任何偃旗息鼓的趋势。

　　有了所有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市场化的进程当然就不可逆转了，而所有制改革无疑是放松政府管制的最直接最有力的力量，就像胡戈的馒头解构陈凯歌的无极一样，有一些叛逆、轻佻和冒犯，但解构本身的流行，没有人挡得住。想想吧，历史上当政府要求乡镇企业不要同国有企业抢原材料、要求私人粮商不要扰乱流通秩序的时候，我们是多么悲观，而现在的结果是什么呢？是管制被解构了，是市场化了。现在还有那么多的审批和管制，的确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建立，但我们不担心审批和管制能否被解构掉，而是担心这样的解构方式是否会导致权贵市场经济。

　　经济改革向前挺进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为其推动力量来自于草根而不是来自于所谓的精英。那么有什么样的强力能够抑制如此蓬勃的草根力量呢？因此，现在的经济改革是想停也停不了，但行政体系和社会体系的改革却存在不确定性，而行政体系和社会体系改革又与经济改革相关联。我认为，行政体系和社会体系改革的不确定性及其所引致的经济改革的不确定性，将主要来自于传统精英利益集团的消解或转型能否顺利进行。

　　改革二十多年来的历史，其实就是传统精英利益集团不断消解或转型的历史。所谓传统精英利益集团，大概有这么几层意思。第一，这些群体的人是传统社会的精英分子。我说的传统社会，指的是过去的农业社会、单通道官僚社会、计划经济社会、高度管制社会，等等。第二，每个群体有比较一致的利益和利益实现方式。第三，每个群体的人能形成集团，具有联结纽带和利益诉求手段，更具有抵制触及他们利益的改革的办法和较强的谈判能力。如果传统精英利益集团在其传统利益受到损害时抵制改革，改革就会陷入胶着状态，如果传统精英利益集团能够顺利消解或者转型，改革推进就快。

　　70年代末、80年代初推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改革所面对的传统精英利益集团是大队和生产队干部，这是一个数量庞大的阶层。尽管一些地方的农村基层干部发动了改革，但许多地方的农村基层干部却不情愿“分田到户”，很简单，这削弱了他们的权力和利益。为什么“分田到户”能够全面实现？是因为这个集团被高层的强力和广大农民的群力消解掉了，其中一部分人转型成了乡镇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广大农民的群力为什么那么厉害？首先是普通农民的人数比大队生产队干部人数多得多，其次因为“分田到户”不过是回到合作化和人民公社之前的本来状态，农民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

　　在80年代给国有企业放权让利的时候，改革所面对的传统精英利益集团是行业主管部门的官员群体，当时有句话叫做“中阻梗”就是这个意思。这个集团现在基本上也实现了转型，变成了控股公司和协会的人员。当然这个转型的成本比较高，甚至以体制上的妥协为代价。而现在国有企业改制所面对的传统精英利益集团不是别人，而是以管理层为代表的国有企业内部人。国有企业内部人也属于传统精英利益集团吗？没错，他们在传统社会里抱着“铁饭碗”并有着明显的优越感。过去几年中小国有企业改制时，许多地方选择了以内部人持股为主要特点的“内部型”改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样有利于这个集团由名义上的主人翁和永久就业者转型为股东，从而消除他们对改革的抵制，当然这种办法的代价也包括卖价较低等问题。

　　现在，当改制越来越多地由“内部型”转向“外部型”的时候，如何消除“内部人抵制”就成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国有企业内部人都属于传统精英利益集团，而缺乏像普通农民那样的数量庞大的不属于传统精英利益集团的利益相关者，所以国有企业改制当然比“分田到户”麻烦得多。内部人对“三铁”的留恋情结与社会上防止国资流失的呼声可能会结合在一起而导致改制受阻，好在政府和国有银行越来越不愿意给国有企业输血，而且地方官员根据过去二十年的经验已经对许多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不再感兴趣，所以改制在大部分地方的完成是可以预期的。大型央企的改制当然会慢一些，但一定要破除垄断、开放市场，并且停止不合理的扶持，这样就自然会改革了。

　　而行政体系和社会体系中的传统精英利益集团的消解或转型要难得多。政府官员群体和事业单位职工群体都属于传统精英利益集团。特别是中国的事业单位有近100万个，职工约3000万人。这是一个高学历、高职称、高地位的群体，诉求能力、谈判能力和话语权都非常强。政府官员应该从行使管制权力的群体转型为恪尽服务责任和接受社会监督的群体，事业单位职工则更复杂一些，但他们的绝大多数应该转型为一定程度要从市场取得收入并面对市场不确定性的群体。没有政府官员群体和事业单位职工群体的转型，教科文卫领域就仍然会是计划经济的堡垒，放松管制就仍然是行百里者半九十。是谁会更喜欢由国家包办一切、国有体制一统天下的医疗卫生体制？表面上看起来会是老百姓，实质上会是医疗卫生系统的工作人员。所以他们能否转型才是问题的关键。他们的转型肯定需要与国家讨价还价，这才是真正需要我们认真研究的问题。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

(责任编辑：孙可嘉)